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执笔 右手驾机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 作者：蒲元 耿小乔   2018-01-04 16:18:12

　　—— 厉歌天的传奇人生

　　在古城西安，曾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受训于南京黄埔军校，毕业于杭州笕桥航校，在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和蒲阳空军幼年学校当过教官。他是空军名将毛瀛初的徒弟，周至柔将军读过他的战术论文，他还六次驾机轰炸日军。他不仅是空军战士，也是颇有名气的文学家，和萧军、叶圣陶、老舍、张天翼等先生谈笑风生，作品《两个脚印》也被选入大学课本……他，就是我们的外公厉歌天。

　　1909年冬，外公生于河南通许县厉庄，原名厉国瑞。6岁上私塾，11岁转到县城的学堂当旁听生，14岁时因曾外祖父去世辍学，18岁时又重新回到通许县立初小上学。1928年夏，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取淮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1年，毕业回到通许县高小执教，后来应聘到兰封县师范学校任教。这时，外公给自己改名叫厉歌天。

　　黄埔初训

　　1935年春，笕桥航校(即中央航空学校，因校址位于杭州笕桥而得名)到开封招生。外公以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竟成为一千多考生中被录取的14名幸运儿之一。没想到转眼间自己要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了。而更让他意外的是，考上空军学校，首先要去的地方竟然是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为什么要到黄埔军校去呢?说起来，笕桥航校和黄埔军校渊源颇深。早在1929年，蒋介石为了加强空军人才培养，在南京黄埔军校成立航空训练班，学员从6期毕业生中选拔。后来，为了扩大培训规模，决定改在杭州笕桥组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原航空训练班就成为笕桥航校第1期。蒋介石特别重视笕桥航校，视其为第二黄埔，他对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发扬黄埔精神”，笕桥航校校歌最初也用的是黄埔校歌。因此，也可以说，笕桥航校源于黄埔军校。

　　根据笕桥航校的训练计划，学员入校后的前6个月为入伍训练期，以基础军事训练、军人素养培训为主;后一至两年为本科学习期，主要学习各种空军飞行和机械专业知识。抗战爆发前，笕桥航校一共招收了7期学生，其中5期的入伍训练，都是由黄埔军校入伍生队代训的。外公考入的笕桥航校第7期正是如此。按照期别，1935年下半年开学的应是黄埔第12期。而且据黄埔专家单补生老师考证，不光是笕桥航校，海军电雷学校、陆军测量学校等校的新生都要到黄埔军校进行入伍生训练，期满合格后黄埔军校还给颁发《XX校入伍生入伍期满证书》。

　　外公曾经回忆在黄埔军校那段时光：“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都要在15分钟内整好内务，洗漱、上厕所等等做完，马上到操场集合，点名、跑步、做操，接着进教室上自习。下课号一响，又马上排队到饭厅吃饭……正吃着，猛听见值星官喊：‘起立’。都放下筷子站起来，吃饭慢的立正之后，嘴里的饭还没有嚼完。回宿舍稍事休息，即出操，在小石子铺的平地上，练军人的基本功。值星官喊：‘卧倒!’‘啪’都趴下。天天如此，许多人的胳膊肘和膝盖都磨破了，往往旧伤未愈，新创又添……”黄埔的半年，为外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航校求学

　　入伍训练结束后，外公和同学们开拔到笕桥航校洛阳分校学习初级飞行。以美军裘伟特上校为首的笕桥航校美军顾问团标准极高，航校飞行专业的淘汰率高至25%—40%。这时外公已经26岁了，年龄偏大，加之入校前又一直在念书或教书，所以身体反应上可能比其他人迟钝些。负责外公的那位飞行教官就想把他淘汰掉，每次升空训练，都是漫不经心地带着外公在天上飞来飞去。外公发觉不对劲后，去找教官组长毛瀛初，说“毛教官，你带我飞，看看行不行。行，我就继续学飞;如果不行，我回去教书。航空救国，教育也救国嘛。”

　　毛瀛初是笕桥航校2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担任教官。抗战爆发后参加过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果辉煌，也是中国空军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毛瀛初很欣赏这名性格率直的学员，便亲自带外公飞行一段时间，既是教学也是考察，最后认为外公可以胜任飞行任务。外公这才得以继续学习。不久，外公和同学们回到杭州笕桥航校本部继续学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2日，即淞沪会战开始的前一天，笕桥航校奉命撤退。航校学员大队长因另有事不能带队，认为外公在班里年龄最大，又素有威望，就委托他担任三名领队之一。于是外公带领他这一班同学在由杭州乘车到南京，坐船到武汉，再乘火车到长沙、衡阳，再乘卡车到柳州、贵阳，最后于10月到达昆明。外公因日夜操劳和长途跋涉而病倒住院一个多月，但所带队伍整整齐齐，这批中国空军的宝贵人才毫发无损。后来包括外公这一队学员在内的笕桥航校第7期共计毕业153人中，有33人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到达昆明后，学校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1938年2月26日，外公在昆明毕业，分配到成都。

　　空士教官

　　1938年9月，外公被任命为成都中央空军军士学校(当时简称空士学校)飞行教官。这所军校是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空军人才培养规模而在成都太平寺设立的，校长亦由蒋介石兼任。报考起点降为初中毕业。外公也成为这所学校创建后的元老级教官。

　　飞行训练中有很多手势，对外行来说就像哑语，但外公却和这些手势像老朋友一样熟稔：教官伸出一个指头(食指)，就表示命令坐在教练机后排的学员操作飞机进行大转弯(90°);伸出两个指头，就是中转弯(180°);伸三个指头，就是小转弯(360°);如果是右手食指划一个螺旋，那就是进行螺旋下降的意思……

　　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空军开始对成都进行空袭。中央空军军士学校那些教练机和那些老旧的、作战部队淘汰下来的战斗机、轰炸机，速度既慢，又无武装，只有驱逐飞行高级课目使用的苏制E—15和美制霍克式可堪一战，但是遇到日军先进的零式战斗机，伤亡惨重。即使不升空作战，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损失也不小。就这样，外公和战友们一边坚持教学、一边战备防空，工作愈发紧张起来。这时，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1939年秋日的一个夜里，外公被自己猛烈的咳嗽声惊醒。正咳着，口里“突”的吐出一股水，吐进痰盂，“突”的又一股水。打开灯一看，哪里是水，全是血。紧急检查后是肺部大血管破裂，随即被抬进医院抢救。外公当时担心要没命了，连遗嘱都叫人写好了，后事也安排了，然而竟挺了过来，但在医院一直住了四年多。不过这四年则成为外公从事文艺活动的黄金时间。

　　文艺报国

　　外公最初闯入中国文坛，其实是在患病之前。他自幼喜欢写作，入伍后仍然如此。1938年4月，外公以铁喉的笔名，在成都《新新新报》副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空军抗战的文章。

　　1938年5月，外公在《新民报》副刊文艺茶话会上，结识了萧军、刘盛亚、陈翔鹤等文艺界人士，后来，又先后与李劼人、刘开渠、老舍、朱自清、叶圣陶、曹靖华、冯雪峰、胡风、碧野、陈白尘、巴金、张天翼、姚雪垠、臧克家、邹获帆、端木蕻良等人相识。其中，他和萧军的关系最亲密。1939年，外公创作的反映空军抗战的小说《信》，就是受到萧军的影响。

　　1939年元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立，外公在萧军等的介绍下入会。1939年秋天患病住院以后，外公开展文艺工作的时间充裕起来。1941年春，协会第三届理事改选，还在住院的外公当选为理事，负责主办协会会刊《笔阵》。1942年初，他又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仍然主编《笔阵》。为了扩大影响，外公想法子把叶圣陶请出来挂名主编。《笔阵》越办越好，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巴金、老舍等诸多名家的作品都曾在这里发表。外公认识的文学家中有不少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的作品也大量出现在《笔阵》中。《笔阵》发行量最大的时候，达到三千多份，大后方的许多城市，如重庆、桂林、昆明、贵阳、西安的书店里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这段时间，外公还发表了《小骗子》《爆破》《两个脚印》《红马驹》等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小说或散文随笔。后来，《红马驹》被编进了《抗战文艺》一书，《两个脚印》则入选大学教材《文学作品选读》。

　　外公创作的文学作品和主编的《笔阵》，有相当篇幅都反映的是抗战的内容，应该说，这些文艺作品对于揭露日军暴行、坚定抗战意志、凝聚抗战士气，具有积极的意义，外公以文艺报国的独特方式支持着伟大的抗战事业。

　　轰炸日寇

　　外公是一名空军军官，他渴望着做一名真正的空中勇士。随着身体不断康复，这种愿望愈加强烈。1945年3月，外公了解到川东梁山驻有中美航空混合联队第1轰炸机大队，中方大队长李学炎是航校3期师兄，便下决心离开已经熟悉的文坛，开赴作战部队。

　　加入作战部队需要上级审批，外公前往重庆，找到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周至柔在报纸上曾见到外公写的有关空战和飞行技术的文章，只问了几句话，就当场批了一张字条同意参战。外公拿上这张命令，搭上1938年中国空军长途奔袭日本“传单轰炸”的功勋飞行员徐焕升的专机，直飞梁山。外公的出现使战友们感到意外，解释后大家方才明白。不过轰炸机大队没有他的编制，于是有人提议：“美军那边有位随军记者，咱们也把老厉叫随军记者好了。”

　　1945年4月，外公与战友先后6次轰炸日本侵略者。轰炸目标包括平汉铁路郑州到武汉段、信阳机场、洛阳机场、开封车站等地。他还因作战有功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勋章。

　　轰炸开封那一次，外公乘坐由战友董少尉驾驶的B-25中型轰炸机，跟随美军飞行员驾驶的长机向东飞行。不久，董少尉问外公想不想亲自驾驶，外公病后已经5年多没摸驾驶杆了，早就跃跃欲试，于是他操纵B-25紧跟着美军长机。这时，外公发现长机里的美国随军记者马特沫瑞(Metemore)一直盯着他看。原来起飞之前，董少尉向美军机组人员介绍他是随军记者，所以美国记者看到似乎是中国记者在驾驶飞机，既惊讶又怀疑。外公猜到了对方心思，于是翘起左手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向那边点了点头。美国记者一下子高兴了，马上做了个OK手势。

　　系列战斗结束后，外公以亲身经历写了《我随B-25轰炸机扫荡鄂北日寇》《我随机袭豫南》和《我们怎样轰炸开封》三篇文章，发表在重庆《扫荡报》、成都《中央日报》及《中国空军》杂志上，大大地鼓舞了国人抗战士气。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轰炸开封车站。开封是我的故乡，乡亲们遭受敌人的蹂躏已有7年之久，我要摧毁日本法西斯，要替乡亲们报仇雪耻……

　　黄河慢慢接近了我们，黄河上的铁桥，中牟县的城市，都在我们前下方出现了。突然，在我们左边开了一朵没有枝叶的黑花，接着，两朵、五朵……啊!是高射炮弹。我看着郑永昆，他也看着我，我们不约而同地耸了一下肩膀，彼此都笑了……

　　开封城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皇城前面的龙亭、市中心的鼓楼……历历在目。我们的大机队已对准了南关的火车站，前面的飞机弹舱打开了，我赶快也打开了弹舱，并拿出照相机等待那万磅炸弹脱钩的时刻。突然，一片像羊奶葡萄一样的炸弹，离开弹舱一连串地落下去了，我立即按下快门，心里非常得意。我们的编队已经通过了火车站，开始转过头来，我贴在玻璃窗上看着我们的弹着点，这时候火车站已经被炸起的黑烟笼罩住了，车站被炸了，靠车站的面粉公司也腾起了黑烟……

　　然而，尽管中美空军已占有制空权，但日军的防空炮火、突袭和恶劣天气仍然对轰炸机有很大威胁，外公的战友郭俊就牺牲在这系列战斗中。在美军的记录中，1945年2月27日到3月5日，第14航空队轰炸了10座中国境内的日军重要桥梁，短短7天就损失了4架B-25，20名机组成员牺牲。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尽管外公只升空作战6次，可他无愧于国民政府颁发的那枚勋章!

　　更令外公没有想到的是，50多年后的1998年，还有一位美国军事史电视机构制作人杰佛伟·葛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安，辗转找到正在住院的他进行专访。原来，当年那位美国记者把他亲眼所见的“中国随军记者”驾驶B-25对日作战的奇观，写进了他的《战地纪实》，并发表在美国报纸的战地新闻中，外公也就因此留在了美国空军对日空战的史料之中。葛林正是根据这则战地纪实发现并最终找到了外公，听他回忆了当时空战的第一手叙述，并在一部专题片中讲述了这个精彩的故事。

　　空幼名师

　　1945年5月，也许是外公的空战文章引起了某位高层的注意，觉得这样能文能武的人才还是到军校搞教育更合适，于是一纸命令，将外公调往四川灌县蒲阳镇空军幼年学校(当时简称空幼学校)任教官。

　　1939年，考虑到空军飞行员损失过快和长期抗战的需要，以及苏、德、日等国从少年中培养飞行人员的经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提议成立空军幼年学校。校长援例由蒋介石兼任，汪强任教育长。学校招收12至15岁的优秀小学毕业生，学制6年，毕业后直接升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1940年12月，这所旨在为中国空军培养抗战后备人才的学校正式开学。由于空军幼年学校只有滑翔机训练，因此外公在这里担任的是航空常识教官。

　　2015年元月，我们专程看望了西北工业大学资深教授楼世正，他是空军幼年学校第5期(1944年入学)学生，曾受教于外公，从那时起他们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远在加拿大的空幼第4期生宋慈和(1943年入学)曾发表过回忆外公的文章：“那时厉教官年轻英俊，把我们全队3个教室的学生集合在饭厅，他像大学教授般从莱奥那脱·达文西、人类设想征服天空讲起，滔滔不绝地从飞机讲到飞行，讲到空战史，讲到当代的战略战术以及与侵华日寇空战中可歌可泣的史实。严肃而又风趣的描绘，时而引人入胜地使大家鸦雀无声，时而亦庄亦谐地引得哄堂大笑……”

　　与宋慈和同为4期生的王锡爵(1949年随学校迁往台湾)也是外公的学生。1986年，王锡爵专程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外公的家中看望老师。而在此之前，他刚刚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86年5月3日，时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的王锡爵因思乡心切，驾驶本应开往香港、台北的B-198号机，突然降临广州白云机场。王锡爵此举促进了两岸首次面对面谈判，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突破。随后他受到广东省委书记叶选平、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亲切接见。之后王锡爵转任中国民航机长，并担任过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务。外婆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下午下班，发现家里很热闹，一问才知道是你外公在台湾的学生来了，大家都很激动，聊了很多当年在蒲阳的生活，直到夜幕降临，王锡爵才惜别而去。”

　　左手执笔，右手驾机，戎马倥偬，传奇一生。

　　陕西知名出版人、诗人陈希学先生得知外公的事迹后，专门赋诗一首：风雨沧桑驻身影，捋须心路诉嘤鸣。笕桥航校新添翼，黄埔初程播赤诚。投笔文坛梦犹境，驾机歼敌啸长声。培桃育李星光熠，磊落清明伴此生。

　　我们愿把这篇文字，献给包括外公在内的所有在抗战中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中国军人，你们全都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1942年外公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同事迎接冯玉祥、老舍先生的合影。前排席地而坐者为外公，身后高大者为冯玉祥，冯右为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