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地方。
这里,是八路军誓师奔赴战火纷飞的抗日前线的地方。
这里,是众多开国元勋留下生活足迹的地方。
但是,80多年后,这里的红色遗迹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几个不甘心的老人还在为抢救这些口口相传的红色文化资源而奔走……
从西安到云阳,不到一小时的车程。
云阳镇属于成阳市泾阳县,以种植大棚菜远近闻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80年前,走过10年辉煌历程的中国工农红军正是在这里改编为八路军后,奔赴抗日前线。
从关中环线向北拐入云阳镇,就能看到一座高大的群雕矗立在路旁,“红军在云阳改编东征抗日纪念”几个大字映入眼帘。群雕底座朝北的一面镌刻着数百个文字,叙述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红军改编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的主张。在此期间,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中国工农红军3万大军陆续从陕、甘、宁三地进驻渭北地区,主要集结在泾阳县的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云阳镇南街的文家大院,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左权、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先后在文家大院里居住,其中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
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表面上同意了国共合作,但内心深处却打着通过“合作”实行政令、军令统一,最终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如意算盘。对此,中共保持着时刻警惕。
1937年2月,周恩来一行前往西安,就整编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等具体问题和国民党进行磋商,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军官由延安方面派遣。但是,国民党方面只答应给两个师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师长外,其他军官均由南京配备,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
眼看双方在编制和领导权问题上僵持不下,毛泽东便致电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共方面再次做出让步。
3月8日,谈判在蒋介石指导下产生协议,史称“三八协议”:其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二、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其三、编为3个师,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共4.5万人;其四、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
然而,协议刚刚形成,蒋介石又一次反悔,谈判再次回到了原点。
正当国共数月谈判胶着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蒋介石深知,红军不经整编就上不了前线,那他自己将成为民族的罪人,但给红军番号加以整编后让其名正言顺地去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内外压力迫使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以尽快改编,但骨子里却仍然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谈判期间,国民党要员黄绍弦和白崇禧曾提出让八路军以两个师由陕西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结: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获知后笑说:“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
谈判再次搁浅。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这次真的慌了,因为他的发家之地就在江浙,日本人打到上海,那是要断蒋家王朝的后路,抄他的老窝。
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收编”红军的企图,同意了“三八协议”。红军整编后的番号出自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分别是吃了败仗而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和129师。
誓师抗战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任弼时担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林彪担任115师师长,贺龙担任120师师长,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全军编制为4.5万人。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八路军成立了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115师、120师和129师分别在泾阳县的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的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8月25日,在云阳镇大操场上,八路军总部和115师一部举行盛大的誓师大会。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张贴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大幅标语。大会由邓小平主持,任弼时宣布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朱德总指挥在会上作了红军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动员讲话,并带领与会指战员齐声诵读了《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他要亡我国家,
灭我种族,
杀害我们父母兄弟,
奸淫我们母亲姊妹,
烧我们的庄稼房屋,
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为了同胞,
为了子孙,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但是,对很多红军战士来说,脱下红军军服,摘掉八角帽,取下红五星,接受国民党改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于是,改编命令下达后,朱德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讲解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要求干部做好每一位战士的思想工作。总政治部还给全军将士每人颁发了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8月26日,誓师大会后第二天,115师冒雨从云阳出发,踏上了抗日的征程。
9月2日,在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120师抗日誓师,3日出发。
9月6日,八路军总部冒雨从云阳镇出发东进。
同一天,129师举行换装仪式暨抗日誓师大会,很多八路军战士依然不愿戴上别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帽,眼含泪水站在大雨中一动不动。刘伯承对大家说:“换顶帽子算什么?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为了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让我们告别红军帽吧!”
但是,有战士在现场看到,当刘伯承将新军帽戴上头时,那双受伤的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
9月16日,129师告别泾阳,过三原、宫平,经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抗日前线。
踪迹难寻
“红军在云阳改编东征抗日纪念”群 雕修建于2010年1月,是云阳展示红色文化资源最为醒目的标志。 但是,当我们走进云阳镇,寻找当年红军在这里集结大半年时间所留下遗迹时,却遇到了一件又一件让我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在云阳镇镇政府门口,一块“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前敌总部暨八路军总部旧址”的石碑,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儿就是旧址吗?”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块石碑,都会以为“红军前敌总部暨八路军总部旧址”就在镇政府所在地。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石碑本来应该放在文家大院门口的。”陪同我们参观的云阳镇人大主席王晓刚说。
在王晓刚引领下,我们来到了离乡政府仅百米之遥的文家大院旧址。眼前除了一排门面房,已看不出
丝文物存在的迹象。王晓刚介绍说,这里曾是安放石碑的地方,但文家后人盖了门面房出租后,商家嫌石碑立在门前碍眼,影响生意,镇上只好暂时将石碑挪到了政府门口。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没有任何文物,怎么保护?”
面对我们的疑问,王晓刚也显得无可奈何,因为文家大院毕竟没有收归文物部门管理,而大院后人为了生活,当然有对大院进行改造出租的权利。
通过商铺旁边一条狭长的过道,我们走进文家大院的后院。
说起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文家后人文忠民如数家珍。文家曾是云阳的大户,1936年红军进驻云阳时,文家全家人都在西安城做生意,10亩大的院子空阒无人,于是,红军便将总部设在了这里,改编后又成了八路军总部。“大半年时间,我们家住过多位红军高级领导人,从大门进到院内,设有五道岗哨。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就有八位在这个大院住过。”
今年57岁的文忠民还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薄一波、康克清先后来过文家大院。康克清还在文家的后院指认出贺龙喜欢坐的那方碾子,以及给贺龙坐骑喂食的那口马槽。“贺龙喜欢坐在碾子上抽烟,磕他的烟斗。”康克清当时说。
昔日的10亩大院,如今仅剩不到两亩,不过,在后院一片乱石中,我们却看到了那口马槽和那方半截埋于泥土里的石碾子。
位于云阳镇东街村大北门的毛家大院,在文家大院东北方向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据说红军驻扎云阳时,毛泽东也曾在毛家居住过,但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
毛家大院也是刚刚翻新不久的样子,与关中普通民居没有任何区别。毛天成是现在毛家年龄最长的老人,已整整80岁。老人说,当年红军进驻毛家时,他的家人都在三原经商,只有他和大伯毛遇麟守在家里。“那时我只有五、六岁,毛主席是否住过我们毛家我记不得了,但他肯定是来过,后来曾听长辈们争论过此事。而朱德元帅、还有汪峰及夫人陈芳,则在我们毛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执着老人
在寻找毛家大院的过程中,我们偶遇李万民等几位老人,这让我们的云阳之行多了一份戏剧色彩。
我们原以为云阳如此珍贵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了,但李万民、李春录、程重英、温建荣等4位老人,却给了我们相反的答案。
“倘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让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流走,如何对得起子孙万代,更对不起千千万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烈士!”李万民老人的这段话,显然是发自内心的。他说,这正是他们几个人几年来四处奔走,呼吁在云阳建立红军(八路军)纪念馆的原因。
李万民的家与毛家大院只隔了几户人家。“1936年底,新的陕西省委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据李万民介绍,当年在这里参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张德生,后来成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62年,张德生携夫人、女儿来云阳,看望这里的群众和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张德生在,我们家对他的女儿张晓丽说,当时的陕西省委就在这里办公,你就是在这炕上生下的,现在你是真正回到老家了。”
李万民手中有一份申请材料,其中有他们认为需要建立纪念场所的地方,比如中共中央工农红军在云阳改编为八路军旧址(云阳镇城隍庙)、八路军东征誓师大会旧址(云阳镇广场)、中国工农红军中共陕西省委旧址、中国工农红军青训班旧址等等。
与毛家大院面对面的一个破旧的院子,是当年红军总医院旧址。走进院门,迎面是一间陈旧的木质结构的房屋,靠南墙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屋里,一段看上去有些粗糙但很结实的木楼梯直通二楼。据该屋主人说,这是整个云阳镇目前惟一保留下来的具有当年风貌的老屋。
城隍庙也在离大北门村不远的地方,当年集结云阳的红军基本上都驻扎在这里。但是,上世纪60年代,城隍庙被改造成了粮站,昔日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标语,换成了“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
2008年,李万民开始为抢救云阳红色文化资源而呼吁,得到了包括村长在内的5位村民的积极响应。几年下来,这个6人小组路没少跑,人没少找,但收效甚微。
“赞成的人不少,包括北京许多老干部的子女都认为建立纪念馆很有必要,但一说到资金,大家都挠头。”于是,有人打了退堂鼓,6人小组有3人先后退出,又增加1人,成了如今的4人小组。
在云阳镇的大街上,只要提起文家大院、毛家大院、红军改编,没有人不知道的。街边一位卖干货的老者感叹:云阳是八路军诞生的地方,但当年与红军、八路军有关的遗迹,如今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段历史,云阳人还口口相传着,可这样传下去还能传多久呢?
在建党90周年到来之时,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重要红色遗迹的句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如期建成。李万民等几位老人自掏腰包,专程去马栏参观了纪念馆。他们在心里想,随着有关部门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不断重视,云阳红军(八路军)纪念馆的批建会不会出现转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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