前辈的抗战之十一：永城抗日烽火的助燃者
来源：永城历史网 作者：徐诚   2017-07-11 14:50:44

永城抗日烽火的助燃者

——记父亲徐风笑和母亲邵崇真在永城的抗战足迹

徐 诚

　　【人物简介】

　　徐风笑(1989.10.30—1986.11.17)，安徽省宿县临涣区徐楼村人。192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临涣党支部书记、宿县县委书记、宿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区委委员。1929年1月赴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两年，回国后与党失去联系。1936年3月返乡，投入抗战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任临涣抗日敌后援会主任，组织抗日自卫队。1938年4月，参与组织一支抗日游击队，后并入豫东国民党抗敌三总队，任政训处长、政治部副主任。年底与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9年初兼任永城县政府科长、5月任中共永城县第一任抗日政府县长兼抗日自卫军司令。1940年春，重新办理入党手续。1941年初任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常委、司法处长，淮北行政公署委员、常委、司法处长、高等法院院长、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在淮阴市任苏晥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副院长、边区政府党总支委员、党组成员，直属新四军黄河大队中队长、大队长、政委及党委书记，河南省政府委员、司法厅厅长兼省法院副院长。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武汉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政协一至五届副主席。文革中受到审查批斗。1986年11月17日，病逝于北京。

　　邵崇真(1904.5.13—1998.1.6)，安徽宿县县城人。幼年丧父，家中没落。毕业于合肥市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后在小学任教。北伐战争开始，她组织妇女协会做妇女工作，宣传妇女放足、学习文化，反对旧式包办婚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宿县临涣区第一任妇女协会主任。1927年8月创办临涣镇区立女子学校，作为党的秘密活动点，她任校长，领导农民和广大妇女参加反恶霸地主的斗争。1928年9月与徐风笑结婚。1929年后在宿县、颖上县教书，因散发“八一”南昌起义传单被敌人追捕，流浪到济南、长清、日照、涡阳等地教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返回老家徐楼村。1937年重回临涣任教。1939年到河南永城县参加抗战，从事民运工作。1940年2月被选为永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1年3月5日被国民党顽军逮捕，幼子在从洛阳往西安集中营押解途中惨死。1945年3月才辗转回到淮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任苏晥边区政府门诊所、清江市大众医院药剂员，曾荣立“一等功臣”称号。1947年5月重新加入共产党。解放后，任河南省政府、中南地区卫生部门诊所司药、武汉市二医院司药。离休后在居委会任副主任。1998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走上革命之路

　　父亲徐风笑出生于安徽省宿县临涣区(现属淮北市濉溪县)徐楼村的一个中医世家，到我祖父徐从谦这一代，已是第4代。曾祖父在当地有些名气，因此方圆上百里地，各个文化层次的人都来家中看病。加之曾祖父又喜欢交友，故家中客人不断，使得生于穷乡僻壤的父亲，也就能有机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

　　平时，父亲从来客的谈话里常听到清朝末年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听到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事及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父亲幼小的心灵影响很大。他读私塾有时也能读到时事新闻或梁启超的《中国魂》、《少年中国》等作品，孕育着他富国强兵、爱国救国、发愤图强的思想，无形中树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他又目睹了封建社会的种种恶迹。当他成长为一个青年时，便参与了对当地豪绅恶霸的面与面斗争。1918年徐楼村因学校地产的问题，与当地恶势力展开斗争。群众推举我父亲为代表与临涣集集长打官司。当时官司打嬴了，使还不满18岁的父亲便成了当地的名人。

　　18岁时，由于对家里的包办婚姻不满，离家出走。祖父虽一再挽留，劝他在家习医，继承祖业。但他早就有了自己的抱负。他认为行医只能给人治病，不能救国，他认为发展中华实业和科学事业都是必要的，但花费时间太长，不如军事救国来得快，所以他抛却了学医的念头，去上海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父亲在淞沪护军使衙门供职时，曾得到淞沪护军使皖系军阀将领卢永祥的器重。时值“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要废督裁兵，正好捅到卢永祥的痛处。卢永祥不但不支持学生的要求，反而派军警进行镇压。父亲亲眼目睹了惨案全过程，思想开始了变化。特别是五四时期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对他影响很大。使他从军救国的思想破灭，不得不重新考虑别的救国之道。在上海他有更多机会接触、阅读到了大量进步书刊，他决定辞去淞沪护军使衙门中的职务，返回家乡，发展教育事业，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回到家乡以后，为了便于从事教育工作，他考入师范讲习所学习。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创建了宿县师范讲习所学生会，并当选为该校学生会委员长和宿县学生联合会委员。后来又参与组建地方以反封建为目的的群众组织“群化团”。由于该组织适应了当代中国的大趋势，因而得到迅猛的发展，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基督教大同盟等组织，引起了党组织的重视。父亲于1925年经江善夫、朱务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天，父亲与时任临涣区第一任妇女协会主任和女校校长的共产党员邵崇真相识相爱，并与1928年9月与父亲结婚，邵崇真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1927年6月父亲受安徽省委指派担任中共宿县中心县委书记，并指导宿县、泗县、凤阳、怀远、蚌埠五县党的工作。1928年9月由宿县调往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市法南区区委委员，与母亲告别，可是他们没想到再次相见竟然隔了整整6年。

　　1929年夏，父亲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与王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回国受王明直接迫害，不予分配工作。没有工作，为了生存有时不得不去做苦力，有时还不得不饿肚子。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36年和母亲(1935年按照组织安排到上海工作)一起返回老家。

　　从家乡到永城

　　1936年春，回到家乡之后的父亲已经是一位具有明确政治抱负、有严格党性观念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他并没有因王明之流的迫害而失去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失去组织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反抗旧社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争取人民自由民主的斗争。当时国家仍处在军阀混战、伪军横行、土匪猖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情况下。父亲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积极联系了刘之武、陈文甫、赵西凡、刘镜秋等一大批在大革命中失去组织联系并也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他在家乡创办小学和平民识字班、“共学处”，并以“共学处”为基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通过组织“共学会”在进步学生和自己的亲朋中培养革命力量(如徐爱民、徐凤三、徐爱华、杨新民、陈秀章等)，进行反帝反封建、抵制日货的宣传，介绍他们所知道的苏联幸福生活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学处”的活动转入以开展抗日宣传为中心任务。“共学处”的骨干变成了抗日宣传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他们主动与宿县县城的抗日组织联系，成立了“宿县抗日救亡社”。他们一方面通过演节目、教唱抗日歌曲搞宣传，同时在自己家乡收集国民党败退中沿途丢下的枪支弹药，成立了“抗日保家自卫队”。

　　1938年1月中共宿县特别支部成立。5月，日本兵占领了家乡临涣，建立了日伪政权。这时，地方上的地主恶霸势力纷纷抬头，土匪也开始横行一方。“抗日保家自卫队”遇到极大困难。这时正好另一支由冯玉祥旧部的一个团长王化荣抗日队伍路过临涣，经过做工作，他们就联合起来成立了“抗日自卫军”，由王化荣任司令、刘之武任参谋长、父亲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游击队伍在宿县至永城公路四铺段伏击日军，并打击了乘战乱四处抢劫的土匪头子赵四方子。但由于力量比较单薄，不久在王化荣的提议下，他们率领千把人的队伍去河南虞城与冯玉祥旧部蔡洪范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合。后来又被国民政府豫东保安司令冯玉祥旧部宋克宾收编为该部“第三总队”。蔡洪范被任命为第三总队司令兼永城县长，王化荣被任命为第三总队第1团团长(第2、3团均为空架子)，刘之武任参谋长，父亲任政训处处长。

　　1938年7月的一天，父亲和刘之武遇到由中共河南省委派到宋克宾部作统战工作的12人工作队。当工作队队长寿松涛得知父亲他们正是宋部人员时，非常高兴。蔡洪范部也急需人才，就决定把寿松涛他们一行留下，安排在父亲的政训处。

　　12月底，按照国共两党统战工作的规定，我军在友军中建立政治部，经彭雪枫与宋克宾商定，由寿松涛任第三总队政治部主任，父亲仍任政训处长。就这样父亲又一次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久三总队的1团扩编至3000人，与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合作抗日，三总队的干部也进入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

　　1939年2月中旬，永城县日军一千多人，对县西地区进行“扫荡”。蔡洪范部第1团在团长王化荣的指挥下，于小胡楼与敌激战，击毁敌人汽车3辆，毙伤敌人80多人。4月29日，永城、商丘日伪军装甲车、汽车30辆和步兵、骑兵两千余人，进犯驻守龙岗集保安第三总队王化荣部队。6时许，敌人趁大雾从背后、西、南三面向龙岗猛攻，王部1团与敌激战。9时许，敌从北门攻入寨内，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拚死搏斗，重创敌军。战斗中，1团副团长赵大生、1营教导员徐风三壮烈牺牲。1团团长王福真最后率队突围，在翻寨壕时牺牲。此次战斗，三总队1团2000多人的兵力最后集中逃出的仅58人，龙岗集群众被日军杀害107人。由于部队损失严重，加之眼看三总队中我党的势力日益强大，王化荣为他个人着想，带着余部700余人离开了永城。1939年5月彭雪枫通过寿松涛向宋克宾推荐父亲任永城县县长，同时派吴芝圃率一个团进驻永城，帮助组织武装队伍、建立区、乡民主政权。到5月底，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省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南小黄庄正式成立，这是华中敌后最早的抗日民主政府。父亲在新四军游击队和中共豫皖苏省委领导与支持下正式担任了永城县长。

　　任永城县长

　　在党的领导下，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机构，设置了秘书、民政、财政、总务、保卫、教育、军事等科和一个机关警卫连。政府机构完善之后，又成立了县参议会，以便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政权管理，父亲兼任参议长。不久，永城县整编了5个地方独立大队、一个独立团，并成立了永城县自卫军司令部，父亲兼任司令。那时新四军六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不久，各方面都很困难。新的县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出布告，号召各党派、人民团体在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群众进行抗日，同时还要在兵员、粮草、军饷等方面给新四军以支持。永城独立团、抗日自卫军配合新四军游击支队打击日伪顽匪，在永城和邻县开展抗日游击战、扩大根据地、压缩敌占区等发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首先搞掉了作恶多端的土匪王老四(王景玉)。王老四是永城地区的大土匪头子，他有一支土匪武装。为了扩大我们的武装，经过做工作，他被拉到我们这边来了。父亲委任王为(自卫军)副司令。王老四耍两手，一方面拉部分武装归我们，另外又留两个连在外面单独活动。新四军领导提醒我父亲说：“你同王老四在一起，有朝一日你的头就要掉了还不知是怎幺掉的，要赶快把他干掉。父亲与寿松涛研究决定，采用“鸿门宴”的方式，在请王老四喝酒中行事。当时，父亲他们这些人有三件宝，即手枪、手表、钢笔。在酒席间，他们议论起手枪来，父亲把他的西班牙驳壳枪掏出来递给王老四看。然后寿松涛也接过去看。寿拿到驳壳枪后立即对准王老四说：“不准动!”王很机警，一看情况不妙，立即抱住在里屋正织毛衣地我母亲。他认为这样，寿松涛就没有办法开枪了。父亲知道里屋还有武器，为麻痹王老四，便大声呵斥寿松涛：“姓寿的，你想干什幺?王是我的副司令，是我的朋友，你怎幺可以胡来?”寿会意，表示错了。这时，趁王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早已准备好的几个人，进来把王老四绑上，当天就正法了。

　　1939年底，永城县群众在“好儿郎参军打东洋，救国保家乡”和“参军光荣”号召下，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参加新四军的热潮。永城县自卫队发展至1万余人，其中约5000人陆续上升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各种抗日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有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儿童团、老人指导团等。父亲和县委书记寿松涛深入基层，到各区、乡检查指导工作。为了阻碍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进攻和便于我军民在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战争，自1939年秋至第二年春，县政府组织群众把全县农村的主要干路挖成一米多深的沟。这些形成网络的交通沟，在防御敌人、隐蔽作战、阻止敌人的汽车和坦克以及便利于我军民转移作战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被人民称为“抗日沟”。抗日沟除了发挥以上的作用外，还起到了低洼地排涝和利于农业生产作用。

　　父亲还十分重视财政税务工作，县政府设立了财务科、财粮科和税收局，制定了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各区和乡都相应地配备了税收员和会计员。县政府设金库，严格执行“一切收入归金库”的规定。战争中缴获的金银款项、出入口税、交易税、屠宰税、契税以及走私漏税、查获后没收或罚款等各种收入一律上交金库，不得私人动用分文。所有税收收入，全数交给财务科，主要用于保证抗日政府和武装部队的供给，用于发展教育和生产等。

　　县政府率先在边区内印发了“永城县地方流通券”，在永城县境内统一了货币，并作为全边区的法币。随后建立了地方银号兑换所，兑换中央“法币”。这一切对稳定市场物价、活跃集市贸易、堵塞敌伪顽钱币的流入、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父亲以县政府的名义号召各级政府，帮助农民搞好生产，要求加强公粮保管，防止外流，定额消费，统一调拨，节约粮食。县政府废除旧制，实行以户为单位、按人计亩累进征收农业税的合理负担政策，还贯彻了“减租减息”、“清债”法令。县政府实行的战时粮食政策既保证了征收公粮以供应抗日部队，又有效地防止了乱征粮加重农民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交公粮的积极性。

　　全县先后办小学150多所，在校学生达6000多人，还办了一所县医院。县委和县政府还配合新四军的“拂晓报”和“拂晓剧团”创办了《永光报》，组建了“永光剧团”。

　　1939年9月起，父亲在三个区进行政权建设试点，明确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至年底，永城县成为边区实行“三三制”的模范县，其政权建设经验呈报中原局，受到刘少奇书记的肯定和表扬。1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视察了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后，充分肯定了永城县的做法，提出整个边区都要像永城一样，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

　　1939年底，父亲代表全县人民，带着慰问信以及猪、羊等慰问品犒劳游击支队全体指战员。慰问信中写道：“我永城在此一年来，县政权得到初步建立，敌奸敛迹，土匪肃清，人民群众相安生活……”在父亲的带动下，三个区和几个乡的群众团体纷纷向新四军指战员送去慰问信和慰劳品。在这段时间里，办事严谨作风沉稳的父亲已经在当地各界中建立了较高威信，他大刀阔斧豪情满怀地全力工作。

　　父亲也很重视妇女工作，1940年2月，在区、乡、村妇救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县妇女代表大会，选出了永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母亲邵崇真被选为主任。从此，全县妇女工作进一步活跃：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养童养媳以及不许寡妇改嫁等旧礼教，号召缠足的妇女放脚。宣传抗日救国，教唱妇女解放歌曲，识字学文化……1940年3月8日，永城县妇女群众在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新兴集举行大会。会场高悬“妇女解放”4个大字的横幅，两边对联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支队副司令员、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妇女们“打碎旧规矩、创建新规矩，做巾帼英雄”。我父亲作为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宣布放足及取缔早婚等法令，规定30岁以下妇女一律放足，会场一片欢腾。

　　1940年春，父亲正式办理了重新入党的手续，没有候补期(1985年夏天经中央领导批准同意恢复父亲1925年至1940年的党籍，其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均从1925年算起)。

　　1941年初，永城政权完善巩固之后，父亲被调至涡北和宿县交界处开辟新区。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四师受到日伪顽的联合夹击。在“三个月的反顽斗争”中，母亲被国民党顽军骑兵3师抓捕。敌人说母亲是县长太太(这时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公开)，使用多种手段对母亲进行逼供，母亲始终没有暴露县委、新四军的任何情况。母亲在从洛阳往西安的押解途中，由于受冻挨饿，我不到4个月的弟弟惨死在途中。母亲悲痛欲绝，几乎精神崩溃。1945年才辗转逃离苦海，回到淮北抗日根据地与家人团聚。

　　1941年5月，父亲随新四军四师转移到津浦路东苏皖边区，母亲一晃4年渺无音讯，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拼命工作，并拒绝了组织和战友让他续妻的好意，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妈妈的归来。他后来才得知母亲和小儿子被捕的消息。多年后，母亲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等了风笑6年，风笑等了我4年!”这就是在那个血雨腥风时代一对革命伴侣不平凡的人生!

　　(作者：徐诚，徐风笑之女，1938年5月10日出生，1946年开始在雪枫子弟小学[战地服务团]学习工作。1963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学任教。)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孟秀玲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