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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来源:腾讯网 作者:郑建邦    2017-12-06 15:54:04

导读]毛泽东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毛泽东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大一样,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蒋介石夫妇出席开罗会议后,在印度蓝姆珈与蒙巴顿将军郑洞国等合影,

  我的祖父郑洞国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

  郑洞国 (1903-1991年)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

  抗战中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鄂西战役。

  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

  参与东北内战,1948年底,在长春兵败解甲。

  1954年起,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出身黄埔一期,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在抗战中声名显赫,却在内战中成为败军之将。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郑洞国在东北名城长春被迫放下武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国大业”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

  郑洞国如何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一个春秋鼎盛的将军脱下军装又能做些什么呢?本刊记者专访了郑洞国的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先生。

  长春:最黑暗的岁月

  1948年的东北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在之后的半年里,长春没有经历致命的战火,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饥饿。

  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自己讲:“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长春的东北师大读书时,吉林省的领导几次通过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动员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

  祖父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解放战争中,像洛阳、济南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来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长春能够临阵起义,对国民党阵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常委曾经讨论过:“最好是动员郑洞国起义。”会上朱德说:“郑洞国这个人政治上不坏。”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泽东最后决定“想办法争取他起义”,还叫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祖父写了封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写的那封信,祖父并没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会投降的。而且叫新七军起义也很难做到,新七军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出身,受蒋介石影响很深。仗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打了,部属们就只好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强算投诚了。

  祖父曾回忆,当他放下武器,很沮丧地随着部队出城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与他对阵数月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肖华看到祖父走来,立即命令停车,下车走过来跟我祖父握手,问候了一番,然后再坐车离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并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个细节使沮丧到极点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丝。

  晚上,在长春郊区四家子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和肖华请祖父吃饭,也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与他认识很久了,其实以前他们并不认识。席间,心情极坏的祖父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酒过数巡才抬起头说:“我在国民党那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置;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当时,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提出:“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随后,他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

  思想转弯儿,接受共产党领导

  在哈尔滨,祖父每天都通过报纸关注全国局势的变化。开始,一拿起报纸他就心烦,他当时的思想还有意无意地站在国民党那边儿,看到自己的阵营一败再败,心情可想而知。可是后来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祖父开始有时间认真读书,读毛泽东的书,也读马列的书,还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些书至今还在家里保存着,翻开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籍,可以看到祖父当年用红色铅笔所画下的重点。

  他们这一批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人,别看位高权重,手握重兵,但内心却是非常痛苦、凄凉。一个人奋斗了半生,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他心里能高兴吗?但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他投身革命,初衷是因为爱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复兴,而他的痛苦也是从这儿来的,觉得国民党搞来搞去,不但没有救国,反而穷途末路。

  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一道坎儿,祖父一直过不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1950年8月,祖父因身体不适到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肖劲光、肖华两位将军请他吃饭,希望他参与到解放台湾的工作中。祖父沉吟再三,最后还是谢绝了。两岸统一是他愿意看到的,可让他自己去拿着武器跟从前的长官、袍泽厮杀,按照他的一贯道德和操守,又不愿这么做。

  不过,在面对美国人的时候,祖父便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在北京期间,周恩来邀请祖父吃饭,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由于祖父在抗战时曾与美军联合作战,对美军的作战特点比较了解,周恩来就问他对美军的看法。祖父很明确地说:“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还举了几个实战的例子说明。他讲到美军依赖空中补给,与美国人共同作战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是衣服,到达目的地时就只剩一条短裤,活像一只大毛猴,逗得周恩来大笑。

  到了上海之后,他慢慢观察,发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1945年,抗争刚刚胜利时,祖父是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负责接收南京和上海。他亲眼看到上海物价飞涨,流氓阿飞横行,社会乌烟瘴气。50年代初,进入上海才一两年,共产党就把上海治理得非常好,这对祖父的思想冲击很大。一方面他对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符合他年轻时候的理想。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从上海迁居北京。迁居可不止是简单的搬家,那就表示接受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毛泽东亲自给郑洞国点烟

  来到北京,祖父被安排到水利部当参事,那时候一月挣八十块钱。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前,毛泽东提议祖父担任国防军事委员会委员,按级别是九级干部,工资是二百七十多元,还配有专车。困难时期,很多民主人士都提出不要专车了,工资要求减几等,后来减到二百四十五。一直到他晚年,一直都是二百四十五块,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应当是很高的生活待遇了。

  一天,祖父收到毛泽东请他到家中吃饭的请柬。去毛主席家做客,那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当然很高兴,但也很紧张。祖父这个人一生并不趋炎附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提拔他当侍从室侍卫长,负责保卫领袖安全,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天大的美差,可是祖父却坚辞不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受不了校长的咆哮。这次到毛泽东家吃饭,祖父也有些战战兢兢。

  毛泽东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用湖南话讲:“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

  坐下来以后,毛泽东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毛泽东又从沙发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泽东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泽东:“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毛泽东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毛泽东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赋闲生活会朋友养花养鸡

  五十年代,祖父不过五十几岁,从前他是那么叱咤风云,而今忽然闲散下来,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静,而且他给自己调适得非常好。虽然不必按点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民革的、政协的,还有些对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祖父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直到晚年,鞋子都跟他在军队时一样,绝对不会东一只、西一只。几点起床,几点就寝,都像是上了闹钟。我妈就开玩笑说:“爸,你的生活就跟钟摆一样。”

  他从来没有觉得寂寞,五六十年代跟朋友们打打桥牌。他的朋友挺多,比如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还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我记得周嘉彬每次来都骑着摩托车,那个时候北京摩托没有几台,一听胡同口“突突突”响,就知道他们两口子来了。杜聿明也老到我家来打牌。杜聿明老两口打牌还耍赖。祖父说:“他是自己的老长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纠正”,可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就在一边说:“爸,你不能耍赖。” 后来年纪大了也打不动了。

  他喜欢养花,60年代我家住花园村,就在西郊那边,挨着华侨公寓。我们家里的蟹爪莲养得好,全楼的人都请祖父教他们怎么养。他养文竹,剪接得非常漂亮。在花园村之前,我们家住在东四礼士胡同,祖父给我小姑姑买了四只小鸡,小鸡是很难养活的,他四只都养活了,一公三母。公鸡长得特别大,小姑姑一出来,它就追着咬。祖父喜欢鉴赏字画,他一生收集了很多,名贵的都捐给国家了。后来他自己买了一些,那时齐白石的画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以他的工资,还能买得起。

  “反右”“文革”中基本风平浪静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所以不大了解社会上的问题。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57年,他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一同前往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曾经同在一个战壕里的旧友。祖父看到杜聿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与杜聿明一别十年,真是恍如隔世。十年前指挥数十万大军的杜聿明,躬腰跛腿、满面病容。如今却是神清气爽,精神焕发。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只要觉得谁家有事就抄家,没人敢管,他们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为老兵们尽一点力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八十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

  祖父这个人是那代人的缩影。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待,我觉得很多事就看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二十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给实现了,觉得挺好。他曾经很庆幸地跟我说:“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这与他当年的政治志向基本一致,精神上有了归宿。1991年1月27日凌晨,祖父走完了八十八年的漫漫人生道路。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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