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抗战故事：沦陷区里的一家人
来源：温州网–温州日报　作者： 王环玲   2018-01-05 15:37:14

1982年，王思本先生在重立的“以血洗血”碑前留影。 作者提供

　　王思本(1911-2011)是民革温州市委会的创建人之一，原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温州和平谈判的参与者。抗战时期，王思本主持创办了抗日杂志《游击》，后在奉化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本文是其长女对全家在那段时期经历的回顾。

　　——编者

　　温州网讯 1944年9月，温州第三次沦陷。因为我父亲远在奉化工作，妈妈一个妇道人家只好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为逃难避居到永强七甲(即今龙湾区沙城镇)老家。

　　在永强老家，我们过不了几天平静的日子，那里也沦为日寇敌蹄之下。邻近七甲的下垟街(即今永兴)，也成为敌人的据点。据点里日寇人数虽然不多，气焰却十分嚣张。那年我刚好小学毕业，还只有十三岁，帮不了妈妈的大忙，只能带好弟妹，不让他们外出一步。

　　父亲昔日勤务兵

　　怒杀鬼子慷慨赴死

　　就在我们忍气吞声、惶惶不可终日的痛苦日子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极为悲痛、气愤的噩耗;我家熟人、永兴的张福祥被日寇用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极刑——割粒儿的手段弄死了。

　　张福祥曾经是我父亲的勤务兵，原来也跟着我父亲在奉化工作。温州沦陷后，他惦念结婚不久的妻子，要求请假回来探望。他是个血性汉子，鬼子横行乡里，肆无忌惮地奸淫掳掠的种种罪行，他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一天，一个鬼子闯进他家院子，想对他的妻子施暴。张福祥哪受得了，久积心底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就和那个鬼子搏斗。张福祥是个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又受过部队的正规训练，有一身好武艺。二人交手没多久，鬼子就被张福祥卡死了。事后，张福祥用麻袋装了鬼子的尸体，把他抛到野外。这事不知怎么被敌人侦知(据我三妹记忆是因为张福祥平日常爬树探望据点情况，引起敌寇注意)，几天后，张福祥被抓了。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但他至死不屈。最后，敌人兽性大发，押他到村外的一个坟坦上，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用刺刀割他身上的肉。张福祥凛然面对，大骂不止。惨无人道的鬼子竟然用刺刀在他身上一刀一刀地割着。每割一刀，围观的鬼子就狂笑不止。张福祥被割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但坚强的张福祥仍大骂不止，直至声嘶力竭，气绝身亡。据乡间传说，张福祥临死前那撕心裂肺的怒骂声、吼叫声，声震永强大地，附近同胞闻之，无不义愤填膺，为他涕泣。

　　噩耗传来，我们为张福祥的牺牲感到无比悲痛，又对他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深深感动和敬佩!

　　大家自发的歌声

　　唱出抗日万丈豪情

　　张福祥的牺牲，似在我家上空蒙上了一层惨雾愁云，乡亲们更为我们一家的安全担心了，于是大家商量要把我们一家转移到比较偏僻也相对安全的郑岙村去。那里远离大路，背靠大罗山，小村前沿有一条又高又长的沙岗，可以说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从军事观点上说，是个可进可退的理想的避难之地。依当时日寇的兵力，也是力不可及的地方。于是乡亲们帮助我们一家，趁着茫茫夜色，逃到郑岙亲戚孙家来了。

　　当我们来到郑岙时，村子里已挤住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逃来的难友，我们还碰到了好几家熟人。大家的情绪稍稍安定下来，心情也宽松多了，久违了的笑容重又浮现在大人们的脸庞上。

　　我妈妈曾是小学音乐教师，我们一家在妈妈影响下平日都喜欢唱歌。稍事整顿后，妈妈紧锁的双眉渐渐舒展了。一天，妈妈开始哼起了歌儿。她一哼，我们也接着唱了起来。接着，住在隔壁的弘道叔——我家堂叔，也是当地小学的教师。他家也跟着唱起来了。大概是因为自沦陷以来，人们久憋着的气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的歌声很快就感染了大家，没有多长时间，几乎整个小山村会唱歌的人都应和着唱起来了：大刀歌、黄水谣、河边对口曲、游击队之歌，一曲接着一曲，歌声此起彼伏。接着，人们还从各自的小屋走了出来，不约而同地向沙岗聚合起来。没人组织，没人指挥，可大家却合着节拍，从低声哼唱，到引吭高歌。大家越唱越激动、越唱越有劲，歌声激越高昂，似海潮汹涌澎湃，大家都想把压抑在心底的满腔仇恨化作投枪、匕首，直刺敌人的胸膛。

　　夜幕悄悄降临，大家仍意犹未尽，还是一曲接着一曲，直至全身冒汗，声嘶力竭……才不舍地离开。第二天，第三天，不用招呼，大家都自发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合，引吭高歌、纵声歌唱。雄壮的抗日歌声，唱出了中国人民的万丈豪气，唱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

　　乡亲冒险护送

　　全家团聚在奉化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在我们逃难避居永强郑岙的那些天，父亲从奉化辗转托人带来了一封信。这真是天降甘霖，令人喜出望外。大家含泪围着妈妈，急切地听妈妈读完那封远方的来信，知道父亲在外平安，他很想念我们。他担心妈妈拖累太多、负担太重，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听妈妈的话，注意安全。他正在想办法让我们尽早去奉化团聚。

　　温州、奉化，两地都是沦陷区，我们一大家人要从敌人眼皮底下逃出去，谈何容易!陆路关卡重重，无法通行，只能从海上冒险偷渡。可海上航行，除了要解决交通工具，还要避过敌寇的巡逻、监视……但为了我们一家的安全，乡亲们都说，再难再险也要把我们护送出去。他们和妈妈商量再三，最后决定借一条小舢板，让最有驾驶经验的一位堂叔掌舵，选择一个顺风顺水的好日子出发。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在乡亲们护送下，我们上路了。不知经过多长时间的颠簸，总算顺利渡过乐清湾、台州洋面，到达临海，之后又爬山越岭，到达奉化百坑，与父亲团聚。

　　很快，父亲就让我们上学了。大妹和大弟就近上了小学，我被安排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奉化中学学习。

　　奉化中学地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一律住校。学校分散办在小山村的破庙宇、旧祠堂里。

　　奉化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幸好有一大批名人学者滞留乡间，学校领导慧眼识珠，特意聘请他们来校任教，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环境。

　　清晨，同学们精神抖擞地从各自小屋跑出来，分班整队，在小路上，阡陌中，跑步晨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抗战到底!清脆而有力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四方!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时事形势报告，老师们会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抗战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告诉我们曙光已在前头，鼓励我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父亲勇闯敌穴

　　严词训诫汪伪官员

　　最近，我看到奉化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王舜祁先生所写的文章《王思本与溪口“以血洗血”碑》，记录了和父亲有关的一段内容：

　　“到过奉化溪口的人，都记得那里有一块蒋经国为纪念其母死难而立的石碑，这是蒋家在溪口的一个重要遗迹，引人瞩目。……1941年4月，溪口沦陷，此碑被日寇运走毁坏。

　　1944年，王思本在奉化担任县党部书记长。

　　一次，王思本因公化装潜入县城，不料走漏风声，为免遭不测，即转移到县北江口镇，又从江口避到溪口。当他得悉蒋经国手书镌刻的‘以血洗血’石碑已被日寇运走破坏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当即委托蒋家账房唐瑞福按原样重制，完工后暂时隐蔽存放，待日寇一投降，即放置原处。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返回家乡，进入故居，见自己泣书的石碑仍在原处，十分惊异。旁边的知情人告诉他，此碑系县党部前书记长王思本托人重做代立。蒋经国听后点头微笑，十分高兴。他原想向王思本面谢，查问之下，听说王思本已调往杭州任职，只好暂时作罢。”

　　根据上文的线索和有关历史资料，父亲那天在去溪口蒋家之前，还有一段历险经历，值得记述——

　　1944年，奉化县大部分地方是沦陷区，国民党县党部机关迁入山区百坑地方。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敌伪县党部书记长的人来百坑请示，要我父亲批准他成立汪伪国民党县党部。他这要求当即被我父亲严词拒绝并当面申饬。不准他们成立伪组织，为敌寇张目。

　　过了约一个多月，父亲接到情报：汪伪国民党奉化县党部不日要在城里成立。父亲决定化装为商人，混入敌寇盘踞的奉化县城，再次予以制止。

　　他和情报员二人潜入城内，先到救济院，请救济院院长去通知伪县长杨繁青和那个自称伪书记长的某某来谈话。由于父亲接到的情报不准确，误报了会议日期，原来当天上午正是伪县党部成立的时间，伪县长就以日军司令官已到场，自己无法离开为托辞，只派了伪县政府一个秘书主任前来应付。父亲心知情报误事，大局已无法挽回，但见那人奴颜婢膝，一副汉奸相，气不打一处来，就当面痛斥他们叛国投敌的行为，继之勒令他们：不许为虎作伥，欺压老百姓;不准擅加田赋税收，加重百姓负担;不准乱抽壮丁，扩充伪军。最后命令他们以后凡敌人的军事行动，要火速报告。那人俯首听命并再三立誓件件照办。父亲即离开县城，向江口区而去。

　　江口敌伪区长蒋凤林是我们的内线人员，由他再陪护父亲赶往溪口，于是有了重立“以血洗血”碑的事情。

　　据说，那天父亲他们一离开奉化县城，日军司令官立即收到情报，四处搜捕。

　　父亲他们的这次行动，不仅使敌人感到震慑，也惊动了当年的浙江省政府。省长为此亲自签发了一张表彰状，表扬父亲等胆大心细、勇闯虎穴、宣扬正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