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贺晓明   2017-10-20 14:31:27

贺龙：“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

贺晓明

　　【人物小传】

　　贺龙 (1896—1969)，湖南桑植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6年参加北伐，是当时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率第二、六军团进行长征，次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率部深入敌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派所部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 ( 今属内蒙古 )，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兼作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该区部队作战，挫败日伪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巩固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率部重返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毛主席对我父亲贺龙有过著名的三句话评价：一、对党忠诚;二、对敌斗争坚决;三、能联系群众。这最早是在抗战时期说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又多次说过。什么样的领导带出什么样的兵，这三句话评价，既是对父亲的评价，也是对他带出的120师部队官兵的评价。

　　父亲是一个信仰非常坚定的人。虽然一生中经历的逆境和坎坷特别多，但他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从“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成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到带领部队东渡黄河抗日杀敌，他的价值取向始终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全天下老百姓的解放、平等和富足。

　　回顾父亲和他所带领的部队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我们用原始史料记载的数据和事例说话，越研究越觉得震撼!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苦，但不知道当时苦成什么样子;也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不知道究竟怎样发挥了作用。

　　作为一个民族来讲，现在我们讲中日友好，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红军的英明和伟大就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抗日救国的历史责任。我们今天说要传承历史，还得“真实地”传承历史，这样才对得起先烈的付出和牺牲。

　　庄里镇改编，红军不愿改名，父亲说：我们是“白皮红心”，名改心不变

　　1936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后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红军官兵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深得群众欢迎。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宛平城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驻扎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与红27、红28军等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由我父亲贺龙担任，副师长萧克，师参谋长周士第，下属两个旅，四个团。

　　当时，国民党当局害怕养虎为患，把八路军的编制压得很低，只允许保持四万多人。唯一的利好，是给八路军发军饷，但条件苛刻，必须按压了又压的编制员额发放。但即使这样，八路军官兵也不感激他们。因为此前的红军根本没有军饷一说，来参加革命，谁想过升官发财?许多编外的官兵誓死抗日，表示没有军饷也不离开部队。

　　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能接受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群众会戳着脊梁骨骂我们。还说戴着红军的帽子，和国民党军并肩作战，不也照样抗日吗?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着急。他也理解官兵的心情，就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接着，对陪同的团长说：“我看你这个团长也不愿红军改名哩。是吗?”团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父亲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哪，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父亲的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

　　9月2日，120师在庄里镇永安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专门从延安赶来。他说：“我朱德当过军阀，也是过来人，因此理解同志们的心情，知道你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父亲也诚恳地说：“同志们，我贺龙国民党的帽子戴过，国民党的将军服穿过。就因为我不愿穿，后来才和大家一样穿上了红军的衣服，戴上了那顶八角帽。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这身灰衣服，戴这颗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父亲的话在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白皮红心”的经典论述也使大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接受了党中央一致抗日的命令。9月3日，120师 8227名抗日健儿，分别从驻地出发东渡黄河，进入烽火连天的山西前线，开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崭新历程。

　　从大数据看120师抗日战绩：英勇善战伤亡低，成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

　　父亲所带部队的特点是打仗英勇顽强，善于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在70多年前，八路军120师，是一个让敌人头痛的部队番号。

　　1937年9月，父亲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他指挥部队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100多辆，毙敌500多人，夺回雁门关。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率部挺进晋西北，进军绥远，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父亲奉命率领120师主力千里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

　　1939年4月，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平原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歼灭战，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大量歼敌胜利的模范战例。在周围日军据点林立的情况下，父亲集中七个团的优势兵力，经三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700余人，俘虏七人，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20挺、步枪200余支，基本歼灭了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敌人被包围的时候，灭绝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父亲和120师机关20多人中毒。父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要抬他进村治疗，他摆摆手，要过蘸了水的口罩戴上，又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完全消灭为止，为部队作出表率。

　　战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庆祝齐会战斗的重大胜利，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并称赞父亲“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蒋介石也发来慰勉电，称“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冀中人民群众到处传诵着：“八路军是神兵，贺龙是活龙。”从此，八路军120师威名远扬。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在晋西北，还是在冀中、晋察冀，父亲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理解得很深，掌握得很好。他指挥120师和晋绥军区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一万多次仗，非常注意不失战机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39年9月，120师主力部队一部在父亲和关向应政委的率领下，秘密转移至河北省灵寿县城西北约50公里的陈庄地区进行休整。日军第8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侦悉这一情况后，调集其全部兵力共 1500余人，由灵寿县城向陈庄进犯。

　　父亲看到这是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立即组织优势兵力将敌人重重包围。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历时六天五夜，击毙水原义重少将以下日军1280余人，120师仅鬼子的长枪就缴获500多支。当时日军来了好几架飞机增援，空投了六个包袱，包袱里是大米、饼干、子弹。八路军抢到了四个，敌人的弹药和粮食正好补充了八路军的后勤给养。“陈庄歼灭战”一时盛名远播。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父亲又率部返回晋西北，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建设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扫荡”和“蚕食”;组织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联结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父亲率领的120师的主力部队要么担任“御林军”在陕北保卫党中央，要么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晋西北，守卫陕甘宁边区东大门，与其他部队相比，几乎没有发展壮大。1937年9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115师1.6万人，120师1.5万人，129师1.4万人八年全面抗战结束，1945年9月，115师暨山东军区发展到23万人，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到30万人，晋察冀军区发展到32万人，120师暨晋绥军区只有4.5万人。但是从作战效率和伤亡比例上比较，父亲所率领的120师是非常突出的。

　　今天已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才是硬道理，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的原始统计数据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统计核实相关数据并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杨晓哲同志。他的父亲叫杨秀山，是二方面军的老同志。1962年编写二方面军战史的时候，杨秀山是战史编委会主任。杨晓哲子承父业，专门研究战史。他花了很长时间，不只看120师的资料，还把八路军各部队的全部都看了，后来延伸到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他认为，不这样就没有足够的发言权。

　　根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中，平均每千名八路军作战97次，120师每千人作战224次;平均每千名八路军歼敌1090人，120师每千人歼敌2638人，是八路军平均战绩的两倍多;八路军平均每歼敌千人伤亡486人，120师每歼敌千人伤亡461人。120师也是在对日作战中缴获敌人机枪最多的部队。所以说，120师的抗日战绩可以用英勇善战、机动灵活、伤亡率低、作战效率高来概括。

　　父亲率领的120师为什么人数最少但还这么能打仗?我们从国民党军队那里可以得到答案。1938年12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120师的联络参谋陈宏谟向南京报告 120师情况，他在电报中写道：“查该师每次战斗，均以少数牺牲换取多数代价，究其制胜之主因：以旺盛之攻击精神，积极而灵活之战斗动作，适当布置兵力，趁敌弱点猛击袭击，迅速结束，故每次均能获战斗良果。”这些评价都是很客观的。

　　日本人的情报也是很准的。1939年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战志》中记载：“2月上旬，我第1、第2大队在河间西方与八路军交战时，从对方的素质、战术中，虽察觉到精锐的新编部队侵入冀中，但尚不知其为贺龙的部队。”4月23日开始的齐会战斗中，日军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战志中，日军第3联队3大队12中队町田一男写道：“只见敌人挥着大刀冲锋，杀声大作。我感到目前之敌为开始作战以来迄未遇到的大部队，装备有迫击炮、机枪等武器，而军装颜色均不同，在士气方面与以往敌人有显著差别。至此，方知吉田大队曾与之交战之敌人，为贺龙指挥的120师。”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我们从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战场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冈村宁次回忆说：“(1941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最迟从 1941 年开始，他的主要力量都是用来对付敌后抗日武装的。从这些当时记录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父亲率领的120师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如何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

　　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知道抗日战争苦，不知道苦成这个样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父辈们的日常言语中，我就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和他带领的部队是很苦的，但我没有想到苦到什么程度。直到长大后尤其是近年来翻阅研究当年的历史资料，才对父辈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1940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并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父亲率120师从冀中千里挥师返回晋西北根据地。严峻形势下，父亲领导晋西北军民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硬“把敌人挤了出去”。当时的根据地，外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封锁，内部则是粮食、医药等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根据地进入了异常困难的时期。

　　晋绥根据地本来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不利于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1945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115师主力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人口有2800万，129师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有2400万人，晋察冀根据地有2500万人，而120师所在的晋绥根据地只有320万人。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遇到内外封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更加雪上加霜。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从参加革命开始，父亲所带部队的给养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从来没有在钱财粮草的问题上低过头。南昌起义的时候，蒋介石得知消息拉拢他，以送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他，但丝毫没能动摇父亲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毅然决然地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浩浩荡荡地开赴南昌参加起义。起义的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除了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之外，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军之长，在共产党人最危险、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不穿皮鞋穿草鞋”，把自己的军队和家产全部用到了起义上，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

　　抗战开始后，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毛主席给三个师的师长下完命令，就说走吧，只字不谈经费。我父亲问了一句，那经费呢。毛主席就说，你们前方还搞不到吗，你们自己解决去吧!父亲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到前方解决去吧。共产党人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做无米之炊的人。依靠的是什么?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就停发八路军本来就不多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并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的父亲，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党课。他上课没有讲稿，只在讲桌上放了三样东西：一碗小米、一双布鞋和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水碗。正当听课人感到不解的时候，他笑着指一指那碗小米说：“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军队要打胜仗，不吃饭不行!这粮食都是老百姓种的，打胜仗就要依靠群众啊!”接着，他又拿起鞋子说，“这鞋底有16层布，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纳出来的。”然后，他又端起盛有鱼和水的碗，问一位听课的同志：“你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位同志回答说：“这象征着党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贺龙接着那位同志的话，阐明了我们党要想在敌后扎下根，打败日本鬼子，就必须像鱼儿离不开水那样，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的道理。这堂生动活泼的党课，使根据地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教育。

　　当时的晋绥根据地在内外封锁的情况下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我用当时的文件、电报等原始资料举几个例子。

　　1940年《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关于建立会计审计预决算制度的电报》中特别对弹药消耗统计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各部队今后作战必须报统计所消耗之弹药，注意收集弹壳，做到一个壳换一粒子弹，否则不补充弹药。”而同一时期，根据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在华使命》1941年的记载：“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的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他把有共产党管辖和领导的军队视为争权斗争的劲旅，因此在分配所得到的武器时，当然，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这和抗日歌曲中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是一模一样的。

　　1940年《120师供给工作报告》中说，部队转战回晋西北后，“当时吃的粮食大部是黑豆，这种粮食如果作马料和喂猪是很好的，但完全用作人吃是很少见的(营养成分很少，人吃了易生病，特别是肠胃病)。但我们连这种粮食也吃不饱。因为粮食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二至三顿稀糊糊，有时连糊糊也吃不饱，简直就是喝黑豆汤”。“严寒十月天以至十一月间，仍穿着仅仅一套贴肉的单衣同敌人搏斗，也常常光着脚行军作战。这样的生活不仅一般人员是这样的，就连师长、政治委员及伤病员同志，也过着这样的生活。”

　　还有更惨的，这些文字描述，至今让人看了都很不舒服。1940年《120师关于卫生材料供给办法的通令》中要求：“贴布应经常洗，消毒后再重复用;棉花应做棉球，不准做大了，没有肿的创面少贴棉花;药膏不要贴，应看伤口大小之需要……”还有药材奇缺。120师卫生部1940年《晋西北卫生医疗报告提纲》中说：“敌区购买需要经无数封锁，不是买不得就是买得后又被敌人劫去。本区域除少数中药外，西药方面根本没有购买的所在处。总卫(指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每一季领发，虽有少数发给，但所发的药材还不够一季使用的千分之一……”当时的伤病员生活是很艰难的，不是说你负伤了就给你优待一下。负了伤的伤员在卫生所里躺着，比前方普通战士的待遇还要差一些，因为后方比前方还要困难。

　　父亲一生一贯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晋西北根据地条件非常困难，有时连黑豆也吃不上，但他还是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部队只要有所缴获，他总是派人先给党中央送去。在财政经济方面，他也是用尽一切办法，帮助中央解决困难，然后才考虑本地区的问题。晋绥根据地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陕甘宁边区通往敌后各根据地、各地区的必经之地，来往人员很多，父亲总是派人保护他们安全通过敌占区和敌封锁线。往来人员有所要求时，他也总是有求必应。

　　我哥哥贺鹏飞是 1944年9月生的，我妈妈后来老给我们唠叨说，那时候怀着你哥，就一天天吃大水萝卜，没别的吃的。部队弄到了给养还先送往延安，紧着别人用。后来部队的同志就有些意见了，对我妈妈说：老薛，你能不能给贺老总说说，咱们也留下点东西吃吧。我妈那时候正怀孕，肚子也整天饿着，所以就给我父亲反映了这个要求。父亲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在比贡献还是在比待遇?”讲完这句话扭头就走，后面一群人都没声音了。

　　当时的120师卫生部长贺彪，大儿子是那时候在晋绥根据地出生的，就起名叫黑豆。那时候的苦就在“黑豆”这俩字上，说生了孩子就叫黑豆，吃得太惨就记住了。当时的党员没有钱交党费，就交黑豆，把分给自己的口粮黑豆数出来多少个交给党小组长。他们可以说都是拿自己的命在交党费。父辈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所经历的苦，在我们身上一辈子也不会忘。

　　一直到1944年《晋绥军区关于开展节省运动的训令》中还这样规定：“剩余残饭，在冬春两季可以留待第二餐吃，在夏秋两季因天气炎热，不能久放，可以晒干磨成干粮。万一腐烂不堪吃时，则可喂猪，否则即晒干做马料。”1944年，叶剑英对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自从1940年以后，没有一颗枪弹，没有一文钱，或一磅的食粮，是由国民政府给我们的。”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的精神面貌还是那么好，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任何时候都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看那时候留下的照片，战士们大冬天穿着单衣、草鞋在放哨、练兵，战斗剧社的演员们饿着肚子在演出，连体育运动水平120师当时也是很高的。在晋绥军区人们都知道，篮球队是贺龙手下的几件宝之一，他们进行“双打” —边打鬼子边打篮球。在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鬼子找贺龙，就去找篮球场，哪里有篮球场哪里就有贺龙。有许多次，日本鬼子都快到了，篮球队还在生龙活虎地比赛，老乡们说：“不用怕，贺老总心里有数，安全得很。”这就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吧。

　　1943年7月9日，父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文章，用一个个数字回答了抗战这些年八路军在没枪、没炮、没粮食、没军饷的情况下到底干了什么事，他说：“八路军在没有分文的情况下，牵制了侵华敌军一半以上，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

　　父亲说：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

　　父亲在生前很少给我们讲他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所经历的磨难和伤痛也很少说。从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受他影响而参加革命牺牲或被反动派杀害的湘西贺氏宗亲，有名有姓的有2050人，我们一家前前后后就有109位烈士。他在嘴上很少提到战友们是怎么牺牲了，但在心里却永远记着。

　　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已年近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他带的兵年纪还很小，经常一片一片地倒在了战场上。他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伤痛一直藏得很深。1955年元帅授勋的时候，父亲在现场很感慨地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肩上挂着的这个牌牌应该是他们的。他们没能活到今天，最应该得到这个荣誉。”

　　父亲年近半百才有了我哥哥，51岁时才有了我，可以说是老来得子。他后来在部队里讲话说过：“我50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我们这代人磕磕绊绊活下来都很不容易，但假如说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一直打到现在，我们这一些人肯定都会被父母从身边捐出去。一个不剩，都到前线去。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发扬好抗战精神，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必须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必须要有强大的区分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坚定的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对于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抗战时期战斗生活过的晋绥革命老区，我是一直怀着感激之情的。退休后的这些年，我和120师的后代们一起重点为晋绥革命老区做了三件事：修陵园，办学校，出一本书。

　　今年5月份我们去了位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的晋绥烈士陵园，里面安葬了556名120师的烈士，其中 481 位是无名烈士，是老乡们到各地去寻找零葬的、散葬的八路军战士的遗骸。老区的老百姓真的是太好了，他们在陵园里竖起了一座25米宽、35米高的牌楼，方圆几公里外都能看到，上面刻着“浩气长存”!我们这些120师的子弟们集资了150万元人民币，在陵园周围的山头上种下了1349棵树，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晋绥老区的老百姓在战争年代支持120师抗日救国，现在到和平年代了，他们又在照顾这个部队的烈士们。我们120师的子弟们和当地政府一起，在老区筹款修建了一座120师学校，从托儿所开始，一直到小学中学，学校建得比北京的重点学校还要漂亮。我说，为老区孩子们办学校花点钱，很值!为了这个学校，我们特意向政府申请注册了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就通过民间筹集的钱，帮助这个学校高标准地维持下去。我们在晋绥老区当地的报纸上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120师史话”，组织大家踊跃投稿，成一篇发一篇，最后合成一本书。这个在当地也引起热烈反响。

　　怎样传承好抗战精神?我的看法是，必须要让抗战的历史记忆永远生活在老百姓当中。

　　贺晓明

　　贺龙元帅之女。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从1953年9月起，先后就读于重庆西南人民小学、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196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贵州省、山西省、外交部、北京市工作，2003年退休。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中国红军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