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
来到长沙,我立刻发动妇女到前方为伤兵服务,消息在报纸上一披露,就有许多护士和女学生来和我接头,于是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四天之内便成立了!
我们都穿着灰色军服,打裹腿,青色鞋袜,一切都是自备。我写了两封公函,向××机关接洽,结果挨了一顿骂,说女人只能在后方工作;然而我们终于在全中国妇女刚开始动员时候,抢先上了前方。
长沙怒吼!每天晚上,收音机放送着战事的报告和雄壮的进行曲,许多团体为我们献旗,长途电话局的女职员为我们募捐;要求参加妇战团的一天比一天加多,只是这个完全由我个人负责组织的小团体,实在没有能力容纳许多人。
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兴奋呢?当我在下午二点,得到四点钟就可出发的消息时,我简直要发狂了!坐洋车我嫌太慢,就三步并作一步走回储英园,赶快吩咐几位团员,分头去找她们那些不知道今天出发的同志;幸好在四点钟以前,居然找到十六个了,还有几位因为住得太远,无法通知,只好让她们失望。
我高举着团旗,走到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十七个人,大声唱着抗战歌曲,路上的每一个观众,都把视线集中在我们的身上。孩子们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整个的长沙市都被我们这些女兵轰动了。到达火车站时,竟是人山人海,把我们团团地围在中间。一会儿,战士们的大队伍来了,我们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这时几十位新闻记者也赶来了,他们拍的拍照,谈的谈话,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孙伏园、席徵庸、陈×等三位先生,还有瑞林姐和美珍姐都赶来送行,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临别赠言。在车子将要开行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一位白发萧萧的老人来找我,他说:“我就是傅恩萍的父亲,我因为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所以特地把小女交给先生带到前方去。你要时时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万一她受了伤或是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
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女儿:“恩萍,记着我的话,我是不挂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挂念我。关于前方的消息,我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能多救护几个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听到这里,大家都感动得鼓起掌来。
有四个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方;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深夜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来。因为她们都是穿便服,而且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安慰她们,等到练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摘自《女兵自传》
辑录整理: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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