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的抗战之十四：转战豫皖苏，敌后办抗大
来源：永城历史网 作者：刘清明 刘晓飞   2017-07-12 15:28:28

转战豫皖苏，敌后办抗大

刘清明

　　【人物简介】

　　刘清明(1914.2.9-1998.12.3)，湖北省汉川县人。1933年3月参加中央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任彭杨红军步校军事教员、连长。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先后任“干部团”军事教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2校第3团团长。抗战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军事教员、大队长、军事教育科科长、总校纵队参谋长。1940年4月任抗大第1华中派遣大队大队长、抗大4分校教育长，1943年任新四军4师9旅参谋长兼淮北军区第1军分区参谋长，华中雪枫军政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育长，华东军政大学第二副校长，济南市防空司令员。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第3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训练部部长，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总参测绘局政委。1955年被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8年12月3日在北京病逝。

　　抗战时期，我曾任延安抗大总校军事教员、大队长、军事教育科的科长，在校领导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欧阳毅、陈伯钧等直接领导下工作，受益匪浅。下面谈谈我如何从抗大总校调到抗大4分校开展工作的。

　　领受新任

　　1940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克服危机，力争时局好转，毛主席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提出“在敌后办学”。这是抗大教育为战争服务的一个重大措施和英明决策，使抗大教育更加联系斗争实际，更有利于学生就近入学。

　　总校领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十分重视各分校的建设，先后派一批骨干力量协助各根据地组建和充实分校的领导。其中有洪学智、刘忠、黄欧东、李干辉、张力雄、杨秀全、刘清明、刘祖靖、傅崇碧等大队以上干部，带一批教员分赴第1、2、4、5、6等分校及太岳、太行大队去工作。先后开办11个分校，分布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引自《解放军报》，1995年9月2日。)

　　在抗大总校纵队到达晋东南蟠龙镇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为了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组织一支能独立执行办学任务的派遣队伍，随2纵队南下华中，‘妥慎地送往雪枫处’，支援和加强抗大4分校办学”的命令。扩大与增强抗大分校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培养干部的规模与力量。

　　抗大总校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任命我为大队长，李干辉为政委，并很快从抗大总校抽调了200余名教职骨干，组建了一支能独立执行办学任务的第1华中派遣大队，赴华中豫皖苏边区的抗大4分校任职。

　　在敌后办学，比在延安困难更多，危险更大，责任更重。

　　我们积极地做着出发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按总校挺进敌后办学时的模式，派遣大队代号是“天山”，是团一级机构，下编6个中队，每个中队都配备了中队长、政治指导员。为了便于行军指挥，大队机关和各中队领导干部亦一律编成班排组织等。大队机关下设训练处、政治处、管理股、供给股和卫生队，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抗大总校校本部及1、2、4大队的现职干部，这些干部均有一定工作经验，按专业上岗都能很快适应工作。大队仅配有少量枪支弹药。另外有少部分是从抗大1分校抽调的干部。比如我的妻子方坤，早在1938年4月学生时就秘密加入共产党，太行山抗大1分校毕业后，经何长工校长亲自批准调入总校，成为第1华中派遣大队的一员。除大队机关外，还组建了一个学生中队，其中多数是抗大总校第五期毕业生，也有部分新任职的在职干部。

　　出发前，我们已作好了过封锁线和长途行军的充分准备。除思想动员、组织调整外，在轻装、换装和备足口粮袋等方面也都准备妥帖。总校首长下令给我们每人提前发了单军装和鞋子，补充了一条干粮袋，加上枪支弹药，负重至少有10多公斤，长途行军还是不轻的。

　　1940年4月9日早饭后，罗瑞卿副校长、校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和校部机关干部亲自为我们送行。

　　风雨征程

　　1940年4月19日，大队通过平汉线时，天已拂晓，这里是敌占区，随时都可能出现敌情。因此，我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迅速离开这个危险地区。上午8时许，又越过第二条封锁线——邯(郸)邢(台)公路。

　　4月20日，我带领部队，沿卫河西岸，在大名县以东向西南方向前进，日行夜宿，到达预定驻地——南乐。派遣大队在南乐的两周中，一面休整一面进行《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同时还参加驻地群众农忙期的劳动。

　　到达鱼台后，我们休息了两天，然后在砀山县以东黄口附近越过陇海铁路，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一面行军一面战斗，在过萧县时，黄口的敌人又向我们奔袭，击溃了敌人后，我们又向西南永城方向前进。

　　一路上，我们经过6省23个县，通过敌伪重重封锁的平汉、陇海(兰州—连云港)铁路线(6条铁路、公路封锁线)，穿过6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沿途护送部队打了4仗，日夜风雨兼程，行程900多公里，历经73天长途行军，终于在6月下旬，全队人马胜利到达豫皖苏边区麻冢集北的二郎庙。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地率领部队，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线和极度恶劣的环境，临危不惧，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抗大总校交办的挺进华中、支援豫皖苏边区抗大第4分校办学的任务，且全队无一减员，受到高度赞扬。

　　肩负重任

　　7月初，第1华中派遣大队人马驻扎在永城。一天，大家正要入睡，突然接到支队司令部的通知，要我和李干辉等第二天到距大队驻地约5公里的支队部驻地新兴集。

　　新四军游击6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见到我们，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

　　我们坐下后，彭司令员亲切地说：“你们来了很好，欢迎你们。”他首先介绍了抗大第4分校(原随营学校)发展的过程。然后，彭司令员说：“在敌后办学校，有利于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就近入学，其他根据地早就开始了。但是，如何办好学校，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彭司令员向我询问总校的课程内容后，说：“我们已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和学生的特点制订了教学计划，你们可以重新研究一下。总之，希望你们到学校后，注意加强团结，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断研究总结在新的情况下办学的经验。”

　　彭司令员鼓励我说：“你有丰富的军事教学经验，分校是你用武之地，何况，经验是在学习和工作实践斗争中获得的，今天没有，通过一段学习和工作实践就会有的。关键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实践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希望你将红大、延安抗大的优良传统带来，努力办好这个学校。”接着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也都讲了话，再三询问还有什么意见和困难，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增强了办好分校的勇气和信心。

　　然后，彭司令员宣布了我和李干辉的任命。我任抗大4分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一个月后接替方中铎任教育长，学校党委副书记，负责4分校的日常工作)，李干辉任分校政治部主任，因为当时其他校领导都是兼职，所以学校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教育长负责。

　　艰苦办学

　　抗大第4分校地处豫皖苏边区，是黄泛区的边沿地区，群众生活十分贫苦，经常遭受敌伪顽军的欺凌和“扫荡”。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办学，我深深感到自身职责之重要、使命之艰巨，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全面独立主持工作，很多问题需要自己迅速作出准确判断，果断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决策稍有失误，后果不堪设想。6支队党委和领导十分重视办学工作，增强了我勇敢地担起重任的信心，到校后就着手下列工作：

　　建立适应战争环境发展的教学机构。抗大4分校在第1华中派遣大队未到之前，虽已初具规模，但是当时各级干部太少，特别是有教育经验的干部更少。有好多连队只有一个干部兼任连长、指导员、支部书记3职，教员更感缺乏，全校仅有一名专职教员，大部分都是支队和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兼任教员，因他们本身工作忙，难以全面兼顾教学工作。到分校后首先是组建教学机构，建立适应战争环境的组织形式和一整套制度，行政管理、教学组织、干部配备都着眼于适应分散、流动条件的要求。机关人员连队化，按班、排、连编成，教学组织实行教员驻队，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教员兼任队干部。这样，共编为3个大队9个队，其中包括1个防化学队和1个女生队。女生队队长仍为解少江，尹锡珍(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副局长)接替范野萍为女生队指导员，黎坷任副政治指导员。女生队下设3个区队9个班。1区队队长是白希清，2区队队长是方坤，3区队队长李琳。每个区队3个班。

　　继承和发扬红军学校和抗大总校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遵照毛主席对抗大总校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准则来建校，以及彭雪枫同志号召的学员要立志成为一个“政治的军事家，军事的政治家”的精神，来培养学员成为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在教学实施中，把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贯彻始终。具体做法：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别编队实施教学。由于学员的年龄、出身、经历、文化和思想水平各不相同，根据这些特点，学校将学员分别编为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学员为主的政治队和以工农出身的学员为主的军事队，并根据各队的特点，分别制订教育计划，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二是成立教研组，编写统一教材，按照抗大的教育计划对分校教育计划实施修改，使学校的教学工作逐渐走向正规。根据抗大的经验，我们十分重视培养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员队伍，对教员信任尊重，放手使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在全校养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三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学员们在学习中接触实际，毕业后能胜任所分配的工作，在复杂的环境里能迅速打开局面，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干部。军事干部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也会做军事工作。无论分配到部队、县、区、乡地方政权机关、民运部门以及做财务税收工作、做妇女工作都能迅速地在复杂的环境里打开局面。四是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践第一，教练结合。鉴于平原地区敌骑兵部队运动快速的特点，还加强了跑步锻炼，使学员急行军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13公里，培养了学员的快速应变和应战能力。

　　在当时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的战争环境下，在教学中加强提高单兵射击训练，不仅可以节约弹药，还是提高战斗杀伤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十分重视在学校加强射击训练的教学，开展培养优秀射手运动，并组织射手比赛，学员平均命中率达92%以上，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解决办校的各种困难。由于，学员数量激增到1000多人，一部分来自6支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大部分是河南、安徽等沦陷区的革命知识青年，人员多责任大，加上分校所处的环境十分艰苦，战斗频繁，物质匮乏，又远离总校和上级组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错综复杂问题摆在面前，需我们独立面对和解决。诸如：解决校舍和上课的问题。分校学员激增，教学器材相当缺乏，固定地点和教室也难寻。除借用民房外，晴天，学员在树林下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还要抓紧时间进行阅读、抄写和整理笔记;雨天，只能分散在住室内讨论或自学看书;晚上，摸黑进行讨论，联系边区的斗争实际，加深理解，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面对没有津贴的艰苦生活条件，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校领导带头以高粱、谷子、红芋和窝窝头等为主食，油盐和青菜极少吃。全校教职学员齐心合力，克服重重困难。有的学员还节衣缩食，设法帮助驻地生活困难的群众。尽管条件艰苦，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每天晨曦初照时，学员们唱起《黄河之滨》的校歌，气壮山河的歌声响彻学校的各个角落。

　　边学习边战斗。一是加强自卫能力。学校驻地在麻冢集，距离日、伪据点只有十几公里，常常可以听到枪炮声，随时会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土匪势力的袭击扰乱，且又离我军部队驻地较远，一旦突发敌情，我部队鞭长莫及。为了应对这一险恶环境和敌情，我们根据彭雪枫司令员兼校长“一面战斗，一面教学”的指示，在学校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加强战斗准备的措施：把每个干部和学员武装起来，配发了虽老掉牙的枪支和几粒子弹，但比一无所有强，并加强了平日的战斗训练和演习，以便能进行自卫。二是把课堂当战场。学校提出加强军事生活和落实的具体规定：学员每天要在临战状态下生活，出操、上课和吃饭做到武器、背包不离身，休息不解绑腿，和衣睡觉，随时准备打仗。把课堂当战场，学校还采取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战时，学员大队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的职能。大队、中队干部既能组织领导教学、讲授部分课程，又能组织指挥战斗，以保证战斗和教学的顺利进行。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做到学习、战斗、生活一体化。平时经常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女生队也不例外，不许开灯，摸黑着装，打背包，跑步集合，按班排连任务，迅速追击、进攻、冲杀，像真正发生了敌情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个大队(营)在夜间紧急集合只需8分钟，就可以连炊事员一起从各个村庄跑到预定地点集合完毕。1940年8月1日，全校举行了一次战斗演习，取得很好的成绩，深得支队领导的赞扬。三是及时调整教学部署。由于分校经常处在战斗、流动、分散的环境中，有时一天转移几次，只有妥善安排，周密计划才能完成教学任务。因此，我要求分校全体教职学员总结、创造一套适应分散、流动环境下的施教办法，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部署。除尽可能按计划进行教学外，还结合战斗任务安排应急训练。要求是：挤时间，抢时间，见缝插针。原则是：干什么及时讲，需什么讲什么，有问题随时讲。在环境比较安定的时候，一切应服从教学，抓紧时间进行教学，弥补战时没有学习的内容，以确保教学计划圆满完成。在战斗时，教学服从战斗，把“以战教战”纳入正课内容。教学活动都是利用战斗间隙或在行军途中实施。

　　经受考验

　　豫皖苏边区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4师和分校都面临日、伪、顽三面夹击，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摩擦有一触即发之势。我组织全校进行“作好战斗准备，抓紧进行教学”讨论，特别强调干部、学员要作好反顽和反敌伪“扫荡”的战斗准备。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第4师奉命转移到津浦路东苏皖地区。我奉命组织抗大第4分校参与粉碎敌伪“扫荡”和顽军进攻，转移到淮上地区。由于分校是首次长途行军，我在学校作了深入动员和准备。

　　2月9日，分校从何老家出发。那天，细雨蒙蒙，朔风凛冽，同志们的衣服背包都被雨淋湿了，腿脚冻僵已不听使唤，紧接着又飘起雪花，纷纷扬扬洒落下来。我们只能顶风冒雨强行军，经过3天的急行军，傍晚到达涡河的北岸渡口。这时，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大地一片白茫茫。渡口只有两三条小木船，大队人马仅能靠这些小木船渡涡河，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各队学员按照建制一队队排列在岸边等待渡河。

　　在我指挥和调度下，校部其他干部也在雪地里东奔西跑，忙碌着指挥学员井然有序地渡河。雨水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头发、眉毛、衣服上结成一层薄冰。我的爱人方坤此时身怀六甲，步履维艰，因我要指挥分校转移，肩负责任大，危机的关头稍有疏忽，会危及全校师生安全和生命，无暇顾及她。但是方坤顾全大局、毫无怨言，发扬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战友的帮助下，和全校员工一起安全渡过涡河，进驻到周圩子。这次行军经历，对全校干部和初来校的学生都是严峻的考验，难以忘怀。

　　3月中旬，我决定暂时把学校统一整编为3个工作团(梯队)。每个团300人左右，由校领导分别带领，分散隐蔽同敌周旋。这时，学校流动性更大，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向另一驻地转移，如预计在一个地方可能住一天以上，就更加抓紧教学。所以，干部、教员、后勤炊事人员和学员都很紧张艰苦。但学校一个半月动员了300多人参军，筹集军粮10万斤，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5月2日晚，我率领的第1工作团大约300人，奉命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遭国民党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包围。我当机立断：令校部武器配备较好、有战斗经验的第1中队，另加一个排阻击敌骑兵团，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转移后，再交替撤退。1中队被敌骑兵包围，勇士们在村头麦地与敌人拼刺刀，在村落院内进行殊死搏斗，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保障了校部和女生队的安全转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大第4分校的史册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抗大第4分校是抗大总校在新四军中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和吸收华中、江南革命知识青年最多，坚持在豫皖苏边区平原游击战争艰苦条件下办学，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这所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起来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条件艰苦、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的极其艰难情况下，付出了巨大牺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坚持教学，完成了一期又一期的教学任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抗战急需人才，为新四军第4师和淮北地区培养大批抗战救国和革命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清明之女刘晓飞整理，1948年出生，1970年入伍，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曾任军事院校英语助教、讲师、高级工程师。)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孟秀玲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