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一名新一军报务员在印缅战场(上)
来源：通讯员 曹礼平   2019-06-15 08:30:23

　　
关爱老兵摄影师丁建怀2017年末拍摄的纪念照

　　1945年6月30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父亲跟随孙立人将军回到祖国广西南宁驻扎，跟随部队先后接收广州、香港，然后乘船北上，秦皇岛登陆以后，途经锦州，接收沈阳、长春。在长春，父亲所在电台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关东军司令部电台。内战结束时，集体起义，经历解放团改变“政治身份”，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把青春和汗水贡献给北大荒这片沃土!

　　2015年9月3日父亲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 201507126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是幸运的，等到国家认可的这一天!

2015年9月父亲获得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97年，父亲获得北大荒功勋章!

　　2018年6月15日，父亲曹正清老人在民革沧州市委领导、关爱老兵志愿者和家人的陪伴中，安详离世，用父亲的话说，去见马克思了!

　　一个小人物在家国命运转变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无私无畏的爱国情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是父亲曹正清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们怀念他 ，去追忆父亲在印缅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壮举，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父亲像所有热血青年一样，挺身而出，走向抗日战场;我们纪念他，去学习父亲无论追随哪个政党，都奉献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和坚定的信念!

　　让我们穿越时空，走入印缅战场!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拍摄于解放团时期的1948年

　　碉楼五个月

　　1942年3月的一天，县里来了几位军官到路孔镇，动员青年参军报国。父亲曹正清从爷爷那里得到的消息，便跑去一看究竟。当时正有一位军官在宣讲参军的意义。军官站在高处对围着的人群说道：“小鬼子占领我们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抢夺我们财产。现在又从缅甸入侵云南，妄想从云南侵入抗战中心重庆，让我们当亡国奴，只要有点血性的男人，哪个人会无动于衷呢?来当兵吧，我们一起打鬼子!”瘦小的父亲站在人群中，认真听取征兵的条件，听说征录的是通信兵，于是加入拥挤的人群报名参军， 没想到却被拒绝了。原来参军入伍，首先是要有保人，爷爷便找了县里的一位邓排长给父亲担保，父亲这才填上表格，有了面试的资格。面试官看着长得又瘦又小的父亲，面露质疑，但是听到这个小瘦猴回答问题时口齿伶俐，机灵胆大不怯阵，勉强同意父亲的入伍请求。

　　那是1942年4月1日，不满16岁父亲就正式成为了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名战士，成为军政部属教导大队通信六团教导大队一队一名无线电通信兵学员。与父亲一同参军的战友有姜荣辉、张文林、张中任等。

　　脱下学生服，换上灰色军装， 自己俨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没想到，瘦小的父亲实在撑不起这身喜欢的军装，穿在身上逛逛荡荡，又肥又大。裤子还有办法变短，只要将长长的裤筒卷到膝盖上就可以了;可将上衣变短就没那么简单了，父亲只好原封不动地穿上了。你想会怎么样?结果是那两只口袋都拖到屁股下面了，走起路来无论他怎样的昂首挺胸，那瘦小的身躯都无法支撑起这件庞然大物来，身边的人见了都忍不住笑。

　　当时与父亲一起征收的无线电通信兵大约100多人，有线电通信兵100多人，编为一大队 ，一大队有4个中队，一、二是无线电， 三、四是有线电，都是16-18岁的学生，父亲与姜荣辉、张文林是学无线电的，张中任是学习有线电的。参军后，他们首先集中培训。训练地点是在荣昌县七宝岩胡汉民家的大院里，大院里有四座碉楼，分布在四个角。那碉楼既古老又硕大，主楼五层，另外还有3个附属楼 ，每个碉楼可以容纳100多人。在这里训练的是通信团的一大队， 父亲被编在无线通讯一大队一中队一班，一个班13-14人，住在西楼的四层的一间屋子里，是一个连着的通铺。父亲所在大队的队长李永胜是重庆人，排长林大江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生，负责培训无线电基础知识，王班长是一个42岁的老兵，负责训练日常行为规范和早操跑步。

　　父亲后来说，自己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认为不种地也不会挨饿 ，又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还能上学挣钱帮助家里，多好啊，这也是父亲最初参加国民革命军的目的。

　　基本训练方面，由王班长负责。每天早晨听到起床号，就以最快的速度，穿衣叠被、站队、向左右转、立正稍息、走步跑步、行军睡觉、军务整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迟到、早退、超时等，都会受到惩罚。就比如说用餐吧，时间既不能超时，又得在规定时间内将盘中的食物吃完，否则将被视为不合格，因此，每次就餐时，一旦哨声响起，餐厅内不会听到一丝喧哗，只有快节奏的咀嚼食物的声音，后来的实战证明，这些训练，为以后奔赴印缅战场打下了基础。

　　专业技能方面，由排长林大江负责传授。父亲和战友们在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前，先学习基础英语，背诵26个英文字母，和简单的无线电用语。重点还是学习无线电专业知识，背诵密电码，发报，收报。收报必须书写工整，发报必须每分钟发出120个汉字，100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学习简单的无线电修理维护技术。那时年轻，训练也刻苦，没多久，这些技术父亲都能运用自如了，在这些学员中，聪明的父亲是第一批考核合格者。

　　生活方面，参军以后，对父亲这些娃娃兵来说，最幸福的是不用饿肚子了。每顿饭都有青菜和管饱的大米饭，有时候改善伙食，还能吃上一顿牛肉、鱼。每个月每个士兵还有4元军饷(华币)补贴家用，训练、学习之余，每天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父亲就与战友三五成群地到城里看川戏，每个月还放两天假，可以回家，但是无论回家还是外出看戏，都必须向班长请假外出的时间，回来以后向班长报告销假。紧张而有规律的部队生活让这些新兵日益精神焕发。

　　在碉楼里进行了为期5个多月的培训，这些学生兵在这里接受了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由一个自由散漫的淘娃子，成长为国民革命军一名训练有素的钢铁战士，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蜕变，由为了养家糊口到承担驱逐侵略者保家卫国的责任 。

　　征途漫漫

　　1942年9月初的一天，通六团团长石俊人来了，他是中央军官训练团的一位资深少将团长，是蒋介石的直系，当时年近50岁，父亲描述他的团长，戴着一副眼镜，和蔼可亲，长得像个菩萨。

　　石团长说：“日本鬼子占领缅甸后，不仅封锁了滇缅公路，还侵占了云南怒江以南的部分地区。目前，远征军大部队在卫立煌司令的带领下，正在怒江以北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反击。另外，留守印度的远征军，已重新组建了新一军，孙立人将军担任副军长，史迪威将军还从美国调集了400多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对中国驻印军进行全美式的武装训练，那里需要我们通信兵，我们将跟随部队前往印度，迎接血与火的考验!”

　　团长一边讲话，一边用力挥动着手臂，声音铿锵有力。战友们听说要远离家乡，到异国他乡征战，大家十分惊恐，哭哭啼啼的，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

　　父亲回忆 “仁安羌大捷”一战时，流露出满脸的自豪和对孙立人将军的敬仰和倾佩。

　　中国军队再次出征印缅战场，父亲他们通信团参加动员大会以后，跟随大部队待命出发。

　　1942年9月12日这一天，父亲所在的无线电通信六团100多学员， 背上背包，登上汽车 ，许多战友的家长都来送行，那场面像是生死离别，历史证明，许多战友都是与家人的最后一面，当时父亲是由在县里工作的爷爷送别的，当时父亲也没有想到，与爷爷就此一别，从此天各一方。

　　父亲他们乘坐军用汽车离开了天府之国四川，途径泸县南田坝、云南曲靖到达云南昆明 ，到达昆明以后，在飞机场附近的玉溪小学休整了20多天，期间进行体能训练和技术训练，等候飞机来接他们。

　　10月初，在昆明休整以后，学员们经过体检，合格者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乘直升飞机到印度 ，学员们列队登上飞机，面对面坐下两排，中间是过道。这些学员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心中不免有些紧张，当飞机离开地面直入云端后，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远离家乡和亲人而伤感，内心却充满着担当起保家卫国的豪迈。

　　这是一条我国当时唯一通往外界的空中航线，也是一条十分危险的死亡航线，因为途径喜马拉雅山的两座山峰被称作“驼峰航线”。两峰山势险峻，气流瞬息万变，厚厚的云雾时隐时现，给航行带来极大的困难，许多中美飞行员都葬身这里。随着失事飞机的增多，两峰之间航线上的飞机残骸连成了一条银白色的闪光带，后来的飞机只要沿着闪光带飞行，就能到达目的地。

　　学员们乘坐的飞机也不是客机，而是载物的运输机。这些飞机先将美英的援华物资运到国内昆明，再将等候在昆明的士兵运往印度。因此，机舱内只有两排能升降的座位挂在两侧，还有几具降落伞，机舱壁没有保暖层 。

　　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飞机开始摇晃，晃动强烈时，大家几乎坐不稳，只有彼此相拥在一起才好些。飞机穿越两座珠峰时，舱内温度急剧下降，他们即使抱在一起，也无法抑制浑身不发抖。舱外两侧的山峰，是一片四季不融化的皑皑白雪，感觉两座珠峰的白雪就在机翼边上，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

　　几个小时后，父亲他们看到陆地上有一片红色的植物，后来知道，这些植物就是印度茶农种的红茶。飞机降落到印度的列多机场，时值十月，正是印度的炎热季节，一下飞机，刚刚穿越珠峰时的寒冷，转眼间就被滚滚热浪包围了，真是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到达烈日炎炎的印度丁江办事处以后，简单休整3、4天。

　　丁江办事处位于伊洛瓦底江支流河畔，距密支那约35里，丁江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指导消毒、换装和发放所需物品。第一步，先把父亲他们身上的军服脱下全部烧掉，然后光着身子跳到伊洛瓦底江洗澡、消毒;第二步，清洗干净以后注射预防针、有疥疮的抹琉璜软膏;第三步，发放胶布(相当于床单——为了露宿野外方面涂了一层防护胶)灰色毛毯3床、蚊帐、内衣裤、毛袜、英式军装、大头皮鞋、漱口杯、军水壶、陶瓷饭碗、肥皂、毛巾、防蚊油和背包，这些物品保证他们随时可以安营扎寨。

　　当他们再换好服装走出来时，每个人的衣着从里到外焕然一新。那身黄色军装，上衣是罗纹布做的，裤子是卡其布做的，尤其是瘦小的父亲终于穿上了合体的军装，这个期间他们的服装与英军一样神气。只是由于第一次穿上皮鞋，觉着鞋底太硬，走起路来有些不方便。

　　休整换好服装以后，他们就乘船沿恒河下行，经过5、6个小时的颠簸到达潘都，从潘都乘坐5、6小时的火车到加尔各答，到达加尔各答以后，顾不上舟车劳顿，继续前行，乘坐火车14小时，历时5、6天时间，来到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姆伽营房。当时进入印度的第一期中国远征军(也称中国驻印军)就驻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这批通信兵是来补充中国驻印军的。

　　天堂兰姆伽

　　1942年11月12日这一天，父亲他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印度兰姆伽军营，地点兰姆伽18营房之3住，美国教官住在19营房之3住。到了印度以后，部队编号改为独立通信兵第三营。

　　营内一日三餐都有米饭、面包、牛羊肉、罐头，各种蔬菜，还时常发放香烟、水果、饮料、牛奶。 这些食不果腹，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终于可以“饱食终日”了。没多久，父亲和战友们吃到了美国的伙食(罐头牛肉)，个个都成了面色红润、精神焕发、身手敏捷的战士 。他们还会定期领到军饷，一种是美英政府用印度卢比发放的，一种是国民政府以法币支付的。父亲他们每月从刚到印度时领到16卢比逐步增加到40卢比，父亲和战友们的生活也变了样，一到周末假日，他们便三五成群，乘车到县城购买物品，有的自己使用，有的给家里父母妻儿，然后连同剩余的钱，托每天往返的飞机带给国内的亲人。

　　军营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关押俘虏的地方，那里面积很大，有二十座大营房，三万张单人床位，营内还有游泳池、电影院、医院等设施，这些都是德国人留下的。住在营内的多是中国军人，还有部分美、英、印、缅、尼泊尔雇佣军。后来军人增多住不下了，就在河边建了几排帐篷，里面军床桌椅也一应俱全，一个房间住一个排40—50人，床铺是木头做的大通铺，这对一向生活艰苦的中国士兵来说，如同过上了富翁的生活。

　　电台放在帐篷里，一个电台一个帐篷，电台是美国制造的。

　　父亲与当地的老百姓友好相处，印度小孩帮助他们洗衣服，父亲就给他们2个卢比(一个卢比16便士)，要知道大米才2分钱(便士)一斤。小孩们有时候到营部找他们要零花钱，父亲也不吝啬慷慨解囊，经常节省一些牛羊肉罐头送给他们，印度人实在没有什么可送的，就给他们菠萝吃。

　　这一切，只是兰姆伽军营生活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军营中每天繁重的军事训练。训练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摸爬滚打，登山越野，武装泅渡，驾船游泳，各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擦试保养、拆卸组装，枪炮的实弹射击，以及山地的实地演练等等。

　　与这些步兵兄弟相比，他们通信兵的训练则显得有些枯燥乏味,父亲他们在美军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编在通信三团，后面统称通三团 。

　　父亲他们使用的电台都是美国支援的，使用的代码都是英语，所以，开学首先需要补习英语。先练习发音，背诵单词，尤其背诵一些通信专业的词汇，父亲非常聪明又刻苦，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早晨起来除了练习发音，就是背诵单词，父亲总是第一个完成教官布置的单词量，只有通过语言关，才能进一步学习专业技能。

　　专业课还是挺枯燥的，每天只面对着一部黑乎乎的大机器，戴上耳机，抄了写，写了发，发了再抄，周而复始，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发报的声音：滴答滴答滴滴答。美国教官授课，训练科目跟国内的差不多，教官和蔼可亲，对他们通信兵一点也不像中国教官那么严厉，有些要求比国内的还要松些。比如发报字数，国内要求每分钟发120个字，美国人要求发90个字就可以了，发电报时，中国是短打，美国是长打。而且毕业时间也不是统一的，谁合格了谁就先毕业。于是，两个月后，父亲就顺利毕业了。

父亲在印度远征军总部时台长邱光第于台湾(1990年)

　　培训结束后，父亲开始实习，实习地点就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总部。在总部实习期间，台长邱光第，主要任务是及时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报告印缅战况，并随时接受重庆方面的指示，电报发给国民党中央台，接收代码是SJOY。这样一来，父亲就能够与一些高级将领见面。比如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代总指挥(初期)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国远征军(1944年第二次)司令长官卫立煌，新22师师长、1944年任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而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位是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他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1942年底至1944年10月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一位是新38师师长，后来又担任新一军副军长、军长的孙立人将军。他们经常到报务室，等候重庆方面委员长的指示，并且把情报发送回去，包括一些作战方案。

　　父亲他们的工作比较轻松，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个小时，晚上自由活动。平时一个班的人轮流值夜班，他们的工作就是接收重庆方面的密电码，收到以后交给译电室。听父亲讲，译电室有好几十人，只有他们知道电文的内容，父亲他们的工作是接收电报电码，同时发送译电室提交的电码，他们只知道送报头和报尾的内容，如：收报：重庆中央台(代码SJOY)，发报：新一军军部台，报文内容是不知道的。一般情况一天三次与译电室“meet time”(相会时间)，特殊情况(加急电报)马上送到译电室。父亲跟随时间最长的还是孙立人将军。

　　父亲刚到总部实习不久，有一天，团长告诉他们，史迪威将军要来了。他们听了都十分兴奋。清早，战友们将营房内外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到广场上列队迎候。父亲因为个头小，自然排在队伍的前面。父亲两眼紧盯着前方，终于看到一队汽车由远及近向他们驶来。最前面的是一辆土黄色的吉普车，车停下来后，从上面走下一位花白头发的大鼻子老头，戴着一幅眼镜，脸上洋溢着笑容，许多军官跑上前敬礼迎接。父亲心想，这一定就是史迪威将军了。

　　将军一面举手回礼，一面快步向队伍走来。队伍中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将军走到队伍前停了下来，又沿着前排从迎接队伍面前走过。不时地摸摸这个人的头，或者拍拍那个人的肩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俨然没有想象中的将军那样威严。当将军走到又廋又小的父亲面前时，也许个头高矮的反差让将军停下了脚步。他微笑着盯着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问父亲叫什么名字。父亲挺直胸膛，一边敬礼，一边高声回答：“报告将军，我叫曹登庠，今年16岁!”走在后面的翻译告诉他，这批新兵最大的20岁，最小的15岁。将军听了，神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抬头向队伍扫了一眼，自言自语道，“boy”。

　　七十多年过去了，这次见面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父亲没想到这位战场上的铁面杀手，竟然如此地和蔼可亲，如同一位慈祥的父亲。

　　父亲在远征军总部实习期间，就工作在史迪威将军身边，与将军几乎可以说是朝夕相处。

　　有一次晚餐后，父亲路过将军的住处，看见将军正与几个战士坐在窗前的沙地上谈笑， 高兴时，将军与战士们仰天大笑，那笑声在磨刀霍霍的军营上空久久回荡……

　　1944年5月，父亲离开远征军总部后，调到了新一军通信营工作，职级是中士。于是，父亲有幸到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这位中国军队的传奇人物身边工作，这位民族英雄的一言一行成为父亲的座右铭。

　　父亲作为孙立人将军身边的报务员，从1944年初至1947年初陆续跟随孙将军三年多的时间，耳濡目染受到孙将军的教导和影响。

　　父亲每每提起将军，钦佩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父亲回忆，孙立人将军在攻打八莫前开了动员大会，在会上枪毙了一个连长。据说这个连长强奸了一名缅甸女子，父亲亲眼看到当时孙立军将军流泪了，这是将军一生唯一一次枪毙自己人。他很体贴下级，但士兵犯了军纪就得军法处置。 将军不允许士兵骚扰当地缅甸老百姓，对士兵要求非常严格。

2004年父亲(右)远征军战友旅美博士秦振安(中)来河北沧州看望


父亲战友秦振安与孙立人将军最后的合影(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