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娅记忆中的父辈抗战史 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
来源：昆明信息港　都市时报　记者：朱勋航 文若愚　口述人：陈达娅   2017-11-21 16:00:43

陈昭藻全家福

新加坡的华侨登记证

陈昭澡工作照

陈达娅

都市时报 记者文若愚/摄

　　昆明抗战口述史

　　我的父亲陈昭藻是第二批南侨机工。时至今日，我们对南侨机工的研究仍非常有限，大家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认识还知之甚少。我也是这样，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沟通很少，直至他去世多年后，因为一次偶然机会，我才开始认识南侨机工，重新认识父亲。

　　重新认识父亲

　　2000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电话那边说，陈嘉庚的孙子资助一次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活动，因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人，能否参加?当时对方很急，让我马上做出决定。短暂犹豫后，我答应了。那时，我对南侨机工，几乎没什么认识。我父亲1987年就去世了。1989年，位于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南侨机工纪念碑建立，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一名南侨机工。但父亲、南侨机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段历史，对此我知之甚微。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父亲有海外关系。而这层特殊的海外关系，对我们家影响很大，积极要求进步的我，因此处处碰壁，甚至申请加入团组织，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考察。

　　我对父亲的感情也因此纠结。我出生时，父亲已经62岁。一方面，他70多岁了还拼命工作赚钱养家，供我们姐弟上学，我感激他、爱他;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海外关系，给我的童年、青年带来阴影，甚至是怨恨。我刻意和他保持距离。他在世时，我们几乎没有交流、没有沟通。而他和母亲，也从未主动说起过他的特殊经历。

　　我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完全从那次重走滇缅公路开始。当时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几名健在的南侨机工。

　　当我们走至大理下关时，同行的老机工翁家贵对我说：“达娅，这里(西南运输处第八修理厂旧址)是你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很好奇，我从未听说过，父亲还曾在下关工作。

　　当我们走到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边，同行的老机工王亚六、翁家贵和罗开瑚，用凄凉悲壮的声音大喊：“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那一声铿锵有力的“战友”让我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喊声也是我心结打开的开始。因为在我意识里，“战友”这个词是正面的。而此前，父亲在我内心深处是有海外关系的复杂(特嫌)人员。

　　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沉默了一辈子的父亲，或许跟我此前的认识完全不同。他的海外关系，并非见不得光。

　　舍小家回国抗战

　　从滇缅公路回昆后，我写下了第一篇有关南侨机工的回忆文章《揭开尘封的记忆》。之后，我时常探访老机工，后来通过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原来我并非地道昆明人，祖籍海南。在上个世纪初，经琼州海峡，海南岛漂移到大洋彼岸的人为数不少。我父亲16岁时，由于家中生活贫寒，迫于生计，父亲与同乡结伴，离别了家人，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到20岁时，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并在那儿成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散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地的3193名华侨机工，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参加到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

　　那时，他的前妻已经病故，只有一个不满10岁的女儿。身在新加坡的父亲得知消息后，与20多名海南同乡一起，在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工程师王文松的带领下，同时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他的相片至今贴在第206449号华侨登记证里。

　　父亲当时已39岁，他惟恐报名后落选，把年龄改成32岁。当时征召服务团有年龄限制：20至40岁。为了回国支援抗战，父亲给我那年幼的姐姐买了张船票，像寄东西一样，把姐姐和一张床一并寄回海南，交给祖父照顾。直至我父亲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直到2006年，我找寻父亲的足迹再次回到海南，才找到大姐。姊妹俩抱头痛哭。虽然她说的话我没听懂，但旁边的人后来告诉我，姐姐说她觉得自己是个孤儿，我们有父母在身边、幸福!

　　父亲的遗憾

　　为了回国支持抗战，一个在新加坡事业有成的男人抛家弃子。这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从2004年起，我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泡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我阅读历史档案，阅读有关南侨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父亲和南侨机工史料……试图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在档案馆，一张张发黄的陈年文档在我的手中翻动，每一黄页都成了历史的载体：承载着这一段非凡历史的档案，多年的沉寂后被我激活了。

　　在整理南侨机工史料过程中，一幕幕历史得到了还原：翁家贵在云南保山的婚礼与硝烟擦肩而过，成为抗日救国中一段特殊而传奇的婚礼;罗开瑚、罗豫江、罗豫川叔侄三人同赴国难，叙写了一页悲壮的传奇……据《华侨先锋》记载，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平均每天输入军事物资达300吨以上。从1939年到1942年，共抢运军需物资近50万吨，15000辆汽车，运送远征军达十万人次。之后，又加入驼峰飞虎队、印度远征军，协同作战。

　　或许是因为我是南侨机工的后代，与生俱来的血液里就流淌着浓浓“南侨”情结，我逐渐开始理解父亲当时的决定。

　　抗战结束后，父亲因连续错过返回新加坡的机会，最终留在昆明。后来，他认识了我的母亲，成家定居昆明。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生活很清贫，父亲一直穿着一身单位发的劳动帆布衣服。后来，父亲因南侨身份，遭受长达多年的劳动隔离改造。直至1973年恢复自由，父亲才得以返回昆明和我们团聚。

　　父亲晚年卧病在床，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但我清楚记得，他曾两次趁家人不在，独自拄着拐杖到翠湖边默默伫立。在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嘴里含糊地说着新加坡、海南岛。这两个他回不去的地方，成为他最后的遗憾。

　　当我真正认识到父亲承受的委屈和磨难，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高大起来。这些年，我致力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与另一位南侨机工后人一同编写书籍《再会吧南洋》《南洋1939》，还远赴海外父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讲述南侨史，推动海南建成南侨机工雕塑，筹资编排并演出了大型交响合唱音乐《南侨颂》等，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

　　对于父亲，我很后悔。我甚至有些恨自己，没有早些真正认识父亲。父亲走了，最后也未能回去看看。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父亲和他战友们的故事告诉后人，让更多的人知道并铭记那段历史，让南侨机工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同时，我能自豪地说出：“我的父亲是南侨机工!”(口述人：陈达娅，出生于1962年。南侨机工后人，南侨机工历史研究者。籍贯海南，现居昆明)(都市时报 记者朱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