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来源：孙惠书   2019-05-11 09:14:52

　　1945年，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正值我在成都齐鲁大学文学院毕业。恰巧这时父亲因公从湖北恩施至重庆;因为我们经年没见面了，他大约是对我有些思念，便趁此机会派人来成都接我至重庆相聚，早在1942年冬天，父亲奉命从第五战区辖区的河南南阳调往第六战区的恩施，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代理长官职务;所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由刘汝明将军继任。他这次调职，仅有几位高级幕僚同去，连他自己多年培养的部队都没有带去，1943年6月，鄂西会战结束后，父亲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讨的副司令长官有吴奇伟、黄琪翔，参谋长是郭忏。同时，原屑父亲多年的第三十军鲁崇义、池峰城部队也调到鄂西。1944年初，常德会战胜利后，郭忏升任为副长官兼参谋长，陈继承、黄琪翔、王缵绪，还有周岩，都是副长官。从重庆到成都来接我的副官私下告诉我：“长官有时情绪不佳。”于是我这次去看他，便感到有些惴惴不安。记得他驻军河南南阳时，暑假中我与兄、嫂从成都去看望他，还陪他打网球，和他说笑毫无顾忌。他高兴起来，在河南曲子戏劳军演出散场后，居然在临时搭的戏台子上打上十来个“旋子”，有时骑马出巡，还让我们看着他飞跑着纵身上马。这些往事，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抵达重庆，我们见了面，他知我学业已告一段落，颇为欢喜;但没有象以往那样开怀大笑。老是叼着烟斗，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在重庆的几天里，我们一同住在歌乐山蒋鼎文先生家中。蒋先生不在家，由夫人接待我们。空下来时，大家免不了谈谈时事。有—天，父亲公干回来，显得十分高兴，告诉在座的人：“日本军方有一名代表，由六战区转送到重庆来了。他们要从中国退却，抗战该结束了!……”大家听了，都感到有些喜出望外。

　　还有一次，我看到父亲一人在屋中，似乎闯闷不乐。我大着胆问了问原由。他似回答又似自语地说：“让我主持华北的军事，由河南向北进攻，又要和共产党打仗了!还要我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我做过两任省主席了，对行政毫无兴趣。再说以后当主席，等于是中央的办事处，凡事作不了主，可责任大，干不了啊!”那时，我虽不审时势，却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人又要打自己人，父亲遇到了难题。

　　在重庆小住几天之后，他就带我乘专机飞抵恩施。第六战区的长官部位于鄂西恩施的群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气势磅礴，依山坳而建的白色房屋。高低错落，醒目有致。屋前平整的宽阔地带是一个网球场。人们说：“仿公到一处，建—处网球场。”这是名不虚传的。可是.我这次到恩施，却没有看到父亲打过网球。

　　在恩施，我比较熟识的 ，有几位前辈：长官部中将参谋长张知行先生，他原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性豁达，敢于直言，精通军事，素有“儒将”之称;中将参议(后任秘书长)张志韩先生，他曾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识渊博，尤擅书法、棋艺，与父亲虽为新交，但颇相投;还有中将参议阮玄武先生，也是常与父亲促膝长谈的将军。他们对我极为爱护，帮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因而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不少关于父亲接任六战区长官职务后，指挥对日作战的情形。

　　1943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鄂西的大规模进攻，一面猛攻石牌要塞，一面以大部队沿江迂回鄂西山区，似乎要直取恩施，由于情况变化很快，最高统帅部原来部署的命令已不适应;父亲当机立断，命令变更行事，并说：“将来上面降罪，我负全责。”这样一来，日军预谋作钳行歼灭我军得计划未能得逞，终于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张志韩先生告诉过我：1944年的常德会战，情况是非常艰险的。之所以能挫败强敌，主要是父亲沉着坚定，敢于硬拼，在台儿庄大捷中是这样，在鄂西会战和这次常德会战，更是如此，当两军相接的紧急时刻，父亲一面听取战报，及时指示机宜;一面与秘书长等人谈笑自如，并且坚留他们，不让离开。等到战事获胜之后，则说：“你们立了大功!”众人不解地问他，始知父亲认为“作战指挥，最怕心绪不宁，精神烦躁。若有二三好友，淡谈笑笑，使头脑始终冷静轻松，指挥就不会凌乱，这是制胜之道。岂不是你们立了大功!?”所以大家背后不无赞扬，父亲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气概。

　　还有两个事例，也是张志韩先生告诉我的：常德会战打响后，父亲就亲自到湖南桃源设立了前线指挥所，就近督阵，增强爱国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有一天，父亲刚从桃源指挥所回到恩施，中央通讯社主任徐怨宇来访，张志韩先生在座，父亲正向他们介绍战况和已经作好的部署，突然电话铃响，王缵绪从常德外围打来电话告急，说是他的正面，敌军攻势太猛，我军伤亡太重，要求后撤。父亲听完报告后，对王说：“治易兄(王缵绪的别号)，我们是老朋友，打仗就不能讲这些了。我已经对你说过的，就照那样办：顶住!顶不住，我是要按‘规矩’办的!”说完就把话筒放下来了。王缵绪是四川著名的老将军，也同父亲一样是上将军衔，当过四川省主席，这时的职位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平时，父亲对他是很尊重的。可是到了对敌作战的关键时刻，父亲一丝不苟，他对王说的“按规矩办”，就是按军法从事，决不徇情。

　　父亲平时对士兵非常爱护，从来不打骂。但是士兵必须严守军纪。有一名为他开了多年座车的司机，在恩施同一位民间妇女有不正当关系，经他察觉，立即关押，要处死刑。后经许多人说情，仍然关了半年，最后开除。还有一个守护电话班的卫兵，只以为职责重要，对误入禁区的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主席朱怀冰态度蛮横，缴了朱代主席的手枪，还要追打朱怀冰。父亲知道了，马上将这名卫兵和警卫营长禁闭，并下命令枪毙这两个人，最后还是朱怀冰一再亲自说情，才未执行。

　　我这次到恩施，不断听到关于日军已经趋于穷途末路的喜讯，同时也看到父亲时时露出喜形于色的乐观情绪。有次，父亲说了一段抗战的插曲：每当一场会战开始之前，在敌我各自据守前沿阵地上，双方互以机枪对射，日军用的是点射，即，“啪一扑一啪、啪一扑一啪”;我军用连射，即：“啪、啪、啪、啪……”。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召集官兵川话，指出：在敌我双方防守阵地时，日军用点射，声音好象问“怕不怕?怕不怕?”我们的射法就象是“怕、怕、怕、怕……，”

　　不但浪费了子弹，而且显得气馁;今后我们应该回答敌人：“不怕，不怕……。”再反问敌人：“怕不怕，怕不怕?”前线官兵听了，当场捧腹大笑，一致叫好，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效果很好。

　　不久，大约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前的四个月，父亲又携我和一家人乘专机离开了恩施，飞到重庆，听说他曾向国民政府请辞河北省政府主席未获批准，只好去重庆组织省政府人事，并接任了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我随即也与他分别了，回到成都。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职务则由孙蔚如将军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