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枫上将回忆父亲——彭雪枫，战火中写下87封家书
来源：环球人物网   2019-04-19 14:35:37

　　今年71岁的彭小枫是抗战名将彭雪枫之子，历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政委、第二炮兵政委，200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彭小枫端坐着铺开父亲彭雪枫将军的画集与传记。追思父亲的往昔，他仿佛亲历那段峥嵘岁月，细节与关键时间脱口而出。其实彭小枫从未见过父亲，一眼都没有。

　　“你爸爸真的很了不起”

　　1944年9月，我还未出生，父亲就牺牲在收复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战场上了。我对父亲的了解，多是从长辈们的追忆中和他留下的文稿书信中得来。

　　以前，周恩来、陈毅、黄克诚、张震、张爱萍，这些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长辈们，时常会跟我讲起父亲。在中南海看戏时，叔叔伯伯们见到我就说：“这是彭雪枫的儿子啊，你爸爸真的很了不起!”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毕业第二年，1958年的一天，周总理把我叫去他家。“小枫啊，今天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说着便拿出一条毛毯。“这条毯子是1938年我与你父亲分别时，你父亲送给我和邓颖超的。当时战争条件艰苦，你父亲说没什么别的，就把这条毯子给了我们，之后他牺牲了，毯子也再没盖过。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送给你，是希望你能记住，你的父亲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小时候，母亲很少提起父亲。长大一些后，母亲才给我看了父亲当年写给她的信。从1941年两人相识，到1944年父亲牺牲，父亲写了87封家书。从这些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他对母亲、对家的牵挂。在信中他对母亲说：“你对我也许比我对你了解更多一些，还曾感慨‘家如月夜圆时少，人似流云散出多。’”父亲懂得爱、追求爱，是个理想主义者——战场上是，爱情里也是。

　　父亲在抗日前线英勇牺牲时，为了避免我军高级指挥员牺牲的消息对前线抗日形势的不利影响，也为了稳定我母亲的情绪，使她能安心养胎，组织上决定暂不立即发布消息，并继续以“雪枫”的名义给她发电报，盼她顺利分娩，勿念西线。所以母亲一直以为父亲就在前线，直至1945年1月20日，我快满月时，她才知道父亲已于4个月前殉国了。她日思夜想，盼来的却是父亲的灵柩。

　　父亲牺牲后，他的战友、朋友对我和母亲都很照顾。我的名字“小枫”，就是父亲的老战友邓子恢伯伯起的。母亲原本为我起名枫遗，意为唯一的遗子。邓子恢知道了跟母亲说，不要叫这样的名字，既然是雪枫同志的儿子，就叫小枫吧。

　　“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1907年，父亲出生在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就胸怀大志。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父亲开始接触《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1926年，父亲在北京育德中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汇文中学担任该校党支部书记。1927年，因李大钊被捕，父亲转移天津，做“秘密党的工作”。

　　1930年5月，在父亲的迫切要求下，中央军委派父亲前往鄂东南红五军工作，任五纵队教导大队第三大队队长，成为一名红军指挥员，满足了他“痛痛快快地干一场”的强烈愿望。

　　1934年，中国革命进入最危急的关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父亲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协助周恩来在广西界首前线指挥军委第一纵队抢渡湘江。

　　遵义会议期间，父亲临危受命，接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指挥部队击退敌人，夺取了著名的刀靶水大捷。此后，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导下，父亲率部夺取黔北险隘娄山关，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毛泽东等指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欣闻喜讯，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纪念这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钦点的“特使”

　　1936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中华民族进入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根据中共中央确定实行“逼蒋抗日”，进一步做好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和阎锡山晋绥军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毛主席钦点父亲担任“特使”，出使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父亲去山西前一日，毛主席在延河边上找他长谈。父亲当时不到30岁，对手阎锡山却是个工于心计的老狐狸。毛主席告诉父亲：“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

　　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父亲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化名彭雨峰经天津到太原，与阎锡山进行联合抗日秘密谈判。他将阎锡山“守土抗战”、力图自保的心理与蒋之间的矛盾作为谈判的突破口，力促阎锡山权衡利弊，转变立场。同时，他推动设立红军驻太原秘密联络站，建立了太原与延安的电台联络，并在太原等地开设商店为延安采办物资，打开了晋绥两省统战工作的通道。

　　西安事变爆发时，阎锡山晋绥军的政治态度成为影响国共能否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一环。父亲沉着冷静，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主张，最终不辱使命，成功促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从最初的“反对”转变为最终的“共维大局”，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合抗战做出重要贡献。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成立后，父亲任办事处主任，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方针与游击战争理论。他也用耐心和智慧说服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入晋，并共同商定黄河渡口、行军路线。

　　1937年8月20日，八路军115师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发，经韩城芝川镇入晋，后抵达晋东北地区;9月3日，120师从陕西富平出发，紧随115师东渡黄河，进抵榆次地区。接着，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晋阳县渡黄河经太原到达五台山。最后，129师在9月30日由山西富平出发东渡黄河，在太原补充后迅速开至正太路南北地区。在父亲的极力争取下，晋绥军为我八路军各部提供了5类共19种军需物资，包括20部电台、200挺机关枪，以及手榴弹、军用地图等到火车站，分发给八路军。父亲对阎锡山晋绥军的统战工作，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创造了条件，为八路军指挥部和三个主力师进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创建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开拓了新的战略空间。

　　智破“驱逐新四军”的阴谋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络，进窥中原。在山河破碎，中原危机的情况下，父亲肩负着毛主席关于“日寇打通京(平)汉路后，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新使命，告别朱德、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并交待了八路军临汾兵站等各项工作，水陆兼程，赶赴武汉接受中共长江局对他的工作安排。

　　其后，父亲率部转赴河南竹沟，作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长，负责开辟河南抗日工作，运筹中原抗战。父亲协助中共豫南特委集中整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智破豫南土顽企图“驱逐新四军”的阴谋，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

　　1938年5月，河南省委确定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支持豫东敌后平原游击战。9月，父亲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河南地区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在豫东、鄂北、鲁南、皖西北交界处建立根据地，牵制日军沿大别山脉西进的战略意见，被党中央、毛主席采纳。随即，父亲在竹沟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并率部誓师东征。

　　此时，东征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里父亲带的两个新兵连仅373人。在挺进豫皖苏边区后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1.7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完成了初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宛如一把利刃插在敌人的心脏。

　　随后，父亲提出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即“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游击区，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并将这些思想贯彻到根据地建设与军事斗争中。原来的1万余人的队伍也发展为由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组成的12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在歼灭日伪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月20日，这支武装力量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父亲被任命为师长。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主要是依托偏僻山区和湖滨等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抗战开始后，在敌后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成为重要任务，但又缺乏经验。有些人担心平原没有依托，游击战难以开展。对此父亲总结了扩建豫皖苏根据地和打击日军、伪军的作战实践，创造了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为我军抗击日寇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中央追悼“彭故师长雪枫同志”

　　我曾数次听前辈说起父亲牺牲的那段历史。那是1944年的夏天，再有一年抗战便胜利了。日军当时为扭转失败局势，发动了中原战役，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汤恩伯仓皇放弃郑州、遂平等地，退守伏牛山区，河南大片土地陷于日军之手。父亲主动向新四军军部请缨率部西进收复豫皖苏根据地。不久，父亲奉命率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誓师西征。

　　8月底，父亲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率部顺利进至河南萧县、夏邑与永城边境。当时毛主席的战略构想是：让新四军五师向北靠，山东一部分八路军南下，父亲带着四师继续西进。9月10日，中央军委向华中局、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等发出了《关于击破国民党三路夹击计划的指示》，父亲被授予“统一指挥”该地区所属部队的重任。那个时候第四师已行至夏邑八里庄，父亲与张震、吴芝圃商议后决定，11日围歼投靠日寇的伪区长李光明。上阵前，第十一旅旅长腾海清还跑到师部对父亲说：“打八里庄你非亲自去吗?杀鸡用不着宰牛刀!”父亲朗声笑道：“我和参谋长打八里庄去，估计不要几天就能回。”

　　这日深夜1时，部队在月光下向八里庄急进。4时战斗打响，部队迅速突破大圩子，向小圩子进攻。张震后来回忆：“雪枫同志实在太疲惫了，他几天来亲自动员，主持作战，又安排地方工作……我劝彭师长休息一下，以便白天指挥作战。他才回到(当作临时指挥部的)天主教堂内，把油布铺在地上和衣而睡。我正在要睡未睡的时候，突然机枪声大作，警卫员急匆匆地跑进来说，敌人反攻了!雪枫同志从油布上一下爬起来说，‘走!’”

　　当时隐蔽在天主教堂东边的四连指导员唐德诚回忆了这次对敌人的攻击：“只听一声‘开炮’命令，山炮‘轰’地命中碉堡。第二发炮弹刚装好还没发射，敌人就慌乱地向西南突围了。彭师长鼓励大家说‘这一仗打得好啊’，全连战士怒吼着加快追击的脚步。”少顷，李光明部全部被歼。战斗即将胜利结束，父亲直接登上围墙指挥战斗。就在此时，他被一颗流弹击中左心房，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7岁。

　　八里庄战役我军大捷，但全军却因父亲的牺牲陷入悲痛。张震、吴芝圃向中央电告了父亲殉国的消息，又派人买了一副黑漆棺材，将父亲的遗体入殓。因中原战乱，辗转两个多月后，父亲的灵柩才被送回第四师师部所在地泗南县(今江苏泗洪县)半城镇东南的洪泽湖畔。当时为了保密，灵柩被放于停泊在濉河上的大木船上，棺木用红色幔布遮盖着，外人一概不知。

　　直到1945年1、2月间，局势稳定下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追悼彭故师长雪枫同志的决定》。2月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与延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父亲的追悼会。

　　1988年，我44岁，也是父亲去世44周年。那年中央军委确立了我党的33位军事家，父亲位列其中。去年9月3日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8位将领及众多英雄群体列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父亲是其中之一。我感到，党和人民的纪念，足以告慰父亲的英灵。（彭小枫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