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乐山大事件
来源：乐山理论网   2018-08-13 17:00:20

　　1.武汉大学在乐山

　　武汉大学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是民国四大名校。抗战以来，全国108所高校中，有82所迁往内地。其中、国立武汉大学、江苏蚕丝专科学校迁往乐山，四川大学迁往峨眉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创建于乐山任家坝，复性书院创办于乐山乌尤寺。这些院校的迁入或创办，给闭塞的乐山带来了新鲜空气，对乐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武汉大学，从1938年4月至1946年6月，8年期间，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而且为乐山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武大乐山时期，教师不问出身、派别，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术至上，不拘一格，先后有叶圣陶、朱东润、朱光潜、钱穆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在此讲学。当时的乐山，街边一个小吃摊前，哪怕是个看似不起眼瘦小老头，说不定就是一位学界大师。

　　武大在乐山的岁月，正值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非常时期，物资奇缺，生活艰苦，以至于“校长养猪”、“教授种菜”。因为贫病和战乱，乐山8年，武大师生共计死亡112人，其中，教授8人、学生85人、工友12人、家属7人。

　　国难深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尽瘁于讲坛。尽管生活艰苦，条件简陋，武大学人仍孜孜以求，以生命换学问，奉献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如：中国病毒学研究创始人高尚荫在大渡河畔发现濒临绝迹、古老而珍稀的腔肠动物——中华桃花水母;现代传记文学开拓者朱东润在乐山写成《张居正传》，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史学家吴其昌呕心沥血写下180万字的文史著作，最终积劳成疾，病死在乐山;武大校医董道蕴等人，查明当时流行于乐山的地方病，系食盐中氯化钡中毒所致，并指导该校化学系学生彭少逸提炼出马前子碱，制成药剂医治，彻底根除了困扰乐山人多年的顽症……

　　武大对乐山的贡献不胜枚举，其影响持久而深远。武大在乐山时期，先后成立了 “抗战问题研究会”和“岷江读书社”等社团组织，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活动，以研讨会、歌咏会、公益演出和壁报、漫画等形式，从城区到县、乡，向乐山民众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都会掀起“团结抗日、共御外辱”的宣传高潮，这对于乐山民众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

　　教育方面，1938年4月，武大迁乐之初，在校的乐山籍学生仅仅1名，当年9月新招了5名乐山籍学生，以后逐年递增，到1946年，乐山籍学生已达30多名。这些有幸入读武大的乐山籍学生，后来大多成为相关领域的栋梁之才。大批的教授、讲师、助教在乐山的中小学兼课，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极大地提升了相关学校的教学水平。武大创办的附设中学，在解决教职工子女入学问题的同时，乐山本地的孩子也受益颇多。1946年6月，武大迁离乐山时，还将附中的校舍和部分教材、仪器赠予乐山，一批讲师、助教、和技工也留在了乐山。

　　武大在乐山期间，先后六次举办科技展览，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式，有效地提升了乐山民众的科技素质，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如1942年10月的“科学展览会”，包括理化、生物、机械、 电机、矿冶、土木建筑六个部分，由几十名师生分别讲解，答疑解惑，演示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吸引了数万民众前来观展。又如1943年10月举行的“扩大科学展览会”，将理学院、工学院的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全部向民众开放。当人们通过无线电亲耳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时，个个奔走相告;当人们亲眼看到工厂内各种先进设备时，无不啧啧称奇。

　　除了承担国民政府交办的科研课题，武大还积极与地方协作，对乐山的基础建设和工矿企业给与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如修建乐西公路时参与调查地质情况，首创“级配石子路面”施工技术，设计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又如，为永利化工公司配制电机，以电力汲卤取代牛力汲卤，极大地提高了盐业生产的工效。

　　武大西迁，使乐山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成为抗战时期的人文渊薮和科学重镇。其间，乐山举办音乐会多场，运动会数届，书画展50余次;新增电影院5家，印刷厂21家，救亡团体5个，期刊、报社8家，成立了记者公会和记者联谊会。乐山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得以促进，乐山的城市化进程得以提速，乐山的风气为之一新。

　　2.故宫文物存安谷

　　“九.一八”事变后，鉴于当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的历史教训，国民政府力排众议，批准将故宫文物的精华部分南迁上海，随后又转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北京、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岌岌可危，故宫文物再分三路向西转移。在最后一批文物运出南京仅仅5天，日军进城，开始了长达40多天的血腥屠杀。

　　西迁文物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经徐州、郑州、宝鸡、成都，运抵乐山峨眉，存放于大佛殿和武庙，共7287箱;中路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安谷，存放于六姓宗祠，共9331箱;南路经桂林、贵阳、运存于巴县。

　　中路文物在三路之中数量最多，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后改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主持押运，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多番考察，最终决定存放于乐山安谷。

　　欧阳道达聘请安谷乡乡长兼袍哥大爷刘钊为顾问，协助对选作文物库房的古佛寺和宋氏、赵氏、易氏、梁氏、陈氏、朱潘刘三氏宗祠进行维修，疏浚漕口，整治河道，搬运文物。其间，乐山县政府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中路文物由重庆分批运到宜宾后，沿岷江溯流而上至乐山，再由轮船转至木船，溯大渡河拉纤进入安谷码头，雇请民工搬运至库房。从1939年4至9月，耗时近半年，历尽艰辛。“8.19”大轰炸时，欧阳道达正在府街乐安旅社，险遭不幸。好在当天运文物的轮船到乐山时，敌机已去，转运的木船也都在河湾，没有受损。

　　文物转运和存放于安谷期间，除了军队全程护卫和管理人员严格管理之外，还雇请了不少当地工匠打杂协助，如维修库房、翻晒文物、炊事保洁等。

　　故宫文物存放乐山的时间，从1939年7月第一批运达至1947年3月最后一批运出，共计7年又8个月。在此期间，无一遗失，无一损坏。国民政府为旌表此功，分别向安谷宗祠颁赠“功侔鲁壁”的牌匾，意思是：乐山人民保护故宫文物的功劳，可与当年山东孔府夹墙藏经相媲美。

　　3.创办“复性书院”

　　1939年，为保存与弘扬传统文化，“养成知类通达之才，以为振民育德之助”，“继绝学，广教化”，国民政府特聘马一浮先生在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青年时曾游学日、美，精通法、英、德、日等多种语言，学贯中西，对宋明理学造诣尤深。回国后，拒受北大教授之聘，避居杭州陋室，“探万象之真诠，求济世之良术”，成为现代大儒，蜚声学界，被梁漱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应聘讲学于浙江大学。1939年初，熊十力、谢无量、沈尹默、寿景伟等著名学者联名提议，创办一所研究国学的书院，并推荐马一浮主持，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蒋介石幕僚陈布雷、行政院长孔祥熙等人的一致赞同，随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出面，恭请马一浮担当此任。马一浮历来不愿与官府有交集，但考虑到可借此机会弘扬他视为“无上之家珍”的经术义理，最终应承创办书院并主持讲学。

　　经考察，马一浮决定将书院办在四川乐山乌尤寺，书院冠以“复性”之名，是希望通过书院讲习儒学义理，恢复人们已经失去的心性。按照马一浮当初提出的条件，书院作为纯学术的研究机构，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不接受教育部领导;除春秋祭奠孔子外，不举行任何仪式。国民政府“始终以宾礼相待”，划拨开办费3万元、每月经费3千元，财政部还另拨了基金10万元。

　　复性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在乌尤寺开讲，到1941年5月25日停课，前后共讲学一年零八个月。报名参学者800余人，最终录取的授业学生不足30，另有近10名旁听生(乌尤寺主持遍能法师、乐山县立中学教师杜道生等人曾参与旁听)。其间，除马一浮担任主讲外，沈敬仲、王培德、张立民、乌以风、刘学嘏等人参与管理，沈尹默、寿景伟、熊十力、张颐、赵熙、谢无量、贺昌群、黄建中等人被聘为讲座，熊十力被聘为住院讲座。因办学理念的分歧，熊十力与贺昌群不久便离开了书院。

　　复性书院原计划以讲学与刻书并重，停讲以后，便以刻书为主。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六年的乌尤寺，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走。1948年秋，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复性书院宣告结束。

　　4.建设“乐西公路”

　　1938年冬，日军攻克武汉以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沿海港口被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当时，昆明至西昌、成都至乐山的公路均已建成，唯西昌至乐山之间无路可通，外援的物资需绕道贵州才能运抵成都转至各战区。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抢通乐山至西昌的公路。

　　1939年4月，交通部奉令勘测筹备;8月，在乐山成立乐西公路工程处(办公地点设在城区陕西街)，先后从四川省的乐山、夹江、峨眉、犍为等19个县及西康省的汉源、荥经、西昌等17县，征调民工10万人(“不特征及老弱，妇人背负婴孩亦被征调”)。时任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任工程处处长兼任施工总队长。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先后下达7次口谕和手令，敦促加紧工程进度。

　　乐西公路起自乐山城北，跨青衣江，经峨眉、龙池，再循大渡河经金口河、绕越蓑衣岭，至岩窝沟，入西康省，偏西南行抵富林(汉源县)，沿大渡河至石棉;继续南行经冕宁、泸沽等，止于西昌城郊。其终点与西祥公路(西昌至祥云)衔接，全程525公里。

　　乐山承担的路段，从乐山城区王浩儿经峨眉到峨边县新场的79公里，即第一总段，约占全程的七分之一，先后征调近4万余民工参与筑路。第一总段沿明初建昌驿道拓宽而成，并新建了长约100米的苏稽混凝土桥和长约60米的龙池石桥，进展较快。其间，乐山的工程技术人员与武大教授合作，首创了“级配石子路面”的砂石铺路技术。

　　乐西公路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即“打通期”，开辟路基毛坯，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全线打通后试通车，走走停停近半个月，行车累计36小时又40分钟。第二期，即“畅通期”，铺路面、架桥梁、加宽路基、降低坡度，自1941年1月至9月。第三期，即“扫尾期”，配套建设，至1942年1月全线竣工。

　　乐西公路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是史上最悲壮的工程。资料显示，从1939年9月动工，至1941年8月全线通车，由于缺粮、疲劳、疾病、工伤等原因，死亡民工达4000余人，伤亡最严重的路段是险峻陡峭的蓑衣岭和岩窝沟，仅为打通岩窝沟7公里路段就有1400多人丧生，平均5米死掉一人。有的是腰系绳索缒崖凿壁而坠亡，有的因爆破坚岩被炸死炸伤，加上山高路远，天寒地冻，民工众多，饥寒交迫，后勤保障难以为继，“蓝缕开疆，移山填壤”，“丧身异域，埋骨他乡”。

　　5.“8.19”大轰炸

　　抗战期间，乐山曾遭遇日军四次轰炸，分别是：1939年8月19日、1940年4月12日、1941年8月23日和1944年11月27日。还有一次未遂轰炸，即1940年7月5日，乐山城因被大雾笼罩而逃过一劫。四次轰炸中，“8.19轰炸”最为惨烈，36架日机向乐山城投弹200余枚，炸毁街道12条、房屋3100余户，炸死838人、炸伤600余人;此外，“8.23”轰炸也损失惨重，14架日机轰炸乐山城及苏稽镇，共投弹116枚，炸死82人，炸伤171人。其余的两次，炸弹都投在了荒山或野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939年8月19日上午11时许，乐山接到情报称：日机已飞至南川、綦江，有向川南飞行趋势，按例拉响防空警报。自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来，这样的警报几乎每天都会在乐山响起，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从经验上判断，乐山既不是军事重镇，也不是政治中心，不可能成为轰炸目标。当时的乐山几乎没有防空设施。所以，警报虽响，街面上却一如既往，风平浪静。做生意的、办差事的、逛大街的、泡茶馆的，该干啥的还干啥。

　　12时20分，消息传来：日机已抵达富顺。富顺与乐山仅咫尺之遥，这才发出紧急警报。这时的人们部分开始疏散躲藏。几分钟后，一驾侦察机从大佛方向飞过来，盘旋一周后，沿铜河飞往峨眉去了。紧接着，一大群银白色敌机从南飞来，3架一组，3组一队，共计36架。先是“品”字形排列，临到城区上空时，变成“一”字飞行，飞机上的太阳旗清晰可见。

　　日机在城区投下炸弹和烧夷弹200余枚，并向人员密集的街巷及河滩低飞扫射。从大佛沱沿萧公嘴、迎春门一带的繁华街市，弹如雨下。顿时间，炸声如雷，血肉横飞，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乐山城瞬间成为一片火海。几分钟后，机群飞向峨眉，而后转向夹江甘江铺，再经乐山飞往荣县方向。紧随其后，一架日机在乐山城上空低飞盘旋，拍照后离去。

　　“8.19”大轰炸，全城房屋被炸一半，12条精华街道被摧毁，1000多人被炸死炸伤，49家成绝户，军警团及壮丁队、消防队亦有伤亡，万余人无家可归。

　　下午4点以后，警报解除。幸免于难的人们陆续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或从城外回来，在已成废墟的街巷中奔来涌去，喊爹觅娘，悲呼号叫。劫后的街巷如人间地狱：有的人手脚被炸断，爬不起，走不动，活等烧死;有的人被炸破肚腹，肠子拖地，辗转呻吟;有的人被压在砖石下面，呼喊救命;有的人头破血流，猛呼奔跑。公园和街口的树枝、电杆上，挂着血淋淋的残肢和肉片。不少被困于大火的人们，跳进水缸被活活煮死;在一处私家防空洞内，全家六人被闷塞而死，抬出的尸体，衣服和胸部全被抓烂。

　　大轰炸后第三日，乐山县政府召集人夫开始挖尸，用滑杆抬到城外掩埋。尸体有整个的，有半截的，有仅剩一条大腿、一只臂膀的，有头颅烧去、身体尚全的，有四肢皆无、仅剩腹部一段的，有焦黑皮肤绽出红肉的，有肠子拖在肚子外碧血直流的，奇形怪状，惨不忍睹。那比较完整的尸体，都舞手扎脚，咬牙睁眼，表示临死前一刹那尚在挣扎求生和忍受惨酷痛苦的烹煎直到最后的姿态。

　　大轰炸还造成不少的民众因伤致残，有的还因遭受刺激而神经失常。在清扫以后的街面上，人们常见一妇女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紧抱一枕头，沿街嘶喊：“日本飞机，还我的娃咡!”据知情人讲，日机轰炸时，这位妇女慌乱之中把床上的枕头抱起就跑，后来发现抱错了，想回去救孩子，为时已晚，从此便疯了。

　　“8.19”以来，乐山多次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原因有二。其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调整侵华的作战方针，停止对中国各地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对我国内地大、中城市进行空中轰炸;其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乐山成为了战略大后方和政治副中心。在此期间，大批的食盐、粮食、水泥、燃煤等战略物资从乐山输出，国民政府不少要员频也繁往来于乐山、峨眉。如：1939年7月，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乘水上飞机自重庆飞乐山(虽为家事，但在日本间谍眼中却非同寻常);8月，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峨眉山谒见林森;与此同时，林森还在峨眉山会见苏联大使，约请和尚举办佛事，超度抗日阵亡将士。日军据此可以断定：乐山是继重庆之后准备西迁的都城，如《日日新闻》报道所云：“嘉定(乐山)被认为是继重庆之后，国民政府的最后避难地，是加紧迁都准备之所。此次嘉定轰炸与之前的成都轰炸同样，是表明我军决不让已在四川无处容身的蒋介石从我猛鹫的羽翼下逃脱之决心的战役。”不过，此番说辞也许是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一个借口，因为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国民政府曾经有过迁都乐山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