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是杰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他的丰硕军事业绩众所周知、光辉夺目。此外,陈赓还以忠于信念、无私奉献,廉洁从政、勤俭持家等优秀品格被人们所称道,成为黄埔人的典范。
忠于信念无私奉献
陈赓于1922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诚。陈赓在黄埔军校是个很活跃的人物,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加上第二次东征救过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器重,军校及党军的舆论认为他将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前途无量。但是,“中山舰事件”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性,陈赓毅然决然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后在上海“医愈将归,竟而被捕,引渡南京。在狱凡四阅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丝毫未为所动”,再一次展现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
陈赓在战斗中多次受伤,加上残酷战争岁月的折腾,身体健康严重受损,解放战争后期已是抱病指挥战斗。从渡江战役之后的陈赓日记里看,他常“头晕目眩”“头痛欲炸,终日不适”,靠安眠药“求得熟睡一宵”,身体状况可见一斑。1950年7月初至11月初,陈赓受命到越南参加抗法援越斗争,身体更加不适。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帮助越南民族革命,他抱病坚持,曾经有“5天均在病中”。陈赓跟随从一起从越南靠中国云南的边境穿山越岭步行到靠广西的高平一带指导对法战争。途中冒着敌机轰炸的生命危险,还要风餐露宿,饱受蚊虫叮咬。他坚忍地战胜了这一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陈赓“斗罢艰险又出发”,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三次入朝”,协助彭德怀和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这时期,他的头晕失眠时轻时重,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十几天来,失眠大作,不吃多量安眠药,就不能睡觉,弄得精神恍惚;加以战斗紧张,无论怎样身体不好,每日必须看上百份电报;关于作战问题,必须亲自及时草电答复,不然就成问题。因此弄得每天总是头晕目眩,日记就此停止了十几天”。为了革命事业和理想信念,陈赓透支身体健康,把生命无私奉献给共产主义。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陈赓1933年被捕后被释放一事,曾遭到组织内部个别同志的非议,这也正常。因在那个“宁可错杀一千人,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年代,宁死不屈的陈赓被蒋介石开恩释放,是会打问号的。陈赓到中央苏区后,组织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确定他没有叛变行为,对他下了“陈赓同志被捕后表现是很好的”的审查结论。为了表示个人清白,陈赓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再次主动向组织交代这事,并指出是“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
干净做事是品质上的廉洁表现,更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为政底线,陈赓在这方面也是典范。1938年夏,为护送徐向前赴山东主持八路军抗战工作,陈赓奉命率部到冀南。任务完成后,陈赓在冀南邢台一带游击,打击日寇,帮助地方抗日武装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此地有一个大型煤矿,“为沙河惟一经济中心,战前获利甚厚,每日可得利润7000余元……日寇撤退,杨赖子独占,每日收款四五百元。骑4师将其驱逐……除工厂开支外,余款概归骑4师。该师主力东进,收款副官仍留此继续营业,企图依赖我们而又向我们保密”。陈赓决定派人向骑4师报告并交涉此事。驻厂副官获悉后当即告知其11团团长,团长当即前来向陈赓表示抱愧,“并允许分给我们一部款项”,意在共同分赃。陈赓认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真正抗日的武装。革命军人应干净做事,国民党军这样做“未免把我们看做同他们一样同流合污,可笑亦复可怜”。陈赓立以严词拒绝,并提议:“矿厂管理,在骑师走后,应该由县政府、当地区政府及工人代表接收管理,首先应该改良工人待遇,利润应作国家抗战经费,成立工会,组织工人自卫队。”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对内对外,陈赓都是这样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堂堂正正。
廉洁从政勤俭持家
战争环境和隐蔽战线的战斗生活里,陈赓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陈赓的搭档是顾顺章,他与顾顺章一起赴俄学习和在特科工作,有着深厚的交往,但顾顺章的不良生活作风让陈赓很有看法,他在这方面与顾顺章保持距离,还预见到顾顺章会因腐化而堕落。不出所料,不久顾顺章被捕叛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担任第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到位后非常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据陈赓的日记所述,他多次主持部队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政治部最高人员的思想意识”的检查、教育与批评工作。他于8月28日写道:“最近部队表现一些非常严重的现象。虽然是个别的……今后应该抓住这些标本例子深入斗争,并给以纪律制裁。”部队开往前线后,他一边抓作战和部队发展工作,一边抓部队军纪风纪工作,时刻不松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赓坚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严格遵守、以身作则,对党内的“两面人”深恶痛绝,在1952年3月28日的日记里写道:“只有注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才可肃清这些现象。”
陈赓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陈赓与王根英志同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于大革命失败前夕结婚,婚后聚少离多。1937年8月,坐了4年牢的王根英来到陕北,26日在陕西泾阳县云阳红军总部与陈赓会见,9月15日下午“离部(129师政治部),准备明日随老柯(柯庆施)步行去延安”。陈赓深为她虚弱的身体担心,“临时给她一匹编制以外瘦弱的马,或可对她稍有帮助”。其时,386旅的战马虽不多,以陈赓的旅长职权,调一匹良马为王根英所用,轻而易举;再说王根英去延安之行也是组织派遣,不为过也。但陈赓不这样做。
陈赓清廉到了不动用公办电话打家事话。他的日记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1957年11月,陈赓到上海出差,12岁的儿子陈知建生病在家,让陈赓担心,但他坚持不动用宾馆电话,改用写信。后在日记里记着:“来此已八天,打电话为了私人事,有些不方便,还是老实一点写信罢。”
陈赓严格要求子女,女儿陈知进违反课堂纪律,被学校推迟入少先队,他坚决支持,认为老师这样做“很好”。他经常工作或出差在外,但很关心子女成长,特别是学业进步和良好品格的养成。他写信给子女们说:“我们最关心你们是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刻苦的锻炼和严格的要求自己,这样做,对于你们的将来有极大的好处。”子女们也很争气,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作者:刘育钢,单位: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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