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蒙忆父亲刘伯承：立马太行的一代儒将
来源：参考消息网2015年　作者：刘蒙   2017-10-17 15:37:25

　　129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建立了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图为朱德总司令(右)与刘伯承师长(中)、邓小平政委研究作战计划。(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报道 刘蒙7月20日在《参考消息》报纸撰文，记述自己的父亲刘伯承。全文如下：

　　父亲一生勤奋，文武兼修，深厚的才学成就了他一代儒将的美名。从历史、文学、书法、外文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父亲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终生受益。

　　2015年，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就从抗战谈起，讲一讲他率领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经典战例、战役战术思想，以及精深的战略思维。

　　博览群书用脑子打仗

　　在人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军事天才，是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父亲的制胜谋略和克敌妙法，来源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抗战出征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读的书是《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父亲常说：“打仗要多用脑子。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窑洞似的房子里，父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常常是彻夜不眠。在短短的十个月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神头岭伏击战“吸敌打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改编后全师共1.3万余人。

　　当时，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也是他的特点。

　　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人，击毁40多辆卡车和大批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坐落在长治东北12.5公里处的神头岭，是一座仅有100余米宽的山梁，邯(郸)长(治)公路就从山梁上蜿蜒而过。邯长公路经武安、涉县、黎城、东阳关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重要交通运输线，但守备却比较薄弱。黎城有800多人，黎城以东的涉县有400多人，黎城西南的潞城有步骑兵2000多人。这些日军装备都十分精良，不过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没怎么吃过苦头，思想上比较麻痹。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准备对太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几天前已调黎城的500多名日军开往潞城，城里守备兵力估计只有300人。父亲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采取“吸敌打援”的战法。所谓“吸敌打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伏击歼敌。具体到此战，就是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1938年3月15日晚，伏击部队来到神头岭，利用蒿草把自己掩盖起来，蜷伏在旧工事里。16日凌晨，密集的枪声和巨大爆炸声，弥漫在黎城的四周。很快，攻进黎城的两个连从东西两侧攻入敌人的驻地，守备的日军被迫龟缩到原县政府里，双方开始对峙。拂晓时分，趁着敌人还摸不清情况，战士们迅速撤出城外。

　　在神头岭，由潞城出来的1500多名日军开始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从车队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可以看出，增援日军既要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还要为黎城守军运送物资弹药。

　　就在日军才刚刚放松了一点紧张的心情时，战斗打响了!刹那间，往日平静的山梁变成了火海，数不清的手榴弹瞬间在鬼子们脚下爆炸。晕头转向的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大部就被击毙，剩下的企图组织抵抗，但在这狭窄的山梁上，根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火力也无法发挥。到中午时，日军除小部分人逃回潞城外，其余全部被歼。到下午，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

　　神头岭一战，129师以伤亡24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人，缴获各种枪550余支(挺)、骡马6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这也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七亘村“重叠设伏”创奇迹

　　七亘村是太行山脉中段的一个村庄，位于晋冀两省接壤处。该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为屯兵设卡要地。

　　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上，129师“重叠设伏”，在3天内连续对日军进行了两次伏击战，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大批骡马和军用物资，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第20师团，谱下了抗日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在进攻忻口中遭到顽强阻击，伤亡了3万多人后，仍然不能前进，被迫改由正(定)太(原)路西进，企图占领娘子关，然后再占太原。为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守卫忻口、太原，129师师部率386旅(陈赓任旅长)进抵山西省平定地区，积极寻机侧击日军。

　　10月25日，父亲来到七亘村南三郎庙前的山冈上查看地形。此地附近的道路宽不足2米，路的南边大部分是高约10米的土坎，北边是几十米深的山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设伏之地。

　　当天获得情报，日军第20师团已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约有1000余人，在距离七亘村10公里外的测鱼镇宿营。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郑重地在“七亘村”3个字上画了一个红圈。

　　早晨9点多，敌人的辎重骡马进至我军伏击部队前面。就在日军优哉游哉的漫步中，突然一声枪响，我军向日军发起猛烈地攻击。顷刻，密集的弹雨和成捆的手榴弹，如断崖上飞流的瀑布般泻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仅仅两个多钟头，战斗胜利结束。共歼灭日军300多名，缴获骡马300多匹，以及大批的弹药、食物和军用品。

　　正当打扫战场时，部队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向旧关抄袭。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不会料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经过深思熟虑后，父亲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

　　28日早晨，几乎是同一时间，敌人的辎重部队又循着原路慢腾腾地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毕竟刚吃过亏，日军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由于部队隐蔽得十分巧妙，敌人一直未能发觉。中午，日军再次进入预设伏击地域。这次伏击，击毙日军100多人，缴获骡马几十匹。我军以伤亡20余人的代价，再次取得了胜利。

　　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大胆提倡“敌进我进”

　　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当时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常胜秘诀：谨慎多谋精确

　　1942年，日军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攻势是太行山南部129师师部，父亲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

　　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当时，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月9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月21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静、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1942年，正当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父亲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部博大精深、难以忘怀的书。他的深邃、他的睿智、他的坚韧、他的毅力，给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岁月漫漫，时间涤荡，对父亲的怀念，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增强。太行山脉留下父亲几多惆怅、几分豪迈、几多追忆……多少次梦中呼唤，多少次梦中凝望，父亲的身影一次次清晰，一次次高大伫立，如同太行丰碑永驻我心头。

　　【人物小传】

　　刘伯承，1892年生，四川开县人。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作者刘蒙(资料图片)

　　【作者简介】

　　刘蒙，笔名阿蒙，1952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在军事院校深造，从事过科研，当过军事外交官、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地区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爱沙尼亚、芬兰和新西兰武官等，曾获芬兰总统授予的一级骑士勋章，曾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等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