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战敌寇三杰只得一人还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杂志 作者：路月浦   2018-01-08 10:24:53

　　王禹九 胡远清夫妇

　　我的父亲路景荣是抗战烈士，1937年在淞沪抗战中英勇阵亡，那时候我才三岁。

　　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说父亲有两个知心朋友，他们都是黄埔生，都有一身铮铮铁骨，并竭力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正是满腔的爱国热情，坚决抗战的信念，使他们由袍泽成为义结金兰的异姓兄弟。他们就是我父亲路景荣(黄埔四期)、王禹九(黄埔三期)和杨达(黄埔六期)。1937年九十八师驻军武汉，父亲是五八三团上校团长，王禹九是五八七团上校团长，杨达在二九四旅任中校参谋主任，他们被称为九十八师“三杰”。

　　淞沪抗敌 景荣捐躯

　　我母亲张瑞华在80高龄时写下一篇回忆录，说1937年时，父亲部队驻扎武汉峤口，因此在武汉亲戚家租了两间房子，接母亲和我们姐弟前去团聚。这样我们一家幸福地生活了六个月，直到淞沪抗战爆发，父亲奉命奔赴前线，从此永别。母亲在回忆录里真切地记录下他们夫妻生离死别的经过：

　　“ ……晚间12点(部队)来电话，(他)立刻起床说，我去团部一下。(当晚我等他)等到1点多钟，勤务兵送来一只衣箱，说‘团长出发上海，来不及回来’……第三天收到静(路景荣号静吾)的一封简短来信，说‘紧急命令，无法回家告别。对日作战不可避免，这次战争非比寻常，军人守土有责，打不退日军进攻，决不苟全性命。只要你带好三个孩子，我虽死也安心……’我一看信，心中感到不安，幸亏有孩子们在身边，只有自我安慰，但愿没事，打胜仗回来……”

　　九十八师赶到上海南翔前线，这里已经炮火连天。父亲的五八三团作为九十八师主力，奉命担任宝山、月浦一线的防务。他立刻派第三营驻守宝山县城，自己率部驻守月浦镇。三营营长姚子青是黄埔六期生，既有报国热情，又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接受任命时表示“子青守土有责，誓与宝山共存亡”。三营在8月31日进驻，第二天凌晨，日寇就向宝山城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三营苦战一周，没有援兵补给，也没有炮火支援，只能凭城抵抗，多次打退日寇进攻。然而日寇依仗炮火优势，一再调集步兵、坦克、飞机增援。姚营长亲临一线指挥，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姚营官兵六百多人战到最后全部殉国。

　　宝山陷落，日寇从罗店、宝山夹击月浦。小小的月浦镇炮弹横飞，房屋轰塌，居民纷纷逃离。师长命令他们，即使饭菜送不上，援兵进不了，阵地仍要坚守。父亲在电话中表示，“坚守阵地，不成功即成仁，决不后退”。这时，九十八师参谋长罗广文调任十四师师长，军部下令调父亲为九十八师少将参谋长。新团长到任，按理父亲可以马上离开炮火连天的月浦，到相对安全的师部履职。可是他考虑到五八三团参战以来，伤亡惨重，部队严重减员影响战斗力。而日寇的攻势却越来越猖獗。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向师长请求暂留月浦，协助新团长工作几天。没想到就在他亲临一线作战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5岁。

　　父亲牺牲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住在武汉。一天，母亲收到常州老家急电，说“景荣负伤，速带翔儿(我原名路永翔)回常州”。母亲急忙带我乘船赶到南京，遇到家里前来接船的人，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遗体在苏州入殓公祭之后送回常州，常州各界举行了公祭大会。公祭大会后，父亲的遗体还没有下葬，日本鬼子的飞机已经到苏州、常州一带狂轰滥炸，常州市民纷纷出外逃难。我母亲强忍悲痛，尽心竭力把父亲葬入公墓。

　　仍被囚禁在武汉的王禹九听到路景荣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写诗《哭路静吾》，寄托哀思。其中有这样两段：

　　颖脱囊中出，路中马季常。规模孚众望，才识压群芳。

　　慷慨捐躯日，凄凉吊国殇。干将埋地下，深夜有光芒。

　　殉国虽壮烈，遗雏亦可哀。红颜悲薄命，白发泣残年。

　　碧血渲清史，丹心照夜台。干戈未偃息，仗剑可重来。

　　请缨赴国难 “三杰”去其二

　　1937年4月的一大清早，王禹九还来不及去“攘外”，“安内”的大棒却已落到了头上。上级派来的军队层层包围了五八七团团部。旅长闯进团部宣布团长王禹九、郝守隆等人在军内宣传共产主义，图谋不轨，着即逮捕。四天之后团军需主任郝守隆被秘密处决。王禹九是陈诚的老部下，向为他所看重，陈诚亲自找他谈话，要他悔过。没想到倔强的王禹九居然表示不服，说自己不过是向士兵们宣传抵抗侵略者，不做亡国奴。至于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方面的书籍，无非是为了增加知识，以加深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赤化”无关。陈诚认为王禹九是在狡辩，怒不可遏，扬言要军法从事，严惩不怠。一时之间五八七团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私下猜测王禹九很可能成为郝守隆第二。

　　父亲和杨达眼看自己兄弟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却又援救无门，心中着急。他们不顾政治株连，时不时抽空到王禹九关押地去探视、安慰。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当局觉察到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异动，决心全力反击，打一场淞沪保卫战，九十八师奉命星夜开赴前线。自己多年的同事、部下士兵都去打仗了，好兄弟路景荣、杨达也都奔赴上海参战了，王禹九在狱中悲愤交加，提笔填词《虞美人》一首：

　　烽烟匝地山河改，差喜故人在。相逢一笑问如何?顾我星星白发又增多。

　　酒酣无奈愁肠结，谁把匈奴灭?书生报国愿成空，剩有床头匣剑气如虹!

　　王禹九狱中一再上书，说情愿做普通一兵扛枪上前线，冲锋打仗，拼死向前，以尽军人抗敌报国的本分。此时，正值国民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凡在羁押中的现役军官，一律释放，保留原职，到前线打仗，戴罪立功。王禹九随即走出牢狱，在奔赴淞沪前线之前，送妻儿由武汉转南昌回浙江乡下交由岳母照顾。

　　他在一块白绫上写下十个大字：“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赠给自己的爱妻作为临别纪念。他还悄悄写下了家事遗嘱，交给他的妹夫保管，吩咐万一疆场殒命，后事就依照遗嘱办理。遗嘱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强邻压境，国步艰难。余以待罪之身，为国捐躯，份所应尔。惟身后各事，自不能不妥为安排……”

　　显然，王禹九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前线打仗的。他赶赴上海前线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后期。不久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九十八师经过补充、整训，重上前线，转战常熟、宜兴及皖南、浙北一带。王禹九屡立战功，晋升为少将旅长、军参谋处长等职。1939年武汉陷落，日寇又进攻南昌，部队投入南昌会战，3月27日王禹九在率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37岁。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

　　王禹九，1902年出生在浙江黄岩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世代务农，小学毕业就去投军，从士兵、班长开始一步步升到少将旅长。他勤于学习，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性格开朗，喜欢唱歌、唱京戏，更喜欢书法、象棋，作诗填词，是一个性格刚毅，感情率真的爱国军人。他牺牲之后随身遗物交由亲属保管，其中有一本紫色封面日记簿，一直由他的女儿王文黎保管至今，成为抗日战争的珍贵文物，也是王家的传家之宝。日记中除了烈士二十几篇日记之外，还有他炮火硝烟之中写下的诗篇，其中描写淞沪会战的就有好几首。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政府先后为我父亲和王禹九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恢复他们的烈士称号，为他们的儿女亲友平反冤假错案。父亲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陈列在上海市淞沪抗战纪念馆供人凭吊，家乡江苏省武进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有图片和文字资料展出。

　　王禹九家乡的群众向政府倡议，将烈士遗骸从原来的安葬地江西省高安县伍桥乡迁回黄岩，让烈士英灵回到故乡，以便家乡父老祭扫。政府接受倡议，1999年清明节，在烈士牺牲六十周年的时候，王禹九的遗骸回到家乡，安置在黄岩九峰山烈士陵园。当地群众出资，在镇旁小溪边的一座山上造了禹九亭，还将他创作的诗词镌刻成大理石诗碑，陈列在禹九亭边，供人们吟颂、纪念。

　　金堂被围困 杨达举义旗

　　九十八师“三杰”，抗日战争中三死其二，只有老三杨达幸运地活到抗日战争胜利，看到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举手投降的一天。

　　杨达，字幸之，号至刚。淞沪抗战爆发，他随军赶赴前线。在开赴前线之前，他也写下了绝命书，表示誓死抗敌的决心。杨达的女儿杨敦如说：“在淞沪战场上，在殊死的战斗中，父亲也曾经屡屡遇险。有一次被敌军抄了后路，形势危殆，他指挥部队拼死抵抗，最后脱险。还有一次他带领随从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敌人打来一发炮弹，身边的副官和号手一死一伤，他受了轻伤，可算是死里逃生。一次次侥幸脱险，便有了杨达失踪的传言，住在湖北家乡的杨达父亲信以为真，本来就有病在身的老人经受不了独子身亡这样的打击，病情加重，很快过世。身在前线的杨达无法回家奔丧，国恨家仇都化为抗敌力量，更加勇敢地投入战斗。”

　　杨达自幼好学上进，在黄埔军校认真学习军事政治，曾接受恽代英的思想教育。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杨达曾任七十五军十三师参谋长、第六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第八十六军参谋长兼暂编三十二师副师长、湖北恩施警备副司令、河北保安副司令兼暂编第九军少将军长等职。他虽然担任过许多官职，但大都是地方保安部队，且多数是副职。这说明他已经失去最高当局的信任，友人悄悄提醒，他已被列入亲共黑名单。

　　杨达在湖北恩施任职期间，叶挺将军的关押地正好在他的辖区范围。叶挺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又是大名鼎鼎的北伐英雄，一向为杨达所崇敬。他吩咐下属对叶挺将军要给以生活上的照顾，还亲自带夫人廖冬秀前去探望。廖冬秀常说，“叶挺夫人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夫人，他们的女儿杨眉也非常聪明，有礼貌”。当时叶挺夫人有孕在身，想作人流。曾经当过护士的廖冬秀竭力劝阻，后来听说生了一个男孩。叶挺离开恩施关押到别处，他还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托人转交杨达，署名希夷。杨达与叶挺的交往，也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当时就有一个“特务老乡”好心地警告他“有人在调查你”，杨达不以为意。

　　解放前夕，杨达任暂编第九军中将军长，在成都附近金堂县部队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四面楚歌。他深感大势已去，想要自杀，后经人劝告，率部起义投诚。新中国成立后，杨达作为起义将领，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后调到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参事。他还先后担任过民革山东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山东省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他不计职位高低，总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的女儿杨敦如说：“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做老实人不吃亏的道理。”

　　直到晚年杨达还念念不忘结拜兄弟的生死情谊。上世纪80年代，他从黄埔同学会辗转打听到我家下落，并与我们取得联系。1989年杨达携夫人廖冬秀和女儿杨敦如到南京拜访我母亲，老友相见，悲喜交加，诉说往事，如梦如幻。母亲回忆当年到湖北沔阳县新堤镇杨达老家作客，杨达母亲办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贵客。回忆当时情景，母亲不无幽默地说：“只可惜辣椒太多了，我这个常州人真是无福消受呀!”

　　1992年12月杨达叔叔病重住院，我特地到济南医院去看望老人，不久，老人家病故，享年86岁。山东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省黄埔同学会及各界民众为他送行，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2010年，我和杨敦如又与王禹九的长女王文黎取得联系，作为“义结金兰”三将军的后代，我们谈及三家人命运多舛、跌宕起伏的遭遇，无不扼腕长叹。我们小时相聚，因为战争天各一方，六七十年不通音讯，直至晚年才又得以团聚，这是多么宝贵的缘分。大家相约今后要相互关心，多多联系，把父辈缔结的友谊延续下去。

　　为了纪念这次南京的团聚，我写了一首诗，以表达对父辈的思念：

　　古稀之年会建康，两代情谊水流长。

　　战时柳营“三剑客”，名垂青史永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