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日军为发动中条山战役、消灭中国华北驻军而调兵遣将。其中,1939年以来长驻南昌的日军第33师团即将调往华北,而日军在上海由第5师团改编成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后简称第20旅)已调驻南昌。日军第11军决定在第33师团尚未调走,第20旅团刚好调来的时机,以驻扎南昌的第34师团为主力,纠集第33师团、第34师团、第20旅两个半师团,以及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第2大队、独立山炮兵第51大队、独立工兵第2联队,以及第3飞行团之第44战队、第75战队等部,合3个师团,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其主要目标为重创驻守南昌周边的第70军主力,以确保在赣州的守军没有后顾之忧,由此发动了上高会战。
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带领74军和70军两个主力军驻扎上高。上高会战前,在罗卓英的争取下,第三战区辖下的第49军连同其驻守区域均划归第九战区第19集团军。
日军作战计划制定后,在南昌第34师团总部召开了战前会议。其中,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并热衷于利用中国人“以华制华”的34师团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对此战比较忧心。而师团长大贺茂刚刚由第7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任上而来,干劲十足。他不仅打算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还决定将第11军作战计划略作修改,以深入我19集团军腹地上高并歼灭我主力第74军,彻底解决第11军的心腹之患。
作战之前,日军34师团声东击西,调集主力朝我第三战区位置佯动,直到3月15日,才将主力全部调往我第九战区方向,发动上高会战。日军第20混成旅团则早在3月13日就调兵遣将,往我三、九两战区交叉位置——自厚田街往市汊街方向进发。此时,中国驻守当地的部队仅70军107师321团第3营。第20旅以一个整旅团的兵力,悄无声息地打了一个渡河战。他们的对手仅为我3营9连。
3月15日,日军第33师团对我奉新守军发动炮袭,兵分三路向我进攻。战斗之初,他们一路高唱凯歌,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但据史料记载,日军除缴获大量物资外,没有对我70军造成其他损失。
日军第214联队一路南进,最远到达我第74军58师173团蔡仁杰部第2营驻地村前、口西一带,途中几乎没有作战。但到了村前,第214联队认为“遇到了真正的抵抗”。他们用尽各种方式,好不容易攻下村前,却再也无法突破数里外的口西防线。
日军第215联队则运气更不佳了,在到达苦竹坳(日军称花门楼)一带后,遇到我19师56团副团长张业勋率领部队伏击,吃尽了苦头。最后勉强跳出伏击圈,回到了驻地。
这就是日军第33师团所称的“第一次锦江作战”的过程。他们是辅助第34师团,贯彻第11军对当面中国军队“给予一击”的指示,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作战任务。
3月16日,日军主力第34师团出动,一路西进,驻守高安的我第70军107师只是象征性抵抗了一下,便跑得无影无踪。大贺茂更加狂妄,加上不想以后受到中国军队的骚扰,于是决定改变作战计划,“以下而上调动第11军”向上高的我74军主力腹地进发。一路上,第34师团参谋长樱井德太郎见中国军队“狼狈逃跑”,也以为自己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就默认了师团长的主张。
3月19日,日军第34师团的前锋21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木下重四郎到达我58师驻守的防区官桥一带。木下重四郎带领副官等人侦察敌情时,被58师神枪手一枪贯穿心脏,子弹穿透后再次飞入后面副官的胸部。第2大队尚未交战,大队长和候补大队长便被打死(按日军习惯,大队长战死,副官指挥作战),顿时陷入混乱。
为此,3月19日开始,大贺茂指挥日军对上高进行报复性作战。34师团猛攻我58师防线,在官桥不成,又往东到达塘坎一线,以“锥形攻击”的方式攻击一点,还施放大量毒气。58师172团坚守泗溪河,后来又以野补团加强,坚守了一日,在塘坎被突破后,继续后撤坚守云头山一带。半夜,172团接到军长王耀武的命令:第19集团军准备收缩防区,将重点集中于县城周围。第58师主力乘夜转移到凌江口修整,并以主力173团、174团驻守白茅山一带。172团和野补团最后撤出阵地,一夜之间完成阵地转换。
我57师野补团(团附扈国珍代理团长)在村前一带,与日军第218联队第2大队遭遇,给日军以极大杀伤,也于19日夜接到74军撤退命令。日军第218联队第2大队尾随,却在占领我57师师部杜家后,遭遇57师迫击炮营射击。大队长浅野重伤被连夜运回南昌。日军第218联队刚刚进入上高便遭遇重创。
当晚,我74军57、58两师完成阵地转换,放弃多余防线,以坚守上高为主。南路日军第20旅赣江支队在寻找渡口过程中,因赣江涨水认错路,耽误了一天。此时,罗卓英总司令命令第49军26师急调清江(樟树)一带。日军第20旅尚未渡河,便遭遇我26师76团的堵击,加上后来我军野补团赶到,前后夹击,日军赣江支队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黄土岭一带(日军称蜀家堎),第4中队长佐久间正俊和第2中队长岩桥富五郎战死。两个主力中队计46人战死,47人负伤,死伤约占参加战斗300人中的三分之一,该队基本丧失战斗力。
此战中,我26师76团某部排长华侨曾天耸,因击毙日军小队长宫内通明名留史册,被26师师长王克俊誉为“两个可歌可泣”的事件之一。
日军第20旅主力在大岭、鸡公岭以及石头街一带与我74军51师激烈战斗。作战过程中,我军涌现出一批民族英雄。尤其是20日早晨,51师151团第3营9连连长樊逢春在红石岭阵地与敌作战,反复肉搏,最后壮烈牺牲。当日夜,151团派加强步兵1连在少校团附代理第1营营长李贵吉的带领下,袭击狮子岭之敌,最后也壮烈牺牲。在鸡公岭阵地,153团第1营与敌反复争夺阵地,营附杨柳初率领伙夫杂兵增援,俘虏包括下野松明等多名日军,取得了较大战果。
在石头街,日军第104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古贺正已战死。第2中队以复仇的心态向我军猛攻。石头街即将失守,进而威胁华阳,51师野补团火速赶往华阳峰。驻守该峰的排长周阳带领全排死守,周阳最后壮烈牺牲。
日军进展最快的森重第105大队到达横游一带时,以第1、第2两个中队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第2中队中队长松本纪元比较奸猾,他没有像第1中队一样猛打猛冲,而是率队绕到中国军队后面,让化学兵先放毒气。不巧的是,当时没风,等了半天,终于来了一点风,没想到火柴潮湿打不着,他见状便收兵返回。此时,第1中队已经尸横遍野,战死68人,除一个出去传信的士官外,该中队士官以上全部被歼。横游一战是日军第20旅主力上高会战的最后一战,尚未到达上高界埠,便打道回府。
日军第34师团主力到了上高后,其行踪便成了谜。当年,日本防卫厅编撰系列战史,由于缺少上高会战史料,据说整套书的成书日期都因此耽搁很久,原因是当时第34师团强制性销毁了包括战斗详报和日志在内的几乎所有史料,他们认为这是一场非常不雅的败战,是他们的“污点”。以致目前能找到的日军方面相关史料,全部来源于老兵回忆、报纸、杂志或其他部队的讲述。
据中国战史记载,21日以来,上高北城一带陷于血战。尤其是22日,敌我双方单日死伤在4000人以上。171团团长杜鼎坚守的下陂桥,以及第170团周义重坚守的石洪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杜鼎战前换将,将阳奉阴违的171团第1营营长张作圣撤职,令副营长吴鸿宾代理营长职务,坚定了守卫下陂桥的决心。第57师野补团中校团附张泽霖,协助第170团防守石洪桥身负重伤。170团少校团附张劲梅率部逆袭,壮烈牺牲。敌我双方在下陂桥和石洪桥反复争夺、日夜战斗,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日军还先后派出便衣深入我敌后,意图乱我军心并加以破坏,皆被粉碎。57师师长余程万,令部属行进时经过师指挥部,以示师长与他们在一起。军长王耀武更是“誓不过锦江”,始终坚守在镜山口。
19集团军兼总司令罗卓英先后下达“战时胜利保障十则”“奋勇队激励办法”等,激励前线将士杀敌,并将自己身边最后一支队伍即第19集团军特务营派往上高,归第74军指挥。
大贺茂在听从步兵团长岩永汪建议后,决定再次修改作战计划,把“覆灭第19集团军根据地上高”改为炮击上高城,将所有炮弹倾泻进上高县城后准备撤退。但这时他才发现,似乎走不了了。
罗卓英总司令调兵遣将:第19师已至泗溪一带,正过泗溪河;预备第9师朝官桥一带进发,已经占领官桥并继续前进;第51师及第26师在击溃第20旅后也即将调来。而由修水过来的第72军日夜兼程,最快的新15师已经到达水口。这样,日军第34师团已经陷入包围圈内。
大贺茂为拯救3000部属,决定在最后时刻“牺牲个人名誉”,向武汉的第11军发出救援电。第11军紧急派遣参谋长木下勇携部下飞往南昌部署守城,同时命令刚刚返回的第33师团马上赶回救援第34师团。
第33师团返回驻地的当天接到命令,有的甚至还在返回路上。长途奔涉几天已是极度疲乏,但军令如山倒,第33师团只得在作战军用地图、粮食等都尚未准备齐全的情况下,参加救援34师团的作战。33师团将该次作战称为“第二次锦江作战”。
由于上高周围的中国军队几乎全部调往上高围剿第34师团,33师团一路未遇抵抗,到达棠浦一带,在此兵分三路,分别向第34师团驻地南茶罗和官桥进发。
此时,中国方面由70军副军长兼师长张言传指挥的预备第9师,以南茶罗、毕家为中心,将第34师团围住,反复发动进攻。但以一师之力无法吃掉第34师团,由于修水距离上高路途太远,从修水赶来增援的新15师还未赶到。此时,村前一带传来日军数千兵力来援的情报,张言传决定撤退。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在泗水以北,即将和自己会合的第19师也一起撤退。当时,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不知道此事,张言传后来解释,说是没有信号联系不上。但无论如何,张言传两个师的撤退,使得日军第33师团轻易与第34师团会合了。
更糟糕的是,27日,刚刚到达上高水口的我新15师,便遭遇日军213联队和215联队两个联队的攻击,天上更有日机狂轰滥炸,一时间伤亡不小。第45团上校团长张雅韵在方头脑一带,紧急部署部队堵截两个联队日军时,指挥部被敌机发现,张雅韵和团附宋文华等人均被炸死。
日军第33师团与第34师团会合后,因死伤人员太多,无法马上撤退,耽搁了一天,28日开始正式撤离上高。罗卓英总司令部署了第二轮合围,以预备第9师赴村前,第19师赶往杨公圩,第105师赶往龙团圩,26师也连夜赶来,在泗溪、杨公圩、龙团圩一带摆成一字长蛇三处作战。
日军在通过泗水以北虎形山等地后,遭遇我26师及57师夹击,死伤颇多,于是安排伤患队及第34师团先行,第33师团殿后。第34师团跑得较快,但是殿后的野炮第34联队第8中队在鲁家山对面,被我26师一个团包围,在向第34师团步兵团团长岩永汪求援未果后,全部被歼。在龙团圩一带,前往接应第34师团的第20旅104大队与我105师进行了激烈战斗,拼死将第34师团接应到高安,后返回南昌。
殿后的第33师团在中家山和村前一带,遭遇了我19师和预备第9师的顽强阻击。第214联队联队长滨田十之助甚至和33师师团长樱井省三通话,表示要烧掉军旗,以免落入中国军队手里。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横田战死。第33师团包括师团长最后都是“落汤鸡”一般,经历了“地狱遇见佛祖”的苦难,才回到驻地。当时第11军甚至决定,刚刚返回的第34师团重新返回救援第33师团,并派出飞机轰炸,使第33师团安全返回才作罢。
我19师在中家山与敌反复激战。第55团作战英勇,中校代理团长蔡冠生不幸于3月31日,在中家山对日作战中,阵亡于飞机轰炸之下。预备第9师以及第107师则在村前一带对敌堵截,取得了较大战果。
本次作战后,第74军被授予飞虎旗,罗卓英称该军为“抗日铁军”;第51师被授予陆海空军武功状第一号;第57师被授予陆海空军武功状第二号,更荣膺“上高长城”称号。
(杜青,江西上高人,长期致力于上高会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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