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哈庸凡(1914-2003)[1]，广西桂林人，回族。抗战前任广西日报外勤记者、采访主任，并代表广西日报社担任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理事。1938年7月由桂林奉派北上，经汉口转赴鄂东广济抗日前线。历任陆军八十四军一八九师政治部上尉科员兼广西日报特派战地记者，一八九师一一零七团少校政训员，一八九师司令部少校秘书，老河口光谷警备司令部中校秘书，阵中日报副刊主任、总编辑，第五战区长官部军简三阶(上校)参议兼阵中日报社社长等职。先后参加过武汉会战外围黄梅广济战役，第一、第二次随枣会战及鄂北豫南战役等。抗战胜利后，随五战区长官部进驻河南漯河，参加第五战区漯河受降仪式，见证日寇灭亡。
抗战期间，哈庸凡随军转战鄂豫皖边界地区，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襄阳、枣阳、随县、老河口一带驻防与作战。1939年部队驻防枣阳期间，哈庸凡通过一八九师政治部政工队员、枣阳人赛春芳结识其三姐赛春英，从此建立联系，直至1943年在老河口结婚。
本文根据哈庸凡当年发表的战地通讯、文稿以及1950年代撰写的自传和同事或战友回忆，结合当年报纸有关史料，以随枣会战为主线，简述哈庸凡抗战期间在湖北尤其是在襄阳地区的经历。
一、 从黄梅广济战役说起 1938年夏，经过申请，哈庸凡由广西日报外勤记者、采访主任奉派抗日前线，任八十四军政治部上尉科员，兼广西日报特派战地记者。7月，由桂林抵达汉口，住十一集团军驻汉办事处。这时恰逢部队政工系统改行新编制，军政治部编制缩小，师政训处扩大为政治部。结果哈庸凡被改派到八十四军一八九师政治部任上尉科员。7月下旬，哈庸凡搭乘广西一个补充团的专轮由汉口到浠水，再从浠水上岸徒步赶到广济一八九师驻地报到。后被分到第一科，负责与地方政府联系，组织担架和民夫。
当时，包括八十四军在内的广西部队和四川部队组成的武汉会战右翼兵团，正在长江以北依托大别山屏障阻截日寇西进，拱卫武汉。一八九师及兄弟部队与日寇鏖战于黄梅广济一带 ，战斗十分惨烈。中方统帅部严令广济阵地必须死守，许多要隘阵地，敌我双方多次争夺。9月初，位于黄梅广济之间的双城驿失陷，广济防线形势危急。时任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的白崇禧立即下令一八九师，迅速派遣轻快部队夺回双城驿。
得知这个消息，哈庸凡立即赶到一八九师师部，采访凌压西师长。凌师长详细介绍近日战况及敌我双方态势，透露此战由一一零七团担任，并介绍哈庸凡到团部随军观战。一一零七团原团长黄伯铭不久前因放弃阵地被就地枪决，由师部参谋处长王佐民出任团长。王佐民上任刚两天，就奉命率团夺回双城驿。
同年9月5日上午7时，攻击双城驿的战斗命令下达。哈庸凡随部队紧急行军，由马黄金出发，10时许，到达团部指挥所预定位置官山寨。很快，王团长把作战任务分派完毕：第二营为右第一线营，向恶云寨以西地区攻击前进;第三营为左第一线营，向恶云寨以东、塔儿寨以西地区攻击前进;第一营为预备队，随左第一线营后跟进;步炮连先在官山寨附近占领阵地，制压塔儿寨方面的敌人，协左第一线营攻击双城驿。
午后，派出联络员报告，已与友军协定，下午3点开始发动攻击。据情报员探报，日军步兵三百余人正在双城驿北端高地构筑工事。王佐民随即把各营长召来作战前部署，面授攻击机宜。他说：“这是本团最重大的使命，也是整个江北战局上最重要的一着，所以我们要绝对保证胜利。不然，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长官，更对不起全国老百姓。这一次，我们要有决心用血肉来争取胜利，用血肉来换回我们的双城驿!”
攻击开始后，敌人拼命反扑，炮弹在我军阵地前腾起阵阵烟雾。王团长唯恐有失，只身上阵督阵。哈庸凡随王团长出入火线，观察战斗经过，随时了解战事进展。在八桂健儿舍命攻击之下，敌人终于支撑不住。下午4时30分，双城驿北侧高地被我军夺回，日军由双城驿退守塔儿寨一带阵地，用猛烈炮火向我军还击。并调遣骑兵抄袭我军后路，同时，敌机也在空中协同地面部队向我攻击。
战事趋于严峻，凌师长迅即调派两个营增援，战斗持续到夜间。夜10时，我军发动第二次攻击，夜夺塔儿寨。战至黎明，我军先后夺回双城驿、生金寨、鼓儿山一带要隘，日军退出塔儿寨。
哈庸凡与王佐民团长骑马进入双城驿，路旁横倒着许多日兵的尸体。途中，哈庸凡就此役的作战经验等，第一时间对王团长作了火线采访。随后，哈庸凡回到师部，继续采访凌压西师长。谈到此役胜利的原因，凌师长说了两条：一条是士兵训练很认真，军风纪森严;另一条就是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尤其震撼的是一一零七团团长黄伯铭因放弃阵地而被执行枪决。凌师长坦言，他与黄伯铭在模范营、讲武堂、军校高级班曾三度同学，先后又是同事，交情深厚，但这次他犯的是临阵脱逃的大罪，所以不能因为友情为他开脱。采访结束时，哈庸凡在师部看到两封与双城驿之役有关电报，赶紧抄了下来。一封是中方统帅部对一八九师克复双城驿予以传令嘉奖的电文，赞扬“一八九师能趁敌攻击广济之际，拊背侧击，占领要地，于敌后方以重大之打击。应即传令嘉奖，以激士气。”另一封是遵照中方统帅部命令，给予一八九师赏洋一万元。双城驿之役不仅成为一八九师也是八十四军的光辉战史。1942年4月，陆军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在为河南商城县“陆军第八十四军忠烈祠碑记”中回顾八十四军抗战四年多来之彪炳战史，其中特别写道：1938年秋武汉外围战，“一八九师出击黃梅尤建奇勋，克复双城驿之役，且奉委座嘉奖，并颁赏金壹万元。”
四天后，即9月10日，哈庸凡随军转战至蕲春县桐桎河驻防时，写成战地通讯《大战双城驿》。后寄回桂林，在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办的《克敌》周刊上连载。这是关于一八九师克复双城驿的唯一一篇战地通讯，文中收录了中方统帅部的两封电文，为此役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同年10月，哈庸凡随军由鄂东向鄂北推进。10月下旬，一八九师由武胜关转进至随县马坪港、淅河一带时，武汉沦陷。随后，马坪港、淅河失守，一八九师撤至随县城郊设防。
二、 第一次随枣会战——淅河战壕故事
1938年11月5日，一八九师奉令接替六十八军随县防地。到11月15日，一八九师与日军血战整整十天，往来冲杀三四十次，终于把日军赶回淅河东岸。随县防线系鄂北重镇襄樊的第一道屏障，据此可阻击日军西进，第五战区遣主力八十四军等死守。一八九师利用战斗停歇时，加紧构筑一条以随县为核心，南北延长百余里，纵深三十里战壕。外有深沟固垒，内有铁血儿郎，一八九师在淅河西岸与敌人形成50米隔河对峙。由此时算起，直到1939年5月8日随枣会战爆发后，日寇重兵正面突破随县防地，八十四军执行引敌深入战术主动后撤，长达6个月零4天。淅河对峙是抗战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战例，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粉碎了敌人西犯襄樊的企图。
挖战壕 在淅河对面敌人不时发起的地面和空中轰炸中，一八九师一面顽强抵抗，一面挖战壕，种鹿砦，构筑坚固工事。哈庸凡和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带领政工队员们深入各连队战壕工地，帮助士兵们挖坑抬土。士兵休息的时候，就组织政工队员到战壕里唱歌表演，或者教士兵唱歌，给士兵们鼓劲。
为了活跃工地气氛，给士兵们鼓劲，师政治部还连夜谱写出《挖战壕》一歌，发动政工队员到各连队工地上教唱。《挖战壕》的歌词是这样的：
“挖战壕，
挖战壕，
大家都来挖战壕，
挖好战壕打敌人，
别让鬼子活着跑!
你一锹呀哼哟，
我一锄呀嗨哟，
打退了敌人，
大家有功劳。”
经过官兵日夜辛苦，不到三十天，横卧在淅河西岸连绵不断山岗上的战壕完全构筑起来。淅河战壕是士兵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厨房寝室厕所样样俱全。战壕后面的山丘上，甚至还辟有“阵地花园”，以石块为座椅，摆放着茶水和书报杂志，供战壕里士兵换岗时休息。然而，挖战壕固然辛苦，而在战壕里彻夜警戒，随时出击，尤为辛苦。据当时报载，有记者下到战壕里采访士兵，士兵们说起战壕的生活颇有诗意：“太阳好像挂在你身旁的照相机，霜雪变成了我们的良伴”。
1939年2月，哈庸凡由一八九师政治部科员被派任一一零七团代理政训员(团长王佐民)。3月，第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正式任命哈庸凡为少校政训员。这一期间，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义勇队、广西学生军和鄂北各界前线慰问团以及第五战区长官部组织的记者访问团到淅河战壕慰问。1939年春节前夕，襄樊各界组织三十多人的劳军团到随县前线慰问，慰问团成员包括女生歌咏队、码头工人、农民、店员、家庭妇女以及日军俘虏伊藤等。劳军团在淅河战壕里分发慰劳品，为士兵们演出。慰问团团长白克回到襄樊后对记者谈及所见：“前线士兵掘洞而卧，冷饭果腹，水深过膝，狂风暴雨中，犹执枪防守，不稍松懈”[2]。
凭藉淅河战壕，一八九师与日军对峙半年之久。其间，还经常派出小股部队游击袭扰日军，使敌人如坐针毡，进退维谷。一天夜间，一八九师某连接受任务，趁着雪夜，奇袭回龙寺。夜12点，士兵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悄悄包围了回龙寺。守备日军30多人在睡梦中被一锅端。
淅河战壕与一八九师相依为命，1939年5月初，随枣会战打响后，一八九师奉令引敌深入而主动撤离随县防线时，许多官兵仍依依不舍。这里有敌尸横陈的沙滩;有曾经为他们挡住炮弹破片的掩蔽部;有曾经为他们用来避寒的草盖;更有在火线上售卖食物的老乡，洗衣的妇女。所有阵地里的一木一草，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随枣会战后不久，哈庸凡撰写一八九师随枣会战战史，题为《半年来淅河西岸的战壕生活》[3]，详细记述了一八九师在随县前线与日军对峙半年的经过。
战地课堂 淅河对峙开始时，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就着手筹划一面防御、一面整训，决定把全师的班长分别以团为单位集中训练。1939年1月底，各团的军士教导队建立。训练内容包括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哈庸凡负责一一零七团军士教导队政治训练工作，除上政治课之外，提出一些大家关注的时政问题，指导学员分组讨论。
集中训练要求吃、住、学全在一起，学员的宿舍安排在驻地老百姓家中，一间房子住一班人。课堂就在老百姓的厅屋里，一班人勉强挤挤可坐得下。黑板从乡间小学堂里借来，找些烧砖垫着作板凳。这样，一间教室就成了。哈庸凡和政训室的同志还写了“一面守住阵地，一面加紧训练”，“充实力量，准备反攻”，“在炮火中完成我们的训练”之类标语，张贴在教室里。训练以团为单位，各团纷纷想办法，出奇招，弥补训练设施的不足。哈庸凡所在的一一零七团特意绘制了各种军事训练挂图，如“一线疏开之一例”、“成散兵半群之一例”、“成散兵行之一例”等。图上的士兵，跪下的跪下，卧倒的卧倒，立定的立定。机枪、步枪，色色俱全，对学员们熟悉和掌握操典有极大帮助，在一八九师各团中最为出色。
此外，哈庸凡还搜集了一些报纸和书刊，设置了一个小型书报阅览室，供学员们休息时阅览。同时，团里还办了一份壁报，鼓励学员们自己写稿。不会写字的，就自己讲请别人记;一个人写不来，就三五个人集体商议着写。
军士教导队的训练很严格，每天早晨5点之前，他们出操跑步的身影在山岭上摇曳着，口令声震耳欲聋。接下来是战术动作训练，卧倒、出击一丝不苟。那些不识字的学员，早饭前还有一项特别任务，哈庸凡和团政训室干事每天教他们几个字，第二天必须默写出来。早操结束后，这些学员会折了树枝，在沙土里默写笔划。
政治训练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战壕对敌宣传。淅河对峙双方相距不过50米，每天互相喊话。日兵用广西话喊话，我军则要用日语喊话。会日语的朝鲜义勇队被派到各教导队，教学员日语口号，很快，全师每个战斗班至少有一人会熟练用日语口号作战壕宣传。
一八九师各团军士教导队连续办了2期，全师所有班长都参加集中训练。在敌人飞机炮火之下，战地课堂办得有声有色，学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组织农民抗日会 1938年底，一八九师驻扎随县厉山镇。此时正值淅河对峙之初，急需发动和组织当地农民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八十四军政治部要求各师政治部立即行动起来，当时哈庸凡尚在一八九师政治部第一科，恰好主管民运工作。经过对农户的访问调查，他发现，农民对于减租免役的呼声很高，每天都有农民到师政治部诉苦。惟有实行减租免役，才能最大限度发动和组织农民。在调查基础上，他很快草拟出《随县农民抗日会组织章程》，把动员组织农忙抗日与改善农民生活有机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农民抗日会的准则：“团结农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章程把农民抗日会分为会员和名誉会员两类，凡是随县农民都得参加为会员，凡是赞助该会的地主或社会上一般人士(汉奸敌特除外)，都得参加为名誉会员。
至于减租免役的具体做法，章程做出6条规定：一、免送“辞年礼”。随县佃农每逢农历年底要买3至10元左右的食物(猪、鸡、鸭之类)，送给地主作为辞年的礼物。为减轻农民负担，此项陈规从1938年农历年底废除。二、缓还债1年。随县土地集中在几个大地主手里，高利贷相当普遍。农民急用钱，只得去求借高利贷。每到农历年底，债主登门索债，农民苦不堪言。章程规定，凡属农民抗日会会员，一律缓还债1年，以优待抗日农民。三、缓还欠谷1年。秋季农民歉收不得不拖欠稻谷，而春季青黄不接时有的还得向地主借谷，这些欠谷还带有重息。章程规定，所属会员得缓还欠谷1年。四、不添压柜金。农民租种土地，不但要缴纳地租，还要缴纳压柜金。通常每五亩地缴压柜金16元，以三年为期。但地主每年都要农民增添压柜金，否则便收回土地。章程规定，不准增添压柜金。五、农会与地主一起看粿。随县农村秋收前，农民要摆宴款待地主，然后领地主去地里看庄稼，确定当年地租。这也是一笔不小开支，而且农民没有发言权。现在规定，由农会与地主一起看粿，商议确定地租。六、不准无代价替地主工作。随县农民除了向地主缴纳地租以外，农忙时还需为地主无偿劳动。这一陋习被取消，如果地主需要农民为其劳动，必须按日支付工资。
章程经过农民代表逐条讨论通过，农民参加抗日会的积极性很高。短短几天，农民参加抗日会的就有300多人。1939年2月15日，据农历新年还有四天，一八九师政治部在厉山镇的一块山地上召开露天大会，宣告随县农民抗日会成立。此后仅三四天功夫，农民会员便由300多人扩充到800多人。随后的农会会员大会中，又通过组织农民自卫军的提案。
厉山成为随县农民抗日会的发祥地。随后，凉水沟、七姑店、塔儿湾、安居与随城等地也先后组织起农民抗日会。据当时报载，随县农民抗日会组建后，每天能动员近万人去破坏公路，挖战壕、输送弹药、抬运伤兵、侦缉汉奸以及武装上战场等。组织农民抗日会期间，哈庸凡的同事和好友、广西日报特派八十四军战地记者吴家尧[4]
由襄樊赶赴随县前线八十四军阵地采访。两位好友战地相遇，分外亲切。从哈庸凡那里，吴家尧了解厉山镇农民抗日会成立前后的许多情况。后来，吴家尧专门写了一篇《前方的农民运动》，介绍和评述随县厉山农民抗日会的发展。
除农民抗日会外，随县驻防期间，哈庸凡还参与师政治部组织训练“黄学会”(亦称黄枪会)，支援抗战的工作。
三、 第一次随枣会战——枣阳整训 我军在随县前线与日军对峙，包括第十一集团军下属八十四军、三十九军和四十五军，共七个师十万余人。对峙期间，我军不断以游击战袭扰敌人。1939年春，八十四军一七三、一七四两师及四十五军一部向日军出击，占据淅河东北侧万家店、尖顶庙、两神庙、余家店一线，围攻徐家店、郝家店各处敌军据点，并向应山方向攻击前进。三十一集团军所辖两军亦同时占领枣阳东北地区。日寇深感武汉危急，遂调遣重兵于随枣地区，妄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4月29日，日寇主力在随县向八十四军猛攻，第一次随枣会战由此打响。
当时，一八九师作为八十四军主力，负责随县正面阵地右翼守备，一七四师负责左翼守备，一七三师作为军预备队。会战开始后，敌军猛攻一七四师左翼阵地，地面、空中炮火连天，敌军施放毒气弹，战斗异常剧烈。一八九师派出一个团，一七三师亦有两团增援。血战七天七夜，敌我双方死伤惨重。此时枣阳已失守，五战区遂采取引敌深入战术，命八十四军等撤离阵地，向豫南方向转进，把敌军主力吸引至枣阳附近之盆地，实施反包围。5月8日，一八九师随军部撤离随县主阵地，转至万福店、唐县镇、尚市店一线，引敌西进。5月10日，八十四军主力转进至河南桐柏县平氏镇、唐河县祁仪镇等地，阻截进攻唐河的日军。至5月中旬，敌军被困于枣阳唐河之间，我军反包围战术奏效，敌军仓皇东窜。
随枣会战中，哈庸凡所在的一一零七团随师部奔袭转进。5月至7月，由随县转战豫南唐河、桐柏、方城、镇平、邓县，5月底，一八九师及八十四军转进鄂北老河口，此时随枣会战已进入尾声。部队转战中，哈庸凡作为团政训员担负大量驻地民众宣传与沟通工作，与团长王佐民配合默契，尤其是他能与士兵一样出入火线，毫不畏惧，王佐民团长十分看重他。政训室经费不敷开支时，团长总会从团部拨给补足。
1939年6月初，老河口政工团体演戏慰劳八十四军，并欢送他们再赴前线。随后，一一零七团随师部在枣阳与随县边界随阳店、唐王店一带警戒，七月中旬，调回枣阳县城整训。
枣阳整训期间，一八九师政治部招收一批政工队员，多属枣阳本地的青年学生。因为同属政工系统，哈庸凡与他们工作上常有联系，来往频繁。时任一八九师政治部政工队员的张毓芳后来回忆道：“哈庸凡和赖思思是指导员中比较接近于群众的人，因此工作队员都喜欢接近他们。”政工队员中有一个枣阳女学生赛春芳，也是回族，家就住在枣阳城北顺城湾。由于同是回族，有时约哈庸凡到她家做客，由此结识其三姐赛春英，并建立通信联系。
四、 再上鄂中战场
1939年8月间，溃败后的日军并不死心，又在随枣地区集中万余兵力，步骑炮联合，频频向我出击，企图进犯枣阳。一八九师接到命令，迅即开赴随枣公路以北枣林店、唐王店一带，归属二十二集团军统辖，协助友军阻截日军西进。命令下达后，团长王佐民随即找哈庸凡商议部队行军安排，确定团政训室派一人随团部打前站，兼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全师除野战补充团留原防地训练外，一一零七团为师右纵队，一一零六团为左纵队，一一零八团为师预备队，紧急赶赴前线。部队早上5点出发，由于天气太热，又是负重行军，途中一一零七团收容病号达20人，还有一个士兵因患蚂蝗痧在担架上死了。
当晚6时，部队到达唐王店，一一零七团团部设在距唐王店东南六里的庙湾。令他们惊奇的是，村里的老百姓都走光了，在这种环境下作战是无法想象的。哈庸凡与王团长商议后，决定政训室人员第二天全体出动，找老百姓做工作，联络当地联保主任和附近的游击队。
次日一早，哈庸凡带着团政训室几个人到了唐王店镇的街上，看到街上冷冷清清，一片狼藉，只剩几个小店的老板还在守护着。他们先去访问正在附近的游击队，了解敌方情形。后又找到联保主任，弄清老百姓弃家躲避的缘由。最后商定，第二天由团政训室派人跟随他们上山宣传，动员老百姓下山。还确定，镇联保所负责筹办军粮。
回团部途中，哈庸凡还与政训室的人商议两件事，一件是策划出版沟通军民关系，支持前方抗日的壁报和标语，另一件是请回乡中心学校校长和教员，尽快让战地孩子们复学，稳定人心。
回到团部，得知日军主力已追进山，正与友军交战。一八九师奉令当晚出发，以一一零七团和一一零六团为一八九师主力，采用机动战术，由北向南侧击敌人。一番紧急夜行军，经林家河到达樊家西湾时，随团无线电台传来消息，厉山镇已被我军克复，敌人主力向南经环潭、安居溃逃随县县城，明净铺、尚市店一带已无敌踪。
部队遂停止前进。一一零七团政训室的吴全君把这一经历写入战地通讯《再上鄂中战场》，记述了哈政训员的战场活动，同年9月4日在广西日报刊登，为随枣会战留下一段珍贵的史实。
五、第二次随枣会战前后 1939年9月，部队改行新编制，哈庸凡所在一一零七团改番号为五六六团。同年冬，五六六团接防随县唐王店一带阵地。当时，本地一些商人经常到武汉贩运货物，团长王佐民觉得可以通过他们了解日寇的情况，搜集日寇情报。于是，哈庸凡从当地商人挑选几个精干的充当谍报员，利用到沦陷区贩运货物的寄回，搜集日寇的情报。同时，战时物价高涨，哈庸凡和团政训室的人也在部队驻地周边集镇做些平抑物价的工作。
1940年4月，部队政工系统改组，哈庸凡被调至八十四军政治部任少校科员。因为他与王佐民团长关系处得很好，不愿意到军部任职。王佐民便向凌压西师长推荐，结果改任哈庸凡为一八九师司令部少校秘书。
同年5月，随县前线日军发动夏季攻势，第二次随枣会战开始。不久，日寇突破七姑庙一七四师阵地，哈庸凡随五六六团突围北进，由豫南沁阳绕回老河口。此时，哈庸凡才到师部就职。这时，襄阳已失，日寇逼近老河口，一八九师担任野战任务。直到日寇败退，襄阳收复，哈庸凡才随一八九师后方留守处转进襄阳东津湾驻防。同年10月，哈庸凡随一八九师由襄阳东津湾出发，经鄂北、豫南，由驻马店越过平汉路到达河南固始，后移驻安徽六安。
在一八九师师部任秘书期间，哈庸凡曾陪同凌压西师长去老河口五战区长官部出席军事会议。除草拟一些文电外，还编写一本《一八九师战史》。
六、老河口时期——从光谷警备司令部到阵中日报 1943年1月，哈庸凡由安徽战时省会立煌经界首、漯河到达老河口。2月，任光谷警备司令部中校秘书，时任光谷警备司令为梁家齐。同年3月，哈庸凡与曾任一八九师政治部少校日文干事，现任五战区长官部上校参议的钟宇翔共同创办一份八开小报《力行周刊》，由钟宇翔出资，哈庸凡编辑。关注民生，针砭时事。曾发表过一篇《希望于徐主任者》(徐指鄂北行署主任徐会之)的评论，内容系指责鄂北行署工作上的诸多弊端，对徐会之有所讽刺。因缺乏支持，同年5月，该刊即转让给光化县改出《光化周报》。
这时，哈庸凡与枣阳赛春英相识已逾三载。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战期间，枣阳被日军围困，赛春英随母亲化妆躲避乡下，其父赛德炳时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湖北分会枣阳支会理事长，坚守城内。日军破城后，赛德炳与众乡亲逃亡途中惨遭日寇杀害，尸首难寻，同时被杀同胞三百余人。随后，赛春英饱含悲愤应征入伍，先后在陆军八十五军第四师和四十一军一二二师政治部任政工队员，走上抗战前线。国恨家仇，抗日救亡，共同的抱负使两个战地相识的年轻人走到一起。1943年6月，哈庸凡请假去枣阳，与赛春英结婚。婚后两人返回老河口，一度借住于老河口清真寺。后经梁家齐介绍，赛春英到光化县银行做练习生。
老河口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为肃清汉奸敌特，老河口有关机关联合成立防奸除谍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光谷警备司令部。哈庸凡除草拟工作计划、会议记录等文牍工作之外，还奉令在地方物色一些人士作义务稽查，访查社会上烟、赌和汉奸活动线索。他曾物色了几个商人，通过他们在老河口旅馆破获一起贩卖毒品的案件。后通过另一个义务稽查提供的线索，在老河口、谷城两地破获廖某等汉奸团伙案。
在光谷警备司令部期间，哈庸凡编写过一本《三年来的光谷警备工作》。1944年间，老河口举办“鄂北、豫南各界体育、卫生、画展三大运动大会”，哈庸凡派在会上采访新闻，每天编辑出版一张专刊。
1944年春，日寇逼近襄阳，老河口危急。长官部机关家属和老百姓纷纷向周边乡村转移，赛春英也与警备司令部机关家属转移乡下。此时，哈庸凡受聘兼阵中日报副刊主任，负责编辑副刊“台儿庄”。白天在警备司令部办公，晚间到阵中日报发稿。由于秘书工作不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办阵中日报上。哈庸凡抗战前做过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记者、采访主任和编辑，办报得心应手。他接手“台儿庄”副刊后，一面发动青年学生读书，一面组织学生写稿。据他回忆，当时鄂北襄阳、郧阳两地学生投稿最多。郧阳的湖北第八高级中学部分学生还在校内成立“台儿庄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在校内出壁报，用“虹”、“暴风雨”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部书名做报头，引起郧阳三青团的注意。后郧阳湖北第八行政公署专员王元化下令逮捕了几个主办壁报的学生。该校其他学生写信给哈庸凡，他随即将原信在副刊上发表，并撰写评论，强调言论自由，指责第八行政公署罔顾法律，侵犯人权。并致电有关机关，说明事件经过，很快使这几个学生获释。由于这一件事，阵中日报副刊在学生中威信大大提高。
哈庸凡追求进步，思想活跃。早年在桂林曾发起组织“风雨社”，创办并主编《风雨》月刊，组织风雨剧团，在桂林文学青年中颇负赞誉。主编“台儿庄”副刊时，哈庸凡鼓励言论自由，扶持培养青年。他曾以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的名义，召开过一次鄂北文艺座谈会，在副刊上刊出文艺座谈会记录，影响很大。
1944年冬，“台儿庄”副刊有过一场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论争，发生在襄阳和郧阳两地青年作者之间。论争展开一段时间后，哈庸凡有意调停论争，便邀请与襄阳、郧阳两地青年作者都熟悉的潘祺祥(即作家冯放，时为鄂北文艺青年)到老河口做客，打算在调停这场“笔墨官司”之余，组织一个“台儿庄文艺习作会”，把鄂北文艺青年团结在“台儿庄”副刊这块阵地周围，此时已近1944年末，打算春节后再着手进行。随后，日寇发动鄂北、豫南会战，战事紧张，此事也就搁浅。[5]
1945年春，哈庸凡任阵中日报总编辑。不久，日寇从鄂北、鄂中、豫南三个方向发动攻势，老河口危在旦夕，哈庸凡率领阵中日报社人员沿汉水转进到陕西白河，后五战区长官部退守均县草店，哈庸凡又率报社人员转至均县草店。阵中日报原来没有印刷机，在老河口时由前线出版社代印。后来前线出版社随李宗仁迁至汉中，留下的破旧机器丢在白河，不敷使用。当时盟国军队节节胜利，长官部一再催促出报，于是，哈庸凡带着报社人员暂用石印出版。当时草店连石印店也没有，决定将报社迁到均县，就近利用石印出报。这时，阵中日报社社长冯澍离职去汉中，战区长官部政治部派哈庸凡为阵中日报社代理社长。不久，正式任命哈庸凡为第五战区长官部军简三阶(上校)参议兼阵中日报社社长。
1945年8月中旬，日寇无条件投降。9月，哈庸凡率阵中日报社人员随五战区长官部进驻河南漯河。9月20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漯河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中将代表第12军及其部属115师团、92混成旅团和第13警备队等共31560名官兵双手献刀以示投降，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哈庸凡出席受降仪式，并采写报道和社论。抗战已经胜利，第五战区长官部政治部遂下令将阵中日报易名为群力报，任命哈庸凡兼报社经理部经理，随后群力报迁郑州，哈庸凡兼任社长。
[1]哈庸凡先生生前曾任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安徽民政志》主编，《江淮英烈传》主编等。
[2]见广西日报1939年3月14日第2版。
[3]此文收入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编著之《随枣会战纪要》，桂林前线出版社1939年10月出版。
[4]吴家尧，广西北流人。曾任广西日报记者、编辑，1937年9月，曾与哈庸凡共同编辑广西日报第二次刊(即晚报)。
[5]事见冯放：《四十年代鄂北文学运动琐忆——关于阵中日报副刊“台儿庄”的一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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