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黄埔】邓演达：从陆军军官学校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来源：团结报   2024-07-06 15:39:07

邓演达

　　回望黄埔军校百年，中国共产党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派精诚合作，让第一次国内革命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高潮，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输送了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

　　参与筹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令任命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7名委员，因李济深任粤军第1师师长工作繁忙，遂指定邓演达代理主持军校筹备工作。2月25日，只为革命不求名利的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赴浙江奉化，劝说蒋介石回粤继续完成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并带来孙中山口信，称只要蒋介石回校，答应委以校长职务。3月5日，邓演达将赴奉化详情致电廖仲恺、汪精卫，称：“介(石)谓彼去实因保持与先生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并促展、汝回，则彼可回，其意坚决。因介不行，亦暂缓。” 3月21日，邓演达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入学试验委员会9名委员之一;3月27日，与王柏龄、林振雄、俞飞鹏制订《陆军军官学校章程》;5月12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任学员总队总队长;6月16日，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等诸项仪式。8月，邓演达正式辞去粤军第1师第3团团长职务，全力负责好黄埔军校的教学事宜。9月1日，在邓演达力促下，黄埔军校工兵队组建。9月3日，邓演达被派任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

　　1926年1月8日，邓演达被任命为教育长。1月12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改组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提案”，为统一军事教育机关和军官的培养，决定取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军自办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将其合并入黄埔军校。1月19日，邓演达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组委员会7名委员之一，全面主持黄埔军校的改组工作。3月1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正式与各军创办的军校合并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以黄埔军校为校址，学生由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及各军官学校学生合并而成，共2650人，教育长为邓演达，于3月8日正式开学。

　　创建黄埔军校政治科及军校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为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努力，尤其是他提倡的现代平等观念和民主革命精神，为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摆脱军阀旧式军队封建奴化教育的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任教育长期间，邓演达主持开办了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科，并相应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使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得以正规化。这是他对黄埔军校的又一贡献。邓演达始终贯彻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在军队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化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并得到苏联顾问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1925年底，中共首先提出在军校建立专门培养军队政工人员的政治科。军校的苏联顾问和在校任职的一些中共党员共同草拟了政治科教学大纲，并向教育长邓演达提出这一设想。一向重视军队政治教育的邓演达马上给予支持，并亲自出面主持政治科筹备工作。邓演达先是争取校长蒋介石的同意，同时一次次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扰。这些干扰包括以总教官何应钦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还有第一副校长王柏龄之流腐败分子的捣乱以及教官和学生中的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对抗。可以设想，没有邓演达在军校中的崇高威望和他坚韧不拔的魄力，政治科就难以顺利开班。

　　军校创立之初没有政治部，“代替了政治部的是校长的几个政治秘书”。政治科设立的同时，邓演达改变了政治部形同虚设的状况，落实机构建设，建立宣传鼓动处和组织处，配备充足的专职工作人员。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政治部主持下得以有效开展。

　　当时，邓演达还实行了军校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参加会议的有校长、政治部主任、军事和政治顾问及各科代表，专门研究政治教育工作事宜，使政治教育工作成为军校从领导到全体教职员工都要关心和参与的事情。

　　对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卓越贡献

　　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后，国民革命的浪潮迅速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1926年10月，为了适应国民革命进入高潮的形势，准备第二次北伐，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以适应不断壮大的军队的需要，邓演达着手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起初，他委任中共党员包惠僧创办政治训练班，随即又以黄埔军校政治科为基础，改政治训练班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武汉分校升格为中央军事学校校本部。

　　邓演达作为武汉分校主要负责人，坚持“主义建军”办学宗旨和有效地实施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多方面新探索，在革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上，比广州黄埔军校有所发展和创新。

　　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国民革命军迅猛地发展壮大。邓演达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革命军队内的潜在危机。他指出，国民革命军内已有“军事工作的同志因胜利而骄傲而离开了党(国民党)”，由于党在军队内的力量太软弱，所以这些 “倚仗武力的大人老爷们”大有笼罩着、威胁着革命的趋势，而在军队内部，“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太薄弱”。对于革命军队将领蜕变为新军阀的倾向，他指出要加强国民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军队接受国民党的指挥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否则“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谁能保障不产生无数的军阀”。

　　为防止中央军校成为潜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新军阀的工具、坚持孙中山的“主义建军”的办学宗旨，邓演达早在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提出，军校的教育要坚持“军队接受党的指挥”和“革命武装要与民众结合”的政治原则。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规定了军校性质是国民党培养党军将校的教育机关，军校实行学校委员会的领导体制。在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恽代英等中共党员的努力下，武汉中央军校在当时革命队伍政治大分化的复杂形势中，办学方针始终如一。

　　在中央军事学校，邓演达一如既往地实行“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原则。在课程设置方面，政治教育课程占了很大比重。他亲自主持政治科教学会议，研究学科设置和教材编写。军校开设的政治科目有系统的社会科学原理，如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原理、社会问题纲要、政治经济纲要等;有多方面的历史科目，如社会进化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等;革命理论和革命战略策略则是政治科目的重点课程，有三民主义理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党的组织及其意义、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军队中政治工作实施方法、中国农民问题、群众运动及群众心理等。这—套课程的设置，显然是希望通过正规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教育，培养这些未来的军事长官成为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修养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而不是旧式军队中的一介武夫。

　　(作者：张劲英;单位：农工党广东省江门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