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抗战老兵的记忆
来源：黄正书   2019-03-29 17:14:41

　　
抗战老兵黄安成

      

　　他于1943年农历3月被抓壮丁，随即被分到抗日战争最前线，在湖南参加了著名的湘西雪峰山战役，该战役结束后又开赴广西，参加了桂柳大反攻并受伤。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军展转上海参与接收敌伪财产，10多天后又到北平、天津，在天津住院治疗80多天后请假回贵州老家，从此默默无闻70年。

　　被抓壮丁

　　那是1943年农历3月的一个早上，寨中甲长谭春甫挑水从义父家门口经过，看到义父在家，谭挑水回到家，立即与他母亲来到义父家里，两娘母抓住义父，推推拥拥，拉到旁边寨子副保长汪定富家，叫汪赶快拿绳子来把义父捆起，以防义父逃跑。

　　汪定富是义父的亲舅父，义父的母亲是汪的亲姐姐，汪定富于心不忍，对谭说：“你放心，他不会跑的，”话虽这样说，但他也不敢怠慢，当即打发人到对门寨子把保长贺永西叫来，由贺把义父送到乡公所，乡公所派乡兵当天把义父送到县城，住到"师管区"驻地城陰庙。

　　在兴义期间，"师管区”的兵们对抓来的壮丁看管得很紧，义父听说自已的亲姐姐来看望，刚站起来，看管的兵立即用上了刺刀的枪抵着义父大吼："你想干啥?”

　　看管期间吃的也很差，一天两顿饭，饭里石砂不少，非常难吞，还吃不饱。

　　在兴义20多天后，从全县各地抓来的100多个壮丁，在"师管区"兵们的严密监视下，徒步开往安顺，在这里进行甄别，挑选，那些年龄过大的，身体有病或有明显残疾不适合当兵的，被刷了下来，叫他们自已回家。

　　去往安顺的100多人中，义父至今还记得的只有3人：一个是顶效街上的敖仕昌，一个是郑屯街上的郭永寿，还有一个是马岭龙井阿甸的王建安，其他的就想不起来了，后来这些人都被分到不同的部队里，也就各人不知道各人的情况了。

　　在安顺住了几天，又开赴龙里，贵定，在一个叫马场坪的地方，部队接兵人员来把他们接到正规部队去了。

　　初到部队

　　义父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分到的国军部队是94军第5师13团3营7连3排8班，军长牟廷芳，师长李则芬，团长康步高，营长朱飞，连长刘忠宇，排长罗喜清，班长田景华，那些副职的名字他就记不得了。

　　笔者为写这篇稿子，查了有关资料，军、 师、团长确有其人，而且其中有的还有一定名气;对义父所分到的这个军、师也在此作一简约介绍。

　　94军资历不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38年，由驻武汉的一个正规师185师和武汉警备旅、武汉防空部队合编而成，当时和后来的几年，主要负责襄水两岸防务，未直接参与对日作战，一直到1943年夏，才参与鄂西会战，但也只负责坚守渔阳关，1944年该军作为长江江防部队，在宜昌与日军隔岸对峙，此后到1945年初才调往贵州、湖南，参与湘西会战。

　　这个军的军长，最初是郭忏，后来是李及兰，牟廷芳是第三任。

　　牟廷芳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贵州郎岱(今六枝)人，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北伐，从排长干起，几年中升到团长，副师长，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防守江阴要塞，多次打败日军进攻，1938年升任121师师长，1939年于湖北应城，在新四军的配合下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后，他还亲到新四军驻地致谢，慰问受伤的官兵，1941年接替李及兰任94军军长，下辖121师(牟仍兼师长)，185师，第5 师，43师。

　　义父所在的第5师资格较老，这个师组建于1928年，属土木系国民党嫡系部队，参加过上海淞沪抗战，中原大战，还参加过围剿江西 苏区红军，红军长征时一直尾随追击到贵 州、四川，后驻军重庆，1938年出川抗战，被日军击溃，又回重庆整编。此后，展转于湖北、广西、湖南等地参与对日作战，1943年转隶94军。熊式辉、周浑元、刘云瀚等国民党名将曾先后任过该师师长，义父到这个师时，师长是李则芬。

　　李则芬，广东兴宁人，黄埔5期毕业，抗战胜利后调任5军军长，1950年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被俘，释放后进入缅甸，任国民党残军“云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60年代初撤到台湾后退役，专心治史，著作等，成为台湾著名史学大家。

　　这个师副师长邱行湘也是个不一般的人，他毕业于黄埔5期，江苏溧阳人。抗战结束后升师长，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表现出色，被蒋介石称为"邱老虎，"1948年在洛阳被俘，团长康步高，江西泰和人，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

　　义父大约1943年农历5月份到部队，在部队里，与老兵们一起操练，学习单兵技战术，学习步枪、机枪的使用，学习军事的同时， 他也经常听到老兵扪讲述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的残暴，对老百姓的屠杀，激发了他的民族感和正义感，激发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义父说，部队里的纪律非常严格，除了操练等集体活动外，干什么事都要请假，都要报告长官，就如每次上厕所，都要报告，否则 就要受军纪处分;即使在不打仗的时候，部队也经常转移，在行军途中最辛苦，有时刚刚休息，接到命令又赶快走，有时接连几天几夜都没脱过衣服，睡个好觉。

　　1944年10月，第5师奉命由湖北开往贵州镇远阻击日军。

　　这年年底，第5师完全换装，清一色美式装备，原来使用的中正式79毛瑟枪，全部换上了火力强大的美式卡宾枪和汤姆逊冲锋枪，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官兵们精神大振，士气高涨。

　　参加湘西大战

　　义父毕竟已是近百岁高龄的老人了，事情又已过去了70多年，因此，与他老人家交谈，提起当年他参加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在他的印象里已经变得模糊，一些具体的情节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他战斗过的地方，他却至今记忆深刻，对"武冈"、"武阳"等地名，讲述时眉飞色舞。

　　因此，笔者在整理这篇材料时，参考了有关他所在这个军、师、团的可收集到的资料， 结合老人家零零星星的叙述，将其敷衍成文，使人们对他在战争中的经历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印像;当然，他已说不清他参加过的每一场战斗的具体情节，作为这个部队中的一员，凡是他所在的那个师、那个团所经历的战斗，他无疑是不可能缺席的。

　　湘西大战，又称雪峰山大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极为惨烈的战斗。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双方参战总兵力20多万，其中，日军总计约10万人, 4个师团，中国军队9个军26个师 ，10多万人，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统一指挥下，下辖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汤恩伯第三方面军27集团军，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还有第六战区的一部分等。中国军队以湘西雪峰山为依托，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最后打败日军，整个战线长达200余公里。

　　义父所在的94军隶属于27集团军，其作战目的主要是协助武冈一带的四方面军作战。

　　武阳属交通枢纽，但当时中国守军较少，当敌进攻激战二日后就丢掉了大半个县城，27集团军总司令部决定以94军为主首先击溃这支部队，当即命令该军立即从驻地贵州黄平、镇远火速向武阳驰援。

　　1945年4月26日，94军到达武阳，5月1日，该军第5师首先奉命向敌68师团进攻，26军44师配合作战，驻芷江的中美联合空军两个编队的"野马式"和"鲨鱼式"共14架战机飞来助战，连续轮番攻击武阳附近的日军，义父所在的13团，作为第5师的先遣部队，推进到武阳侧翼。拂晓即向日军发起猛攻，轻松解决了武阳之围。日军见大势已去，即向后溃退，中国军队气势若虹，随即追击并占领了全部制高点，通过侦察，得知日军有1000多人准备对中国军队实行攻击，副师长邱行湘向师长建议，说面对强敌，必须想法正面牵制，然后派一支军队，从侧后插进去，实行夹击，师长李则芬采纳其意见，组成以邱行湘为首的一个团的突击队，由邱任指挥，在当地少数民族山民的带领下，连夜急行军，突然插入日军后面阵地，急走90里，5月3日拂晓按时到达日军侧翼，突入日军万福桥主阵地，当场打死1000多日军官兵，使日军指挥完全陷于瘫痪。

　　正面进攻的13团，侧面夹击的14团，15团，兵分三路，同时发起猛攻，一举摧毀了日军炮兵部队。

　　94军第5师主力进攻日军马鞍山主阵地，半天内就占据了日军大部分制高点，日军纷纷向核心阵地退却，中国军队把日军压缩在数里区域内。

　　在武阳之战中，94军第5师以牺牲390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68师团58旅团主力1500余人。

　　这次战斗，中国军队打出了军威，国威，大快人心。

　　此战规模虽不是很大，但事实上已吹响了中国军队大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大战的关 键一战。在收复武阳后，军长牟廷芳连夜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喜，何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发表讲话，特别指出，武阳之役开湘西会战之先声。

　　过后有人说，在国民党官员当中，何讲规格，重身份，而今降尊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名职位远低于自己的下属，实属罕见。

　　94军在歼灭敌58旅团后，随即回军攻击新宁34师团，该军不敌退却，中国军队收复新宁。

　　1945年5月6日，蒋介石下令何应钦开始全线大反攻。

　　这天，日军115大队在行军中遭到94军侧翼袭击，四散奔逃，日军军官几乎全部伤亡，全大队一多半被中国军队用刺刀捅死。

　　中国军队势若破竹，一举取得湘西会战的重大胜利。

　　此战日军伤亡27000多人，其中死亡12498 人，还有1000多人失望自杀;中国军队伤亡20660人，其中阵亡7817人。

　　此战役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中国军队大反攻的士气， 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此战的胜利张扬了中国国威，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军队正面战场败多胜少，湘西会战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声誉有所提高。

　　桂柳大反攻

　　早在1944年9—12月，中国军队在蒋介石、汤恩伯指挥下，在广西桂林、柳州组织了一场对日大战，中国军队20万人，却不敌日军16万人，被打得大败，损失惨重。这是第一次桂柳大战。

　　一年后，中国军队集中了二、三方面军6个军14个师，加上刚刚参加培训结束的广西12个地方总队，共10余万人，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挥下，乘着湘西大战胜利的余 威，又组织了桂林、柳州大反攻。

　　94军在湘西会战结束后回贵州整训，才隔半个月不到，于6月下旬，又奉命赶到广西参与桂柳二次大战。

　　此时的中国军队已不同于往昔，全军美式装备，火力增强，后勤大为改善，补给充实， 诚所谓"士饱马腾"还有美军的空中支援，另外，当时已是抗战末期，中国人民已看到胜利的曙光，因而军民士气高涨。

　　94军沿桂穗路南下，担任主攻桂林的任务。 作战开始，该军就确定了"越点攻击"战术。7 月13曰凌晨，军长牟廷芳就站往距桂林城东北不远处指挥作战，战后有评论说，在国军中，尤其是嫡系将领中，实在没有几个象牟廷芳这样的中将军长，在作战中喜欢把指挥部设在一线甚至火线，这确实需要魄力和胆量。此次战役结束后，牟因作战勇敢，表现出色，美国顾问电告最高统帅蒋介石，请求嘉奖该军军长及其部下官兵。

　　义父说，他所在的那支部队里，因为军长经常作表率身先士卒，因此，不但连长排长上战场，就是师长、团长等官长也经常亲自上战场，因而全军战斗力很强，官兵都很卖命。

　　义父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在桂林附近，有一次夜行军，敌人的机枪不停的扫射，但大家在官长带领下一股作气往前冲，结果硬是闯过去了，一个人都沒有损失，义父说，在那些日子里，有时一天打几仗，有时几天打一仗，休息时间很少。有时晚上刚休息几分钟半个钟头，命令一来立即起身急行军。

　　7月26日，94军攻克义宁，又立即向桂林近郊推进，27日一举收复桂林，继续向东追击，又收复全县。(此前中国军队早在6月30日就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南宁。)

　　义父对在桂林的战斗印象深刻。他说，他们连在一个高地与敌人对峙。狡猾的敌人在掩体后面向他们的阵地用机关枪扫射，子弹不断飞来，但就是没发现敌人到底躲藏在哪里，子弹从哪里打来。义父经过认真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敌人，但狡猾的敌人刚一冒出头来，打一阵枪后又迅速消失了。义父对身边的战友们说，等我来收拾这个傢伙!

　　义父换了一个位置，仔细瞄准，敌人刚一露头，义父一枪打过去，干掉了敌人的机枪手;敌人的机枪立即变成了哑巴，为自己部队的冲锋扫清了障碍，义父也因此受到官长和战友們的称赞。

　　义父也就是在这次战斗结束时受了伤。

　　那是他们在转移阵地，从一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时，不知敌人从山下哪个地方打来冷 枪，一粒子弹从义父前右臂上部射入，从后面穿出，当时血流了不少，其他战友们急忙用急救包赶紧帮他包扎好，所幸敌人子弹只伤肌肉，未伤骨头。

　　这次桂柳大反攻，中国军队击毙日军4000余人，击伤5000余人，以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次战斗也是正面战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此后没几天，日本帝国主义即宣布投降。中华民族历经艰难困苦的八年全面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短暂的“艳遇”

　　对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义父他们离开桂林，开赴柳州城作短暂休整，接着，94军作为国民党首批接收部队，又马不停蹄地乘飞机赶往上海，参加接收敌伪财产。

　　义父虽然右臂受伤，但部队卫生员经常检查，按时換药，平时用绷带吊在胸前，也感觉不到怎样的疼痛。

　　他扪在上海呆了 10来天，每个县驻一个连，监督接收，当然，当兵的只负责站岗，管制进出人员，义父还记得，有一次，他接到命令，一个人在一个路口站岗，两个小时内不准任何入通过，这时怡好有一小队日本降军要经过这里，他立即上前制止，可双方言语不通，无法交流，他只能用左手打手势，坚决禁止日军前行，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那些过去嚣张跋扈的日本鬼子，此时在义正辞严的中国军人面前，也只能乖乖的在那里站着，不敢前行半步。义父此时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望着面前的日本兵，心里很是痛快。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胜利者，充分享受到了胜利的尊严!

　　在上海10来天后，他们又飞到北平，在这里轻松多了，他们利用空余时间，到颐和园里万寿山等地游玩;又过了几天，这个军又奉命赶到天津，此时已是1946年的2月份了，义父因伤未好，到天津，就直接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他的伤不是很重，因此他一边养病，一边在医院干些杂事。义父记得，这个医院的主治院长叫赫(或黑?)桂儒(或I如?)，技术院长冯玉山。

　　冯玉山看到义父一表人材，人又长的机炅，对他关爱有加。不几天，就把义父调到他家里当勤务兵。义父在冯院长家尽职尽责，什么事都干得很好，深受他一家人的喜爱。不久，经冯院长做媒，介绍了一个富裕人家的姑娘给义父，在此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家。

　　义父向我们这些晚辈说起当年的往事时，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显现出了有如孩童般的灿 烂，70年前的青春年华又回到了他的记忆里，他至今还记得，这个富家女姓劳，名春香，还识些字。

　　义父在这医院里一呆就是8个月。

　　此时，国共内战早已打响，94军驻扎天津， 牟廷芳任警备司令，其部下军官却多已调离，第5师师长李则芬升职到其他军任副军长， 副师长邱行湘升为师长后不久调到辽宁四 平，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团长康步高调青年军2 06师任副旅长。义父亲眼看到，医院里不少伤兵，伤情稍有好转就归队，当即被派往作战前线。留在天津的，除了站岗放哨外，其余的也整天忙于修工事。战争的气息已愈来愈浓烈。

　　义父离开家已有3年多时间了，他非常想念家中的亲人，如果不尽快离开医院，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重新走上战场，于是，他利用医院伤兵可以请假的机会，向院长提出回家的请求，还特别说明，到家看一眼亲人后立马赶回来，冯院长虽然舍不得，义父所提没违反部队规定，利用养伤期间请假的人也不少，因此，院长也不好拒绝义父的正当要求。再说，义父已在此成了家，有事情做，他不会不回来吧?他看在义父在他家尽职尽责干了这几个月的份上，同意了义父的请求，开了路条，并批给义父1400万元(法币) 作为路费。

　　义父把要回贵州老家的事告诉了新婚不久的妻子，他只是说到家看看就回来，并不敢告知实情，此时的义父，内心深处的痛苦无法形容，心想带她一起走吧，关山重重，几千里的漫漫长路，她一个娇娇富家女，走得了吗?再说，即使到家，自己那么穷，她生活得下去吗?带她去，只能是害了她，还有，到处兵荒马乱不太平，一路上，不知还要历经多少艰难险阻， 一个人走吧，顾不得那么多了，谁让生活在这乱世呢，此一别，天涯渺缈，后会永无期!要想重相见，除非在梦中!永别了，三年多的军旅生涯，永别了，天津!对不起了，亲爱的人!

　　途中遭劫

　　义父于1946年农历10月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踏上了回乡的路;从天津乘船到上海，到武汉，換乘火车，经衡阳，到柳州， 最后到达贵州独山，在这里，又換汽车，到了都匀，义父他们一行，挤在一辆货运汽车上，刚下车，即被驻扎都匀的保安兵拦住，车上几十人全部被强行带到保安团团部，各人所带行李，全部交由保安团"保管"名义上说是"暂时保管"实为没收，抢劫。

　　义父亲眼看到，同车来的有一个正规部队的团长，还带着一名勤务兵，是到昆明出差的，从此路过，但任他如何解释，保安兵就是不听，坚决不发还东西，这个团长无奈，只好转回南京复命;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兵遇到兵，有理无理都讲不清了，还有一个浙江商人，所带东西全部被收去，任你百般乞求，哭天抹泪，也无济于事。

　　义父一时走不了，所带东西不给，不但不让他走，最后还强迫他当保安兵。

　　幸好义父所带的钱，有一部分是随身揣在身上，没有被全部搜走， 他在被迫当保安兵期间，用100万行贿那个保安团连长，还说了无数的好话，才得以脱身;只是还有400万， 连同其它东西，却要不回来，被没收了，离开天津时身上所带的1400万，除去一路上车船费，生活费，在都匀连同东西被没收，被迫行贿等，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

　　义父在都匀当了28天保安兵，回到家时，已是这年的农历腊月28曰了。

　　良心作证一几句似乎多余的话

　　一路奔波，一路荆棘，义父终于回到家来 了。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义父一家三弟兄，他是老二，上有年迈的母亲，父亲死得早，有个姐姐早已出嫁，一家 人住在一栋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里，是那样的狭窄简陋，自家的田地很少，靠租种别人田地和帮人打短工为生，一家人勉强维持吃不饱穿不暖但也饿不死的生活。

　　不久，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义父一家，分得了田地，日子开始好起来了，义父于解放 前夕在临县的安龙龙广另外娶来了义母，生了3个弟弟和4个妹妹，他们都早已各自成家立业，各家家境宽裕，住的高楼大屋，早已不愁吃穿，义母也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义父义母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

　　近年来，义父和几个弟弟、妹夫们听说国家政策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们，在经济上 有一点补助，于是，他们也将自己父亲的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可是，事隔70来年，还能有什么东西作证?

　　义父一字不识，当年离开天津时的路条和士兵证等相关材料，在都匀时行李被扣，许多 东西未发还，有的证件可能在其中;回到家后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几经沧桑，东西搬来挪去，即使有也早已踪影全，据说，有关部门也曾到市里查询过去的档案资料，也没发现片言只语;那么，活着的人呢?义父都已是近百岁的老人，至今活下来的还有吗?而且，与义父同一个团、同一个连、 排、班的人，各省的都有，当年要找一个同县的都很难。天南地北，你现在还去哪里找得到证人啊!

　　义父说，算了吧，只要活下来就好。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人，自己已经是很幸运、很幸福的了，有什么证据呢?只有自己的良心可以作证!

　　啊! 能活下来就好!
 

　　祝义父义母寿逾百年，乐享太平盛世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