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回忆父亲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来源：陕西文明网-陕西日报　作者：罗东进   2017-12-01 15:16:10

1938年3月115师师部碾头村合影：后排中是代师长陈光，二排右起罗荣桓、杨尚昆。

　　罗荣桓生平简介

　　1902年-1963年，湖南衡山(今属衡东)人。读书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鄂南暴动和秋收起义，随部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连、营、支队党代表，纵队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委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山东分局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委等职。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9、10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四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进行了部署。

　　出其不意突围

　　11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个师团、4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4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数次幸运脱险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了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碰到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巧用翻边战术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趟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趟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作者介绍

　　罗东进

　　罗荣桓元帅之子。生于1939年2月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前夕。1959年参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中将军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