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党史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
来源：桂林党史网   2020-09-24 09:09:46

　　7月7曰 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次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延至9月22日才发表该宣言。23日，蒋介石就此事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终于实现，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7月 广西省学联第三届代表大会在桂林召开。大会的代表是由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选举产生的。代表中有中共地下党员、进步学生骨干，还有持托派观点的学生。会前广西大学、南宁高中、桂林女中等校的中共党员易凤英等，以及一些进步学生骨干，在共产党员陶保桓领导下举行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做好在会上与国民党广西当局指派的学生代表和持有托派观点的学生代表进行斗争的准备。大会围绕省学联领导机构的设置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广西当局指派的学生代表和持有托派观点的学生代表提出了一个肢解省学联的提案，要把省学联领导机构分开三地办公，即组织部在梧州，宣传部在南宁，总务部在桂林。这个提案付表决时，有26票反对，25票赞成，以一票之差被进步学生代表否决。在选举省学联领导机构时，国民党广西当局指派的学生代表和持托派观点的学生代表串通一气，对与会持中间立场的学生代表威胁利诱，施加压力，篡夺了本届省学联的领导权。

　　8月30日 桂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部在桂林、南宁、柳州等地，逮捕广西军校政训处处长王公度及谢苍生、区渭文、韦干等,同时趁机逮捕了中共柳州支部书记(原中共桂林县委委员)陶保桓、中共党员蒋汝志、崔真吾及一些进步人士。9月14日，以托派罪名处决王公度、谢苍生等4人，同时将陶保桓、崔真吾2人杀害。“王公度事件”的发生是桂系内部矛盾的结果。桂系借此事件打击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广西进步力量。

　　9月初 桂系为摧残桂林进步势力，派出军警搜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捕去进步学生数人，其中有一名中共桂林县委委员。9月底，桂系当局宣布西大文法学院社会学和文学两系(原广西师专五班、六班)学生提前结业，并强令两系学生参加战时政工人员训练班受训一月。西大文法学院学生、中共桂林县委委员李殷丹、路瑶被迫参加训练班。受训后，李、路分别于10月和11月离开桂林。

　　9月28日 因梁琼、梁群华夫妇叛变，致使中共桂林县委书记徐敬伍被捕(后经营救出狱)。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委员陈岸采取措施，撤退有关人员，切断其组织关系，暂时停止活动。由于县委成员全部离桂，县委停止了活动。

　　10月9日 广西当局筹办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1940年9月，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以后，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实际主持会务的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李任仁、陈劭先。该会表面上是一个学术团体，实际上是广西反蒋的政治组织。广西当局成立该会的目的，是拉拢知名人士，联络各派，以巩固和扩大其势力。该会对广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进行过一些研究，起过一定作用。中共通过该会进行统战工作，先后引荐夏衍、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范长江、杨东纯等一批共产党员和柳亚子、何香凝、千家驹、李达、李四光、金仲华、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等著名人士参加该会活动，有的应聘为研究员，并担任各部要职。他们以该会为据点，同反共顽固分子作斗争，联系各民主党派，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活动，争取民主进步，孤立反动势力，发展进步势力，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会曾出版《建设研究》杂志，许多进步人士在该刊发表文章。1940年，该会的进步人士与中共中央发动的民主宪政运动相呼应，成立“广西宪政协进会”，敦促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I944年桂林沦陷前夕，该会因人员疏散离桂而自行解体。

　　10月12日 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大队(习惯称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参加这届学生军的有广西各地大中学校学生约30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0人。这批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中训练两个月后，于12月中旬离桂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途经武汉时，广西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易凤英、莫如珍(莫津)与中共中央长江局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受到了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叶剑英、聂鹤亭、邓颖超、蔡畅、王明、博古以及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邓初民、马哲民、史良、刘清扬、沈兹九等在武汉先后对学生军作了演讲。1938年3月，学生军到达安徽。学生军中的中共党员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5月建立了学生军中共支部。这些党员积极进行党的秘密活动，掩护鄂豫皖区党委、立煌中心县委，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组织战区群众开展战地服务，支援前线，坚持抗战;同时，还做桂系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40年3月，为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形势所迫，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学生军党支部率领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撤退到淮南淮北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1938年

　　1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派凌建平到桂林重建中共桂林县工作委员会。凌任书记，委员有王昌荣、王祥彻。4月又增加了覃秉寿为委员。县工委隶属广西省工委领导，下辖广西大学支部、桂林高中支部、桂林女中支部、桂林东江镇小学支部、桂林八桂镇小学支部等基层组织，以及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和省政府机关等处的党小组和个别联系的党员。共有党员40余名。中共桂林县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广西省工委的指示，积极领导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

　　1月 在中共桂林高中支部推动下，该校师生数百人先后三次深入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第一次是1938年1月寒假期间，用半个月时间到兴安、全州、灌阳一带宣传群众，并访问当年红军长征过广西时路过的地方。这就是在学校师生中影响深刻的“两周间”。第二次是1938年3月，到临桂县大圩和阳朔县农村宣传群众，为时一周。第三次是1938年暑假，联合桂林女中、桂山中学等校学生，在桂林的义南镇、风北镇、东江镇一带进行一个多月的街头宣传。边宣传，边学习，边接触工农群众，效果很好。

　　2月 广西大学、桂林高中两校中共支部，利用假期，发动组织学生，参加抗日工作队，深入广西南路各县农村，宣传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春 中共桂林县工委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各基层支部抽调一批党员，建立桂林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内分设壁报、话剧、歌咏、街头宣传等几个小组。中共党员是各组的骨干，带领进步青年开展活动。他们演出了《飞将军》、《扫射》、《血》、《芦沟烽火》等抗日话剧，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印发宣传传单。在党员的积极努力下，桂林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十分出色，对推动民众抗日救亡起了积极作用。

　　3月15日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建立。总店是由邹韬奋、胡愈之于1932年7月在上海创办的。桂林分店负责人先后由诸祖荣、卡祖纪、孙明心、毕子芳、邵公文等担任。总店经理徐伯昕亦曾在桂林工作了一段时间。该店是我党领导下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店内建立有中共党小组。1939年1月该店在桂林建立西南管理处，管理粤、桂、云、贵、湘、赣、浙、闽等地分支机构。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坚持出版和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主要出版发行社会科学和文艺读物，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代销《新华日报》。该书店当时曾是西南地区出版发行的一个中心，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的扼杀，桂林分店于同年2月12日被迫停业。

　　4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发出《组织通告(第一号)》。《通告》说，过去广西党因为组织“非常松懈”、“不断的遭着严重破坏和损失”，以至形成目前“散漫的严重现象”，必须“严格整理和改造”，才能“巩固党的组织”。为此，省属各级党的干部和党员，均要“重新调查”，“从中教育”，“分别整理”。《通告》还附有对党员历史、思想、工作进行调查的要点，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做好调查工作。这实际上是对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政治审查。审查结果表明，广西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并无托派分子混入。

　　7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到桂林，对桂林县工委成员以及所属党支部、党小组逐个进行审查、整顿，重新登记党员。9月，经过整顿，将桂林县工委改为桂林市工委，凌建平仍任书记，覃桂荣任组织委员，王祥彻任宣传委员。11月，王祥彻参加广西学生军，后增补霍仲琼、黄品贞为市工委委员。

　　8月 遵照中共桂林县工委的指示，桂林高中党支部和广西大学党支部派中共党员黄嘉、万晓棠、于辉坤等，联络一批进步学生骨干，与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韦贽唐、督导员袁石之等顽固分子作斗争，争夺桂林学生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结果取得了胜利，由曾经当过抗日的十九路军连长的桂林高中进步学生陈慧担任本届学生抗敌后援会主席。

　　8月 广西学生军从安徽派代表团返桂作汇报宣传。代表团成员共8人。其中有中共党员莫如珍、易凤英、韦廷安、黎奇新、甘怀勋等5人。代表团建立有党小组。该党小组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石磊(曹瑛)与中共广西省工委接上了关系。他们回桂后的活动是在广西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先到桂林，由桂林地下共产党员黄嘉、黄耿、万晓棠、于辉坤等人以桂林学生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各校学生代表与回桂汇报团座谈，互通情况，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勉励。接着回桂汇报团巡回到平乐、八步、梧州、桂平、玉林、贵县、南宁、柳州等地，举办前方战利品和侵华日军暴行展览，召开前方将士家属座谈会，与各界人士和学生代表座谈，宣传前方将士英勇杀敌事迹，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勉励后方群众支援前方。l0月中旬，武汉战事吃紧，代表团奉命返回安徽前线。

　　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了抗战16个月来党的工作的基本经验，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政策，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强调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成。周恩来、叶剑英率南方局从武汉撤退到长沙时，因战局变化和长沙大火，决定将南方局设在桂林。12月10日，周恩来、叶剑英在桂林电告各地：“周、叶已抵桂，南方局暂设桂林”。次年1月，中央批准南方局设立常委，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常委6人，后经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南方局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

　　9月 新知书店总店从武汉迁抵桂林。该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左翼文化人士创建的出版发行机构。1935年成立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内迁武汉，在金华、丽水、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广州等地设有分支店。总店迁到桂林后，店址设在桂林东江施家园附近，并在桂西路35号设立门市部(即1938年12月1日开始营业的新知桂林分店)，同时，在柳州、辰溪、宜山、昆明等地增设了分店，在贵阳与读书出版社合建有读新书店，在苏北新四军设有随军书店。 1939年后，又和桂林文千七供应社、生活书店桂林 分店合股牙办了西南印刷厂。总经理为徐雪寒 (中共党员)。该店在桂工作人员不足3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0余名，建立有中共支部，华应申任书记。支部隶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该店以出版发行政治理论读物为主，也出版文艺和少年读物;同时，负有接受南方局交办的出版任务，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述。皖南事变后，桂林分店被迫停业，徐雪寒、华应申及一部分工作人员撤离桂林，总店店务先后由周德炎、沈静芷负责。尔后该店以隐蔽方式开设二线书店，克服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出版业的严密控制、加紧摧残的严重困难，坚持在桂林立足生存。1942年夏，该店在南方局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由邵茎麟、张锡昌、沈静芷、秦柳方组成的四人小组，按照抗战、民主、进步的出版方针，加强二线书店，用远方书店、实学书局的名义继续出版书刊。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该店转移到桂东八步、昭平等地，1946年与兄弟单位合并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0月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迁至桂林，会址设在施家园39号。会刊《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也在桂林继续出版。“农研会”为陈翰笙、吴觉农、孙晓村等于1933年间在上海发起组建，主要成员还有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等。1937年上海沦陷后，该会迁到江西，出版《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该会及其会刊迁桂林后，会务由千家驹主持。1940年6月，千家驹去香港后，会务及会刊主编工作先后由姜君辰、张锡昌负责。“农研会”在党的领导下，其会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探讨中国农村经济现实和理论问题，报导陕北、皖南、晋察冀、华北各游击区，以及河北平山、绥 远、山西、浙东等地的农村调查、农民生活和对敌斗争情况。因此，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歧视和限制。《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自1938年11月在桂林出版起，到1943年5月被迫停刊止，共出版了46期。桂林疏散，该会迁至重庆。

　　10月下旬 周恩来从武汉撤往长沙途中，与白崇禧同行。周向白说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白放开胸怀，坚持抗战，争取做民族英雄。白对中共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白表示支持。事后，白面嘱桂林警备司令王泽民，对“八办”工作人员的安全予以保护，工作上给予方便。

　　同月下旬 广州、武汉沦陷后，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文化工作骨干撤至桂林。在此前后，一大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沦陷区云集桂林。他们当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笙、廖沫沙、邵茎麟、刘季平、葛琴、艾芜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一千多人。他们与广西、桂林地方的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汇合，结成了一支抗日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文化运动。随着，这个运动的开展，各种抗日进步文化团体竞相成立，各种报刊纷纷出版发行。抗战期间，在桂林先后创刊、发行的报刊杂志近200种，开办的书店、出版社80余家，印刷厂30多家，出版上千种文艺书籍，还印行了许多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其它马列主义理论读物。战时的桂林，文化事业十分繁荣，成为中外闻名的文化城。它为我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篇章，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论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人民起来救亡图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1月14日 新安旅行团到达桂林。该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在桂林期间，在桂林八办的直接领导下，该团与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互相配合，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们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医院和湘桂、桂南前线开展工作。他们与迁桂的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长沙儿童工作团和桂林中山纪念学校举办了“桂林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共同研讨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10月，该团在桂林文化界大力支援下，演出了大型抗日舞剧《虎爷》，轰动一时。该团在桂林吸收了一批新团员，队伍发展到近百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该团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途经香港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同日 孩子剧团从长沙到达桂林，作短期救亡宣传后于12月28日离桂赴渝。

　　11月下旬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开始时称新四军驻桂通讯处)在桂林成立。处长吴奚如。桂林八办对内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桂林八办对外(公开合法)承担抗战支前的交通联络、筹运军需物资、接待输送抗日人员等任务。对内(秘密)负责与新四军军部、湘、赣、粤、桂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党组织联系，并直接领导广西省工委、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开展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办事处设在城内桂北路138号(今中山北路96号)，并在城外北郊路莫村设置机要电台、仓库及“招待所”。李克农到任后，全面负责党内外各项工作，曹瑛负责党内组织工作。

　　11月下旬 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到桂林，与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李克农接上组织关系。此后，省工委机关迁至桂林，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由曹瑛直接联系。

　　11月下旬 国际新闻社在桂林建立总社。该社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由胡愈之等参与创建的。社长范长江，副社长刘尊棋，总编辑黄药眠。社内建有中共支部，书记唐勋。该社在香港设有分社，重庆、金华设有办事处，在洛阳等地设有通讯站。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报导工作，香港分社面向海外，负责国际宣传，并向国内提供有关国际新闻的稿件。该社向国内外报社发稿，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战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的消息，揭露国民党顽图派的反共分裂言行和日伪罪行，报导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登载该社稿件的报刊，除了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和东南亚、印度、美国、澳洲及非洲的华侨报纸，共达150多家。皖南事变后，1941年5月，桂林国际新闻总社被迫关闭。

　　11月底 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学生军(习惯称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广州、武汉沦陷，广西三面临敌。广西当局为了利用学生发动群众支援正规军作战，保卫广西，于是在广西招收了大、中学校420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军三个团，由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夏威兼学生军司令。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派出党员带领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学生军，要求通过党员和进步学生秘密掌握和影响这支队伍，宣传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组织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桂林市工委，执行省工委指示，派杨烈、黄嘉、黄耿、陈盛年、王祥彻、黄世慈、陈贞娴等18名党员及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学生军，作为学生军中的骨干。连同南宁、梧州、柳州、玉林五属等地参加学生军的中共党员共90余人，在各团建立了中共总支或支部。次年初，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学生军中各级党组织，不发展党员，原有党员改为单线联系。各团的中共党员，大部分担任了班长。军官中先后有10名党员，分别担任部分中队、大队和团的政治指导员。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邀请叶剑英、郭沫若、夏衍、范长江等到各团作演讲。中共党员带领群众，开展了多次反托、反特、反控制、反军官贪污的斗争，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撒播了大量的革命种子，为促进广西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和准备后来的农村革命武装斗争作出了贡献。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桂系转到反共方面以后，1941年8月，学生军即被解散。

　　12月3日 郭沫若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桂林。郭到桂林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该厅中共特支书记冯乃超等研究决定，对三厅机构作了调整，将三厅人员的三分之一留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桂林行营政治部第三科，该科设有中共秘密小组，直属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李克农领导。郭沫若在桂林还同周恩来一起会见了白崇禧，取得了白对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支持。18日，郭沫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的时事讲演会上作题为《第二期抗战前展》的演讲。郭在演讲中分析了抗战新阶段的形势，指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前途，受到与会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公务员千余人的热烈欢迎。27日郭乘飞机离桂飞渝。

　　12月3日 周恩来由衡阳来到桂林。6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蒋对周说：“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组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全体做不行，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答复：“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出路的，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都不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只有害而无益。8日，周恩来出席在桂林大华饭店举行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后又在桂西路桂林中学，召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到桂人员及该厅所属抗敌演剧、宣传团队和新安旅行团的人员讲话，讲长沙大火后的形势与任务。周恩来此次到桂，还接触了白崇禧等桂系高级军政人员和李任仁、马君武等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统战活动。接见了在桂林文化界工作的中共党员胡愈之、范长江、陆诒和进步文化人士千家驹等，指示他们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要按照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去工作，要讲究策略，注意隐蔽。还派人去孩子剧团驻地看望孩子们，给他们送去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11日，周恩来离桂飞渝。

　　12月7日 《新华日报》桂林航空版开始发行。该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原创刊于武汉，在广州设有分馆，武汉广州沦陷后，总馆迁重庆，分馆迁桂林。负责人先后是张尔华(张思敏)、陈东(陈晃)。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无理阻挠，1940年4月8日被迫停印航空版。但读者仍可在桂林分馆订阅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它是中共在桂林的一个重要宣传舆论阵地。

　　12月初 叶剑英应邀在桂林乐群路李子园广西大学旧址，向广西大学师生及其他进步群众作形势演讲。叶在演讲中，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径，讲述了他在国民党参谋长会议上跟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情况，并呼吁全国团结抗战。

　　12月15日 陶行知在桂林创办生活教育社之后，即赴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但该社总社仍设在桂林。生活教育社和桂林中山纪念学校两个单位的中共党员联合建立了中共支部，由桂林八办领导，龙潜直接联系。陶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曾在南京创建晓庄师范学校。生活教育社以陶行知倡导的晓庄师范学校精神为号召，在桂林创办了“晓庄研究所”，出版了刊物《工作与学习》，刘季平主编。后在李克农的指导下，1939年5月与全国木刻协会主办的《漫画与木刻》合刊，联合出版《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刘季平、赖少其主编，由新知书店发行。

　　12月24日 人民音乐家、中共党员张曙，因敌机空袭桂林不幸遇难，时年29岁。张曙系安徽歙县人，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师范科。1932年入党，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战音乐运动。1938年l2月17日随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一批工作人员由武汉转移来桂林，继续从事 抗战音乐活动。张曙牺牲后，桂林文艺界曾经隆重集会悼念，遗骸葬于南郊凉水井村附近。墓葬碑文“音乐家张曙之墓”由郭沫若题写。解放后，张曙墓移至普陀山北麓。

　　12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在桂林月牙山召集广西学生军第一团部分中共党员开会。会上陈岸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广西形势，指出党在学生军中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正确主张，反对各种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从斗争中争取党的领导权，发展进步力量，使学生军在政治上不断提高。他还对反特反托、巩固统一战线、注意保密等问题作了指示。

　　12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湖南衡阳秘密开办为期40余天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经李克农介绍，在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率领下，中共桂林市工委成员及其所属基层干部凌建平、覃桂荣、霍仲琼、于兆华、马坤元、万晓棠等参加学习。叶剑英讲政治形势，龙潜任训练班班主任，兼讲唯物辩证法，徐特立讲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李涛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章五讲游击战术，博古讲青年工作问题，曹瑛讲党的建设。

　　冬 读书出版社在桂林设立分社，负责人为刘麟。总社是艾思奇、李公朴等于1936年创办于上海，抗战爆发后迁重庆。桂林分社成立后，主要发行总社在重庆出版的新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选辑》等。分社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出版发行机构，社内建有中共秘密支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迫停业。不久，又以“新光书店”的名义出现，一直坚持到1944年秋桂林疏散。

　　1939年

　　1月10日 《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该报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同年11月迁广州。次年11月，由夏衍率领从广州再迁桂林。在周恩来的关怀、指示和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经短时间的筹备，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在桂林出版发行。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经理先后是翁从六、张尔华。中共党员周钢鸣、林林、廖沫沙、华嘉、周立波、蔡冷枫、谢嘉因等任编辑。报社内建立有中共支部，书记林林，由李克农直接领导。报社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坚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坚持抗日救亡的宣传报导方针，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发行量最高时达8000余份。皖南事变后，l944年1月18日，该报拒登国民党军委会宣布新四军“叛变”和取销新四军番号的文稿，受到广西新闻检查所严重警告。不久，李克农接到南方局急电，指示夏衍立即离开桂林，报社工作由林林、张尔华负责。2月28日该报被迫停刊，其主要工作人员分批撤往香港。《救亡日报》在桂林坚持出版两年零一个半月，在开展统战活动，团结文化界和各阶层人士，推动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桂林乃至西南数省的抗日文化运动，培养革命文化干部和青年作者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1月28日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在路莫村转运站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代表黄光明。参加纪念会的有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桂林各文化团体成员、以及各阶层人民群众。李克农主持大会，吴奚如、邱南章等分别代表八路军、新四军在会上致词，说明纪念“一·二八”的意义，阐述抗战形势，号召军民学习“一·二八”将士英勇抗战的精神，学习香港工人热爱祖国的精神，努力打胜仗，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会上，黄光明介绍了香港汽车司机总工会捐款购买救护车及其它军需物品赠送给八路军的经过情况。

　　1月下旬 叶剑英由重庆到桂林后，应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二团邀请，向该团官兵作《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的演讲。叶剑英在演讲中分析了当时敌我相持的新局势，指出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实行持久战，必须“将全国人民发动和武装起来”，“一面准备我们的力量，一百发展敌人后方广泛的游击战争，实行前方挡住敌人，后面拉住敌人的方针”，号召学生军官兵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深入到群众中去，切切实实做好群众工作，阻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

　　2月15日 周恩来由渝赴皖南新四军检查工作，第二次经过桂林。16日，周恩来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邀请，出席军委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号召不仅要造成今天的全面抗战，而且要准备明天的胜利决战。是日晚，率邱南章等一起出席了白崇禧的招待宴会。然后，他又赶到路莫村向桂林八办全体人员和桂林文化界的党员干部作报告，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7日，周恩来在桂林八办对李克农和曹瑛谈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问题。周恩来指示：要坚决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广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应放在下层，不忙发展党员，工作重点是认真整顿好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及其最近发表的其他著作;要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一切办法，动员广大群众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讲团结抗战时不要忘记国民党顽固派在搞分裂投降活动，要警惕桂系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同流合污;要加强理论、政策学习，时刻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检查党的工作。18日，周恩来离开桂林赴皖南。

　　春 一批军事工厂从外省迁来桂林，一些工厂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也随迁桂林，其中有桂林修炮厂党支部、桂林航空修理厂党支部、桂林被服厂党支部等。这年1月，南京被服厂中共支部随厂从湖南迁到桂林。该厂隶属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军需署，到桂林后改名为桂林被服厂。该厂有产业工人1000余人，1938年在湘潭时就建立有中共支部。迁桂后，支部活动坚持不断，先后由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桂林特支和中共桂林市委领导。熊寄萍、曾群、周泓先后担任支部书记。该支部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秘密读书会和公开合法的同乡会、兄弟会、防护团，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工厂当局和复兴社、C C团、教导队等顽固势力和特务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多次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先后发展了党员20余人。由于在斗争中一些党员有所暴露，曾组织了两次撤退。1942年桂林反共“七·九”事变发生时，该厂党组织未受破坏。事件发生后，厂党支部仍同广西省工委保持密切联系，并根据省工委的指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坚持斗争。1944年下半年，日军入侵广西，该厂迁往昆明和重庆。该厂党支部在桂林坚持斗争六年，对促进桂林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2月中旬 中共广西省工委在灵川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广西各地党员干部10多人前来参加。训练班由陈岸、黄彰主持。训练班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衡阳党训班的内容，由黄彰、黄书光、覃桂荣分别讲授党的建设、青年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桂林八办曹瑛曾到训练班指导。

　　3月 广西当局为巩固其政权，培养基层干部，在桂林东郊天圣山开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正式开学。经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推荐，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研究同意，杨东莼(中共党员)应聘任该校教育长。杨向广西省主席兼校长黄旭初提出，教学、人事、经费等校政大事，均由教育长向校长直接负责，不受有关部门干预，黄对此表示接受。筹备期间，杨东纯曾邀请途经桂林的徐特立介绍延安抗日根据地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的经验。其后，桂林八办和中共广西省工委抽调了周钢鸣、司马文森、潘超、蔡冷枫、张海鳌、路伟良(杨江)等一批中共党员和引荐了秦柳方、潘逸耕、张景宁、汤有雁等一批进步人士，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和教职员，实际掌握了该校行政、政工和教学大权。他们经常邀请夏衍、胡愈之、张铁生、张志让等著名人士到校作时事报告和专题演讲，传播进步文化和革命思想。校内设有两个中共支部。一个是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的省外党员支部，书记周钢呜;一个是由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的省内党员支部，书记先后是张海鳌、路伟良。两个支部组织上没有横的联系，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团结省内外进步人士共同工作。1940年6月，因国内政局变化，杨东莼被迫辞职。广西地干校开办了四期，共招收学员1400多名，在教职员和学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该校党员达120多名。1940年底该校结束，党员陆续离校。

　　3月 中共广西省工委选派一批党员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筹备处于是年l月成立，主任黄旭初，书记程思远，指导长李任仁。桂系筹办三青团，抵制蒋介石派人参与，可是他们自己缺乏干部，该筹备处遂于2月在桂林举办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原称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广西中队)。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工委选派一批党员到该班“受训”。3月初，训练结束，先后成立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19个县的分团部。中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中共广西省工委，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派周可传等一批中共党员进入三青团广西支团部，担任组训、总务组组长和干事，派李云嵩、覃注礼等一批党员，进入十几个县的三青团分团部，任主任、书记，或股长、股员等职。中共党员在广西三青团各级组织中，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同三青团内的反动分子作斗争，并运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走革命道路。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逆转，中共党员在三青团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1942年桂林发生“七·九”事变后，广西三青团中的中共党员少数被捕，多数陆续撤退。

　　4月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桂林分会成立。“青记”总会是1938年3月在周恩来领导下，由范长江等在汉口发起组织成立的。1938年冬迁到桂林，后又迁至重庆。“青记”桂林分会成立后，先后在《救亡日报》、《扫荡报》和《广西日报》的副刊上主编《新闻记者》半月刊及月刊，还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暑期新闻讲座”，并经常与“国新社”一起开展新闻研究工作，组织进步新闻工作者参加各项抗日文化活动。皖南事变后，“青记”桂林分会与“国新社”同时被国民党查封。

　　4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曹瑛召集陈岸、黄彰、黄书光开会，宣布陈岸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黄彰、黄书光为委员。

　　4月上旬 叶剑英在桂林应邀出席生活教育社主持召开的演讲会，作题为《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叶剑英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阐述了在战争中要达到消耗敌人力量和增强自己力量的目的，必须在战术上运用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5月28日，叶剑英应邀出席由生活书店同人自治会主持召开的桂林团体第18次时事座谈会，再次作同题演讲。

　　4月底 周恩来从皖南返重庆时，第三次路经桂林。他在桂停留期间，出席了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等各界人士100多人举行的欢迎宴会，接见了杨东纯、胡愈之、张志让、周钢呜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同他们谈话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的阴谋，号召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投降派和顽固派进行斗争。5月3日，周恩来接受《救亡日报》记者采访时，论述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号召民众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而积极斗争，并向记者讲述了浙江妇女营深入敌后打游击的事迹。周恩来还接见了新安旅行团中共支部负责人，并到东江镇小学看望了新安旅行团的团员，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健康情况，指示“新旅”中共支部要注意发挥少年儿童特点，适应社会环境，处理好同各方面的关系，以利开展工作。5月6日，周恩来离桂飞渝。

　　5月20日 叶剑英应邀出席桂林青年座谈会，主讲当前战局问题。叶剑英在讲话中分析了当前战局的特点，针对日军作战目标和进攻方式的改变，提出了我方的作战原则应当是在战略上以静制动，在战术上以动制静，强调要大规模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以游击战破坏敌人的远近后方，牵制敌人兵力，帮助我正规军作战;最后，叶剑英号召青年到敌人后方去。

　　5月21日 叶剑英应邀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向全校员生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演讲会由该校教育长杨东莼主持。叶剑英在演讲中，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情况。最后，他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就有办法、有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6月26日 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第一队，应广西桂林伤兵之友社邀请，在队长张效凯(中共党员)、中共支部书记黄梅棣率领下，由湖南衡阳到达桂林。1940年5月，服务团第二、三队也由湖南到达桂林。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是1938年9月1日成立于武汉的，是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团部设立党支部，直属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书记贝海燕，团长陈维清(中共党员)，副团长邹得心(中共党员)。团部下设三个队，队里设立党小组，共有团员7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20多人。全团集中桂林后，在凤北路懿训营(基督教会址)休整，进行组织调整。服务团活动于桂林、灵川、永福、鹿寨等地，以宗教为掩护，开展救治伤员和宣传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接上级党组织通知，全体团员分散隐蔽。

　　7月1日 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桂林成立。主任郭德洁。该会成立后，先后有10名中共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该会工作，分别担任会内各组(队)长。她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和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下，利用该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募捐、献金、劳军运动，举办各种妇女训练班，组织战时工作队、战地工作团、伤兵服务队，发展妇女生产事业，开展难童赈济工作，出版《广西妇女》杂志，指导各县妇女群众团体，联系各界各阶层妇女，建立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广泛发动妇女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锻炼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1942年桂林“七·九”事变后，该会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捕，有的撤离。

　　7月上旬 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曹瑛召集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委员黄彰、黄书光在桂林开会，宣布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3个特支，分别由陈岸、黄书光、黄彰任书记。桂林特支机关设在桂林，辖桂林、柳州、庆远、平乐(一部分)四个行政区的30个县的党组织。熊寄萍、凌建平分任桂林特支组织、宣传委员。中共桂林市工委同时撤销，原属市工委领导的党组织，直属桂林特支领导。

　　9月下旬 新四军军长叶挺从皖南赴重庆路经桂林。叶在桂林接受了《救亡日报》记者采访，向记者介绍了新四军一年来的作战情况、政治工作情况和游击区的经济状况，谈论了国际形势等问题。

　　9月24日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通过《新华日报》致函香港“天演”、“南华”、“自由”各报的罢工工友，高度赞扬他们同汪派汉奸英勇斗争的精神，坚决支持他们为反对这些报纸替汉奸汪精卫宣传而举行的罢工，并告诉他们桂林八办自处长到一般工作人员，以及正在桂林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都热情捐款支援罢工工友，鼓励工友们坚决斗争到底。

　　秋 抗敌演剧九队队长吕复，利用九队从江西调往长沙的机会，到桂林向夏衍汇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受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情况。夏衍就此事请示李克农，李在亲自听取吕复的汇报后，向吕传达了南方局的有关指示，主要内容是：要长期隐蔽，保全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们，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要利用矛盾，保全自己，广交朋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如遇到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集体加入。事后吕复向各演剧队队长传达了这些指示。

　　10月2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成立。文协桂林分会于本年7月4日成立筹委会，李克农对该会的筹备工作非常重视，经常通过夏衍同党内外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酝酿协商，强调要巩固与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0月2日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分会章程，明确文协的目的和任务是：“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密切”。大会选举中共党员胡愈之、夏衍、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刘季平、宋云彬、黄新波以及进步文化人士王鲁彦、欧阳凡海、焦菊隐、艾芜、黄药眠、欧阳予倩、孟超、陈此生等25人为理事会理事，冯培澜(陈闲)、刘建庵等15人为候补理事。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开展的工作主要是：贯彻总会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农村，直接为抗战服务;举办各种文艺座谈会，对抗战文艺创作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促进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开办文艺讲习班，培养人才，提倡文艺大众化与通俗化，创作了不少以抗日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向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合法斗争，要求保障创作自由和合法著作权益。

　　10月20日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西南区办事处从湖南邵阳迁到桂林。该办事处管辖湘、桂、黔三省“工合”组织，主任先后是谭锦韬、孙文藻、徐寅初，创办有机关刊物《西南工合》。他们在桂林成立桂林指导室，在全州成立工合事务所，积极开展组社工作，进行调查、宣传，登记失业工人，开办技术训练班、工合干部训练班，组织了缝纫、卷烟、制草、纺织等10多个合作社，从事军需民用品生产。在该处工作的中共党员张锡昌、狄超白等人，团结进步青年，在工合干部训练班里组织演出队、话剧队、街头宣传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中国工合在桂林成立了工合盟军服务处，孟用潜负责，狄超白任秘书，负责组织生产，供应盟军的需要。此外，还在桂林设立工合研究所，由陈翰笙负责，张锡昌、简竹坚、华昌泗等参加该项工作。张锡昌等在桂林创办的《中国工业》杂志，亦由工合研究所出版发行，直至桂林沦陷，共出版了27期。

　　10月22日 文化供应社在桂林成立。该社是由胡愈之设计和倡议，由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出面，并取得广西当局的支持，用公开合法的名义，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聘请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和共产党员作为骨干而兴办起来的一个出版企业单位。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胡愈之、沈钧儒、万仲文、方振武、邱昌渭、杜重远、林励儒等为首届董事。李任仁任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陈此生任总务部主任，宋云彬任出版部主任，胡愈之、张志让、傅彬然先后任编辑部主任，邵荃麟、姜君辰、曹伯韩、王鲁彦、林涧青等任编辑。该社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普及文化教育，推进通俗文化教育运动，编辑出版了大量大众读物、学生课本。各类工具书及学术著作。至1941年，已编辑出版了各类图书500余种。1942年，由于形势逆转，该社改组，由万民一任总经理，社务仍由陈劭先主持。1944年7月，该社先后疏散到平乐、贺县继续营业，次年10月，迁回桂林，业务由覃展负责。解放后在北京宣告结束，纸型等交给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0月 厦门儿童剧团抵桂林。该团1937年9月在厦门成立，原由中共厦门市工委领导，团内建有中共支部，党员8人，林云涛、张兆汉先后任书记兼团总领队。1938年5月，厦门沦陷，该团奉命到南洋活动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同年冬，该团由漳州出发，到汕头、广州、香港、越南、柬埔寨巡回募捐演出，行程万里，演出数百场，影响甚大。1939年10月，辗转到桂林。此后党的关系先后由南方局桂林办事处、南方局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该团到桂林后，积极展开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对桂林少年儿童影响很大。次年夏，该团中共支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与福建旅桂同乡会在桂林联合创办黄花岗纪念学校，并利用这一合法阵地，隐蔽精干，做福建同乡会和归国华侨的统战工作，联系从马来亚、越南、福建等地来桂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同著名归国华侨陈嘉庚、庄希泉、王雨亭、叶采真、刘成鹏等来往接触。1944年夏，湘桂撤退时，夏门儿童剧团离开桂林。

　　10月 桂林八办在桂林北郊路莫村转运站，召开声讨汪精卫大会，李克农主持大会。到会的有桂林八办全体工作人员及其直属文化单位和救亡团体的人员。李克农在会上演讲，痛斥汪精卫之流叛国投敌的无耻行径。

　　11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徐特立从衡阳到桂林。徐在衡阳处理国共两党团结等问题时，被第九战区薛岳司令长官部迫令离境。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徐从衡阳到桂林。徐在桂林期间，礼节性地访问了黄旭初，与中共地下党员杨东莼等进行了晤谈，对来访的《救亡日报》记者，发表了对欧洲战局的看法，披露了他离开衡阳的原因。

　　12月23日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成立，并发表宣言，宣告反战同盟是日本人民革命的一个海外支队。它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援助中国的抗战，同时促进和实现日本的人民革命和独立为目的。该同盟负责人、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是经周恩来安排于本年10月来到桂林的。他在桂林曾向广西学生军作演讲。该同盟成立前夕，举行茶会，杨东莼暨新闻、文化界人士和各报记者，共40余人出席。同盟成立后，即开赴昆仑关前线，冒着猛烈炮火用日语向日军作反战宣传。

　　12月 中共中央指定中共桂林特支书记陈岸为广西党组织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月底，陈离开桂林赴延安，桂林特支书记由张丽贞代理。

　　1940年

　　春 中共桂林特支在桂林六合路办起奶牛场。广西省工委恢复后奶牛场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和省工委活动经费的一个来源。奶牛场是中共党员陈作民资助开办起来的，陈并以股东身份出现。凌建平、高天梅等先后负责奶牛场的事务。次年，由于该秘密联络点有暴露的危险而告撤销。

　　3月30日 《救亡日报》从是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并开辟专栏、专版，载文声讨当天在南京粉墨登场的汪精卫伪政权。胡愈之、张铁生等中共党员以知名人士身份与桂林各界人士一起纷纷撰写文章，揭露汪精卫一伙的汉奸面目，声讨其投敌卖国的罪行，批驳各种投降妥协论调，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到底。这些活动，推动了广西各地讨汪运动的蓬勃开展。

　　4月7日 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就广西当局和地方坤士筹组中间集团一事报告请示。电报说，广西当局和地方坤士正在酝酿组织中间集团，这一活动似是白崇禧去重庆前授意的。他们进行这一活动的论据是：蒋介石已成为过时人物，以蒋为中心不能支持抗战到底;国民党无全国威望，共产党的威望不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力量与海外华侨;汪伪政权不可小视;中央财政已毫无办法，大众生活更趋痛苦。他们活动的方式是：以桂系为中心，向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并派员到港沪一带策动，再由内地向各方面施加影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实现民主，军队、司法不能党化”。在 广西当局就此事征询桂林八办意见时，李克农以个人名义作了答复。电报继而指出，广西当局酝酿这一活动，是由于对时局悲观，对蒋不信任，对汪伪存在恐惧心理，企图利用较进步的口号，团聚一部份对蒋不满的力量，以保存实力。电报还指出，广西当局酝酿这一活动，其中包含有不少反共意识，对汪伪有幻想;这一活动一旦发展起来，如果我党不能在其中起掌握作用，可能招致更大民族危机。为此，李克农在电报中向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建议，设法打入这个中间集团内部进行活动，争取其成为倾向于我党的中间集团(后这个中间集团未组成)。

　　6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成立，李济深任主任。原军委会桂林行营已于4月19目撤销，行营主任白崇禧调重庆，仍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李济深于9月4日由重庆飞桂就职。李在任职期间，在支持抗日救亡运动、进步文化活动以及尽可能保护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民主人士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是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8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作撤离准备，并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8月8日苏蔓到达桂林。经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曹瑛介绍，与中共桂林特支领导成员接触。之后，曹瑛召开桂林特支会议，传达上级关于撤销桂林特支的决定。同月，桂林办事处派苏蔓主持建立中共桂林市委员会，罗文坤任书记，黄嘉、王传鼎为委员。市委机关设在凤北路78号。次年3月，增补邹冰、卢蒙坚为委员。桂林市委成立后有一段时间受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至1940年冬，转隶属复建的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桂林市委接管了原桂林特支所属在桂林的党组织，积极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文化和统战等各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使桂林党组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10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批准以方方、张文彬等5人组成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经中央批准，次年春，南委在广东大埔正式成立，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郭潜接任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姚锋任秘书长。南委受南方局领导，广西党组织受南委领导。

　　11月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催逼桂林八办必须于本月19日前结束，并要该办事处先递送呈请撤销公文。12日，李克农就此事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汇报请示。13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李克农：(甲)向军政部办事处申明，皖南部队准备遵令北移，正商具体事项;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办，暂难结束，一俟部队移动，即可结束。(乙)如彼方定要马上结束，则请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以便报告总部，并办理结束事宜，若不给公文自动结束，则不能照办。(丙)作了上述表示后，彼方如不答应，则让其封闭为有利，但我内部须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李克农接毛泽东指示电后，即用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叶剑英名义，再次电呈军政部请求缓撤，并致电请李济深疏通，但军政部只准再延长一个月办理结束。其后，李济深电复李克农并转朱、彭、周、叶，说明疏通无数，务希即通令桂林八办于年终撤销，并限于次年一月将物资转运完毕。

　　11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叶挺、项英、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克农，指示对桂系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电文指出，由于桂系是国共以外的一个实力派，由于桂系日前为何应钦等利用，成为发动反共内战的第一部分先锋队，故认识桂系反共的根源，找出争取桂系的可能条件，研究争取、分化桂系的方法，便成为我党当前的严重策略任务之一。电文说明，由于抗战以来国民党中央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桂系进行利诱威胁以及历史上的其他原因，桂系积极参加反共，并非偶然。但由于桂系与蒋系仍有矛盾，桂系要保存实力，害怕当反共先锋遭致挫败，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绩的影响，争取桂系对我党同情或保守中立是可能的。电文指示说，白崇禧与何应钦在对日对共的关系上仍有分别;桂系在现时还要算作中间力量;桂系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以致一部分中级将领，可能不积极反共或保守中立;对被迫与我发生冲突之桂军，应采 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电文还指示说，应通过各种关系向桂军宣传解释：蒋介石、何应钦利用桂军作反共先锋是借刀杀人的渔人政策;白崇禧受何应钦利用一起反共，将断送桂系三年抗战光荣，如其在反共中受挫，则桂军一半人枪将被蒋系吞并;桂军最好的政策，是一面敷衍国民党中央，求得经费武装;一面敷衍共产党，求得保存实力，并在必要时出面调停国共冲突，取得全国信仰。

　　12月8日 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桂林乐群社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来宾及会员500余人，李任仁任大会主席并作报告，广西军政当局代表以及朝鲜义勇队代表李斗山、越南文化界代表林伯杰(范文同)相继发表演说。大会还通过了该会的章程、宣言，选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欧阳予倩、夏衍、胡愈之、张铁生、张志让、姜君辰、黄药眠、程思远、黄启汉、万仲文、阮爱南、林伯杰、梅公毅等55人为理事，周可传、侯甸等21人为候补理事。该会成立以后，多次举行报告会、茶话会，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支持，对团结旅居中国的越南爱国人士，促进越南抗法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一定作用。次年夏，由于越南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越南共产党人陆续离桂，该会活动告一段落。

　　12月18日 由于政治形势逆转，为做好应变工作，桂林八办奉命加紧在各地建立电台。18日，桂林八办以“万万火急”的电报致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及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央书记处，报告其所辖粤、湘、赣、琼崖诸省区建立电台以及与重庆、延安电台联络的工作情况。该电文还报告了无线电机械和报务员的分配以及桂林的资材已转运完毕等情况。

　　12月27日 李克农、夏之栩致电中共中央。电文说，桂林八办目前尚有30余人，待车去新四军的约10余人。电文还说，自从白崇禧在重庆跟随蒋介石、何应钦反共后，国民党中央特务对桂林八办加剧压迫，除不断派人催逼赶快办理结束外，还大造谣言说中共如何在广西进行有组织的活动，村街长已被共产分子盘据，广西将要上大当。电文还报告说，桂林八办已时刻准备他们检查，并积极向广西当局揭发国民党中央特务挑拨分化的阴谋。

　　12月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钱兴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省工委书记钱兴，副书记苏蔓，组织部长黄彰，青年部长黄书光，妇女部长罗文坤。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统一管辖广西各地党组织。钱兴于1941年1月到达桂林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