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追忆追寻父亲抗战：打一仗 进一步
来源：参考消息网2015年　作者：秦天   2017-10-20 10:48:33

抗日战争时期的秦基伟(中)(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报道 8月4日，秦天在《参考消息》撰写文章追忆父亲秦基伟的抗战历程。全文如下：

　　我的父亲秦基伟16岁参加红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奔赴华北前线，来到了太行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他跟随刘邓大军策马太行，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从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红军干部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钻研军事理论，并联系战争实际进行运用。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指挥员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大都像我父亲这样孜孜不倦自觉地学理论、学文化、学军事，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回顾父亲的抗战经历，就是追寻一个民族的觉醒记忆、一支军队的成长足迹。

　　一封信起家创立“秦赖支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父亲跟随八路军129师奔赴抗日前线。他是当年129师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的司令员，后来又担任过太行一、二分区和太行军区的司令员。

　　父亲在世时曾给我们讲述过他从一封信起家成立“秦赖支队”的传奇经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平定，张浩政委找父亲谈话，给了父亲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父亲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亲自设宴招待。

　　父亲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200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父亲小时候没有上过几天学，是个大老粗，却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父亲的肩上是有压力的。

　　当然，他有他的法宝。在129师教导团受训时，父亲的成绩是很好的。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父亲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联系以往的战斗实际，讲出一些生动的战例来。他这个土生土长的教官，当然讲不出更多深奥的军事理论，但他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有亲身经历，有真实感受。他把理论原则与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住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敌人拖疲了再打，打得怎么样，哪一次敌退我迫，追得他如何，这样一讲，效果出奇的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他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地就有了地位。

　　太谷县城沦陷后，父亲带着队伍上了太行山，到了太行山的中心榆社县。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父亲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根据129师命令，父亲他们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父亲担任支队司令员。

　　从1937年秋到1939年初，不到两年时间，秦赖支队就发展到5000多人，人数翻了十几倍。那时候，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真是声名大振。父亲说，最辉煌的时候，他一个人号令13个县，拿父亲的手令，到辖区内任何一个县政府要东西，要什么给什么，没有的要说清楚，不给就是伪政府。

　　在129师的统一指挥下，秦赖支队先后参加了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等战斗。游击队的装备没有日本人先进，跟敌人打，父亲他们就依靠黑夜，特别是当他们处于优势的时候，父亲他们就十分希望太阳赶快落下去，到了黑夜，就是他们的天下了。黑夜里，敌人的飞机下不了手，钢炮也看不见。父亲他们不跟日军摆开阵势打进攻防御，尽量避免正面交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打，神出鬼没，打得日军防不胜防，毫无办法。

　　从日军包围中抢出罗瑞卿滕代远

　　父亲生前讲到抗战，经常说自己是“咬牙干部”。

　　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他任一分区司令员，每天也只有半斤小米，要掺上野菜分做两顿吃。冬天，冰雪盖地，战士们挖不到野菜，就把玉米芯碾碎充饥，吃得肚子发胀，大便不通。但是抗日军民斗志仍然高涨，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1942年5月，敌人在前几次“扫荡”失败后，更加疯狂，发动了规模更大的“五月扫荡”。5月17日，日军出动2.5万余人，向平定东的测鱼镇、赞皇的黄北坪、邢台的浆水、将军墓一带连续合击，于24日控制了太行区北部制高点峻极关。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带领的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分抗大学员被敌人包围在浆水镇一带，恰遇分区电台队长曹泽远从涉县执行任务回来，遇上“扫荡”，也到了浆水镇。

　　罗、滕身边几乎没有战斗部队，而总部机关和抗大正是日军重要目标，情况十分危急。罗主任和滕副校长急中生智，指示曹泽远开机与分区联系。当时父亲他们已跳出了包围圈，分区压力逐渐减轻，接到曹泽远的报告后，他们立即为总部和抗大的同志们选择了转移路线，组织部队接应，以一部突袭进攻敌军，调动敌人注意力。连夜把罗、滕及所属人员“抢”了出来，化险为夷。

　　15年如一日坚持写战争日记

　　父亲写战争日记，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他从193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53年，中间没有一天间断，涵盖了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通过战争日记，今天我们可以走进他的内心，重温那个时代的风云。

　　父亲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呢?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父亲在太谷县拉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就是大中学生。作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当时父亲就意识到，这些同志所缺的是战斗经验和阅历，而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就是文化知识和接受新鲜事物的开阔视野。如果不学习，就一定会掉队、一定会落伍，而这种掉队和落伍就意味着你不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父亲是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学习的，认为学习文化知识太重要、太迫切了。

　　从那时候起，父亲就下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学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写日记，每天坚持写下去。

　　我们今天看他当年写下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每天只能记一行两行，到最后每天能写下几千字。当时部队经常转移，每晚睡觉前，父亲就趴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两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若当日无暇记，次日必补记之。后来带领部队参加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无论打仗多紧张，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他也坚持写，一天都没有落下。

　　读他抗战时期的战争日记，可以发现有几个关键词反复出现，其中一个是《新华日报》，出现了很多次。尤其是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在日记中总是写下：由于敌人封锁，又有多少天没有看到《新华日报》了，就像大旱盼甘霖那样。因为看不到《新华日报》，就不掌握情况，不掌握中央的声音，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父亲在生前曾说过：“日记，是我在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打一仗，进一步”，历来是一支部队发展壮大的经验法宝，也是个人成长进步的秘诀捷径。在“打一仗”和“进一步”之间，是认真的总结和理性的分析。从抗日战争敌后游击战到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父亲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通过写日记回顾梳理，总结成败得失，不断汲取经验、查找教训，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总结、反思、提高，最终成为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将星。

　　“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父亲的老部下崔建功将军曾用三个词概括过父亲的特点：能打、善学、会玩。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上甘岭战斗中玩“喀秋莎”火箭炮。

　　父亲给我们讲过他年轻时的一个笑话。1933年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所属各团配备一部电话。父亲第一次见电话，不知为何怪物;铃声响起，竟手足无措;接听时闻有人声，疑惑不解。当时，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电话中命其率部至某地执行任务。父亲接电话后，恐有诈，急策马飞奔30里，到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郑义斋部长见后，大惊，问：“你不是走了，怎么又来了?”父亲说：“那玩意儿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郑义斋听后哈哈大笑。父亲后来说：“电话事件虽是一个笑话，但它使我认识到，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延误战机纰漏可就大了。”

　　抗战开始后，大批学生兵进入革命队伍，父亲一有机会就主动向这些有文化的战士学习。最初是把自己的日记拿给战士看，请他们帮找错别字，找出后再查字典加深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还有意外的收获，他在回忆录中很有感触地写道：“渐渐地，我和这些学生兵之间的感情融洽了，大家觉得我这个司令员严是严点，但人情味挺浓，尤其是我的学习精神，使他们挺感动。我是这样认为的，虽然我是上级，我有我的长处，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他们要向我学习，我也要向他们学习。我只有把他们的长处都吸收过来，才能更好地领导他们。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司令员不是一般的工农干部，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不足，接受新事物快。”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评价父亲“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父亲在晚年深有体会地说：“回忆以往走过的路，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士兵到干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指挥员，每一步转折，无不是在学习中由陌生到熟悉、由幼稚到成熟。是学习，保障了我们在各级岗位均能得心应手地完成好工作任务。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意识，不断产生新的思维。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人物小传】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1940年后，任129师新编第11旅副旅长，太行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太行地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15军军长。

　　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作者简介】

　　秦天，秦基伟之子。现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历任战士、排长、连长、作训股长、作训科副科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总装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部长等职。任团长期间，率部赴老山轮战，个人及所在团均荣立二等功。著名战略问题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等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撰写的多项研究报告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