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福建事变”
来源：农工党江苏省委会   2024-08-26 14:12:23

　　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紧逼和中共领导的创建全国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威胁，为了巩固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蒋介石决定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来加以应对。蒋介石筹谋：一方面借“剿匪”来转移抗日的压力，另一面以“安内”为名来剪除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最终达成“一箭双雕”的不可告人目的，这必然招致各方实力派和全国人民的不满与反对。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各方实力派为求得生存和顺应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纷纷准备起而反抗，“福建事变”(闽变)的爆发便是典型事例。为应对“福建事变”，蒋介石绞尽脑汁，最终残酷镇压了“福建事变”。依据近年公开的最新史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对之作简要梳理。

　　一、“福建事变”前

　　在“福建事变”爆发之际，蒋介石正在南昌组织对中国工农红军实施“剿匪”。1933年11月10日，蒋介石收到情报，得知福建省形势有所变化，12日，所得情报表明情况似乎有转机，到15日，蒋介石确定福建方面确已准备起事，最终认定“福建事变”即将爆发，其日记中有﹝以今日各方之消息观之，已成事实﹞的记载(注：方括号为蒋日记原文，下同)，16日，便着手谋划对策﹝预定：一、第七师应即集中，二、十三师调赣，三、令浙准备。﹞从中可知，“福建事变”尚未成事，蒋介石却已着手应对。“福建事变”绝非蒋介石所愿看到和面对的，因为它将打破现有的“和平”秩序，给他和国民政府带来一场新的政治军事危机。蒋介石根据福建方面内部矛盾严重、胡汉民表态不响应等情报，最终决定对福建方面发动一场“和平化解”攻势，先后采取了诱劝陈铭枢放弃反叛、拉拢蔡廷错劝其离闽等手段，但均未能奏效。19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福建﹝叛迹已著，不久当必公开﹞的现实了，22日，﹝接陈铭枢等叛变通电，置之一笑﹞。此时，蒋介石已能泰然和镇静处之了。

　　二、“福建事变”中

　　“福建事变”之势不可阻挡，蒋介石自然相当惋惜，他原以为通过“政治方式”可以“和平解决”，但事实并不如其所愿。蒋介石与胡汉民等虽然矛盾严重，但终归是政见与权位分配上的，存在和解的基础;但与第三党、陈铭枢等的矛盾却关系着对两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追求，是不可调和。11月20日，蒋介石坚定对“福建事变”态度，“以剿共匪办理”，遂迅速决定对“福建事变”彻底镇压。

　　蒋介石在对“福建事变”实施武装镇压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首先，防止闽方与西南联合。陈济棠主导的广东在西南省份中财政和军事实力最强，在游说胡汉民等与中央合作和迫使桂系中立的同时，抓住陈济棠与陈铭枢曾经有过争夺广东的故仇，以金钱换取陈济棠的支持，切断两广对“福建事变”做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持和赞助。果然，直到“福建事变”落败，陈济棠始终站在支持蒋介石的一边。

　　其次，防止日本插手“福建事变”。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1898年与清政府签订福建不割让条约后，日本就一直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因此，在“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本方面的政策极其重视。11月21日，日本政府向其驻华公使指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之内争，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但“若有非友谊的排日行动”，“倘新政府以确立关税自主权或撤销不平等条约为名”，“在该项运动中，若有第三国之政治的或军事的策动”，日本则“必采取排除此种情形之适当措置。”从中不难发现日本这一政策深藏的玄机。12月4日，蒋介石指示驻日公使蒋作宾，要求其尽力与日本达成妥协，以防日本借闽方“联俄联共”。一方面，当时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南京海军对闽沿海的及时封锁，让日本与福建新政府的接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因为此时的日本侵略重点是在筹划将“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以彻底分离东北四省方面。所以，日本在获得蒋介石许以殖民利益后，便只好在南方有所收敛。

　　第三，防止十九路军和红军联盟。在知晓闽方和中共联络后，蒋介石便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大肆宣传闽方通“匪”，企图破坏中央第五次围剿“共匪”计划，颠覆中央的阴谋。此举一则获取“民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二则使其他地方实力派不敢轻举妄动，便于讨伐。另一方面，于11月底和12月初，即命令顾祝同的第一路军自赣东向邵武推进，陈诚的第二路军向闽赣边境进发，蒋鼎文的第三路军向建阳、建甄行进，卫立煌的第五路军经金溪、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闽赣通道，防止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

　　第四，力谋北方各实力派对“福建事变”保持平静。“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判断北方各实力派具有“内部涣散，尤非旦夕间所能负之而趋也”之状况，对它们实行了“令其保持平静”措施，采取以军事震慑、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相结合的手段加以应付。蒋介石对北方各实力派所采取的策略颇有效果，“福建事变”期间，除宁夏孙殿英部于翌年1月10日起事响应“福建事变”外，其他各实力派都保持了平静姿态。

　　上述种种，为蒋介石迅速以武力镇压“福建事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三、“福建事变”后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当天，就遭到蒋介石、汪精卫的严厉斥责，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遣大量陆海空军向福建进攻。一面令空军派飞机轰炸福州，一面调集11个师约15万中央军包围福建。大军压境，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约5万人的十九路军奋力抵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黄琪翔、蔡廷锴同赴前线视察指挥，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解体，“生产人民党”解散，江董琴等5位临委会成员壮烈牺牲。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以及参加“福建事变”的同志，先后转移到香港，与彭泽民等会合，总结事变经过及其教训。

　　孤立无援的十九路军在强势中央军的进攻之下迅速落败。在蒋介石武力镇压“福建事变”顺利得手后，迅将“福建事变”善后工作提上日程：其一，重建“刹匪”稳固后方。1934年1月6日，决定由陈仪出任福建省主席，并实施了一套较能兼顾各方利益的整理福建社会秩序的方案，如期恢复稳定福建社会秩序。其二，彻底改编十九路军主力。随着十九路军的败退，“生产人民党”在闽势力也被逐荡。2月18日，蒋介石日记有﹝十九路军改编运豫完毕﹞，并嘱咐豫皖绥靖主任刘峙要“以三个月为期，整理完毕。”至此，原十九路军可谓被妥善解决。其三，继续对中共红军苏区实施“围剿”，导致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被迫开始漫漫长征。

　　四、事变的评述

　　“福建事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蒋介石重兵压境、双方兵力悬殊、从内部分化瓦解十九路军等军事手段这个决定性因素外，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在客观上，其一、福建人民政府所宣布的政治经济主张，为一般中间力量特别是两广难于接受，结果得不到国民党内反蒋派的同情和支持，使自己军事孤立;其二 、福建人民政府没有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是单纯依靠一些正规武装力量，这样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就迅即崩溃瓦解;其三、中共由于王明的“左”倾领导，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援助。主观上，由于阶级局限性，政治上既想联共，又不愿依靠中共;既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号，又提不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因而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陷于孤立的状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原因，就是福建人民政府内部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意见不一致，行动不统一。

　　最新史料还显示，“福建事变”对蒋介石影响重大。首先，它促使蒋介石对统一全国的策略进行了调整。随着福建被统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解决西南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促其目光迅速从统一黔川转移到两广。其次，它在强化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同时，也促使他对日政策的某些调整，将“东南国防计划”提上日程，并付诸实践;最后，它引发蒋介石对统一方式进行了新的调整。鉴于武力统一给国家造成的沉重损失、民意要求和平的诉求等，在“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尝试利用均权制度、改革省制等政治经济方式来推行中国的“和平”统一，如其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等等。

　　总而言之，“福建事变”是有着爱国的、进步的、积极的主题，它是爱国的革命行动，在中国民主革命史和中国统一战线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夫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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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吴明刚.国内外对福建事变的反映.福建党史月刊,2005,(1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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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许心恒.论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策略的变化(1928-1937).浙江大学,2010,5.

　　[5] 王夫玉.第三党历史(第一版、第二版).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8;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