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处变不惊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忆伯父周恩来在抗战中的艰苦岁月
来源：陕西文明网-陕西日报　作者：周秉德   2017-12-02 15:12:02

　　1939年2月2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图为周恩来(右三)与新四军首长合影。

　　周恩来生平简介

　　1898年-1976年，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土地革命时期，领导了南昌起义，参加长征，曾任工农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1936年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前往西安，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等职。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重庆国共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促成并竭尽全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过程中，我的伯父周恩来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以其高度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一起提出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战术及作战原则，为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的伟大胜利离不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临危受命，处变不惊，终于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主张，改采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正确方针。

　　领导权问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争论的焦点，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生死存亡。恩来同志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在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时，对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格外重视。他在长达八年的国共两党交往和谈判中，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采取灵活策略，甚至做过某些退让，但在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上，始终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民主人士中，恩来同志有很多老朋友。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他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重叙旧情，结交新友，积极向他们说明中共抗日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付出巨大心血。

　　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恩来同志同国民党上层人士(如邵力子、张治中等)接触较多，对他们的政治倾向有所影响。通过主动与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邓锡侯、龙云、卢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触，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战略，不断壮大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恩来同志指示负责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他还亲笔给暹罗(1939年改国号为泰国)华侨杜英写过长达八页的回信，详细解答有关抗战的疑难问题，这封回信在《曼谷日报》发表后，轰动了当地侨界。

　　壮大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

　　国共谈判合作抗战时，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二是陕北红军改变名称番号，按国民革命军进行整编。谈判一开始，恩来同志提出，在陕北地区的红军可改编为4个军12个师，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分任各军军长，4个军组成一路军，以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这个方案报到蒋介石那里，他根本不同意。双方唇枪舌剑，一直谈判到“8·13”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才同意由朱德、彭德怀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陕北红军改编尚且如此艰难，在南方八省坚持革命斗争的游击武装的改编问题则更加艰难。1937年夏，恩来同志利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之机，转道上海会见北伐名将叶挺，希望他出面做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叶挺同意后，10月1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宣布，将活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28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9年3月，恩来同志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指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据此，新四军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江北指挥部，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同时，由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江南指挥部坚决执行恩来同志提出的“向北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加上不久后成立的豫鄂独立支队、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江南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提出“持久制胜”的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恩来同志参与八路军挺进华北、国共携手进行太原保卫战等重大决策，国民党第五战区高层也是听取了恩来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后，修改了自己的战役计划。

　　1937年8月中旬，恩来同志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会议，他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应采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

　　1938年1月，在抗日战争进行了5个月后，察绥沦亡、保定失守，连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都陷落了，妥协求和的声音甚嚣尘上，抗日阵线内部也有些人对长期抗战发生动摇、失去信心。为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恩来同志在《群众周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

　　恩来同志关于持久制胜的思想，大多发表于抗战之初，发表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之前，尽管在理论上尚欠精辟，但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些文章在许多人对战争前景还心存忧虑的时候，及时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方向，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恩来同志非常重视。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恩来同志提出：“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恩来同志还阐述了游击战与持久战的关系，他说：“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解决游击战与根据地关系

　　在抗日战争军事理论方面，恩来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游击战与根据地的关系，妥善处理了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中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开展游击战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问题，可以说是恩来同志在抗战中的一个创举。

　　1937年，恩来同志一到山西就注意考虑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问题。经过充分调研，他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战地动员委员会”的设想，并亲自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经与山西实力派人物阎锡山多次协商，纲领获得通过，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成立。

　　之后，恩来同志又提议把动委会发展成实际的政权组织，并具体指导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事实证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为游击战争走出战术范畴进而上升到战略地位起到巨大作用。

　　1938年2月，针对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现实，恩来同志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论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的关系。恩来同志灵活运用上述思想，先向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建议，继之又派张爱萍去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当面转达他的意见，终于促成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重创日军矶谷师团，歼敌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令嚣张至极的日本侵略军遭受沉重打击。

　　依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恩来同志和北方局、长江局、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下，华北、华中抗日游击战如星火燎原般迅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友军在战略上构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大大消耗和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宁华 整理)

　　作者介绍

　　周秉德

　　周恩来同志侄女，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第九届、十届委员，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