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亚桢：蕲春籍黄埔军校生的传奇人生
来源：古今蕲谈 文/缪勇强    2024-07-13 16:55:06

　　骆亚桢(1914-1986)，原名德成，字堀生，号亚桢，蕲春县刘河镇果子畈村浅塆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四团五期学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政工干部训练组第三期学生，对应校本部即黄埔军校第十九期。骆亚桢一生对其经历讳莫如深，直至1986离开人世，他的后人才从其藏入门框上的三枚徽章中，揭开他跌宕、传奇的人生经历。

骆亚桢

　　少时骆亚桢家境贫寒，父亲骆秉清没有把骆亚桢送到学堂读书，每天让他给地主放牛换口饭吃。蕲春骆姓向来兴学重教。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刘河分路、马路口一带骆氏创办的求放斋、大成斋、务敏斋等私人学堂，为附近的本家子孙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平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

　　骆亚桢一边放牛，一边趴在学堂窗外偷听先生授课。有一天，学堂里的先生提问，学生中无人能对答。窗外的骆亚桢忍不住应答如流，令先生惊讶不已。此事传到地主的耳朵里，地主破例同意骆亚桢以放牛的工钱抵学费。从此他一边放牛一边坐在学堂里如饥似渴地读书。1938年10月，日军占领蕲春县城蕲州后，县政府搬迁到刘河，刘河街的商贸一时繁荣了起来。1939年，骆亚桢借债与胡凉亭胡怀德之女成婚。婚后胡氏产一子却不幸夭折。为鼓励妻子振作身心，他改其名为“傲梅”，取红梅傲雪之意。此间，他结识了同乡知识青年骆介生、骆运乾、骆幼藩等，骆介生鼓励骆亚桢到外面闯闯。这年初夏，骆亚桢借用骆介生的中学毕业证，与骆运乾、骆幼藩等结伴，直奔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随枣会战正式打响，1939年5月初，通往恩施的道路封闭。走投无路之际，他们偶遇黄冈籍国军士兵，告诉他们可以去老河口，那里是第五战区的大后方，很多沦陷区的学生都投奔到那里。

骆亚桢祖居地

　　1939年9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战区司令部移驻鄂北重镇老河口，在此与日军进行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著名战役。在长达六年时间里，老河口处于鄂、豫、皖、川、陕等地抗日前线领导地位，是第五战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让各地的流亡学生有书读、有饭吃，李宗仁在老河口开设第五战区流亡青年招待所，接待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接受教育。流亡青年招待所实行公费招待，学生在这里的基本费用由政府承担。骆亚桢一行三人辗转来到老河口，顺利进入到了流亡青年招待所。第五战区流亡青年招待所里的流亡学生来自本省各地，绝大部分是中学生，少数像骆亚桢这样只上过几年私塾的。招待所实行军事化生活管理，每天天刚亮就起床跑操，白天主要自学文化，晚上自由活动。

骆亚桢的三枚徽章

　　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宜昌，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随即受到威胁。如果重庆再被日军攻占，那么中国政府将无路可退了。在这种情况下，老河口当地很多青年响应政府号召，纷纷参军入伍。第五战区流亡青年招待所里的很多学生也意欲投笔从戎，纷纷向所长请愿。经过多方联系请示上级同意，1941年初，流亡青年招待所的全部学生被集体送到了位于西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在这里继续学习。从1941年至1943年，骆亚桢又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时间。早在1938年，为了对日持久作战，尽快培养出战时所需要的各类干部，国民政府通电各地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湖北武昌(战干一团)、河南鸡公山(战干二团)、江西于都(战干三团)、陕西西安(战干四团)先后成立四个团，有“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干团”的说法。战干团的创办初衷是为持久抗战培训干部，战干四团的编制人数在四个战干团中最多。

1942年，军事教官给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第七分校第十七期学员讲课

1941年，其它战干团相继被裁撤后，战干四团更名为中央训练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主管机关从军事委员会变为中央训练委员会，将训练战时工作干部、战地失学青年以及培养开发边疆工作人员作为主要任务，迎来了大规模发展。战干四团地处西安小南门外，团长由蒋介石兼任，胡宗南任副团长兼教育长，中国国民党现任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任政治教官。因胡宗南同时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即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的校务主任，进入战干四团的学生，同时拥有战干团和军校的双重学籍。骆亚桢是战干四团五期学生，同时也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政工干部训练组第三期学生，对应校本部即黄埔十九期。教官都是黄埔早期毕业生，学生每天上午搞军事训练，下午上政治、文化课。战干四团的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到基层政权单位。1943年9月，骆亚桢结束了在战干四团的学习。毕业典礼上，他获颁由蒋介石、陈诚签署的毕业证书，一本学生通讯录，通讯录显示他的学号是21号，通讯地址是湖北蕲春刘公河义和号，还有一把“中正剑”，上刻“校长蒋中正授”“成功成仁”字样。他被安排到农林部国营陕西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时间。陕西当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沦陷区难民涌入。政府为救济难民,采取以赈代垦的办法,设立垦区解决难民的生计问题。黄龙山垦区管理局负责垦区范围内一切行政事务，骆亚桢主要从事垦务技术指导工作。1944年4月，因黄龙山垦区管理局被撤销，事务移交给陕西省黄龙设治局，骆亚桢临时到黄龙山小寺庄私营大车店担任会计工作。9月，他又回到黄龙设治局工作，担任事业部技术指导员。

骆亚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此时，骆亚桢已离开家乡蕲春六年!他安排好手头的工作，一路奔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中。在家期间，他亲自动手带领乡亲们修通了大路。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1946年上半年，骆亚桢此时在家照顾刚怀孕的胡氏，暂未返回陕西。到了6月，内战全面爆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去陕西了。他只好安心在家照顾父母和有孕的妻子。这年10月生下长女，此间全家生活也异常困难。1946年初，国民党在各地强制抓青壮年去参军补充兵员以备内战，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政策。骆家兄弟五人除骆亚桢外还应抽一人服兵役。保长趁骆亚桢外出不在家，带人强行捆走了他的五弟亚芬。骆亚桢听闻此事顿时怒气冲天，当即身着戎装，腰佩“中正剑”，赶到蕲州的县政府，点名要县长雷鸣震来见他。雷鸣震获悉，拍案而起，要求立即放人。当天下午他的五弟就被放回家。武汉解放以后，他把五弟亚芬带在身边，并改其名为“滌军”，以示对和平的祈望和珍惜。这个五弟后来刻苦学习园艺绿化本领，成为武昌区园林局高级园艺师，特别是精通于兰花的培育种植，并因此多次在武汉受到朱德元帅的接见会晤。1947年下半年，一旧友介绍他去武汉工作。骆亚桢于是来到了湖北省保安第八团，重着军装，担任迫炮连中尉指导员，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湖北省保安八团隶属于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常驻武昌，主要职责是警卫国民党湖北省政府。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湖北省保安八团人员随司令部逃往恩施。骆亚桢镇定的劝说大家要相信解放军，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一些人听信劝说没有逃跑，而那些逃跑的人所乘船舶后来在宜昌江面上被炮弹击中全部毙命。解放以后，那些留下来的人还时常来骆亚桢。还有一人坚持逃到台湾，骆亚桢资助了他两块银元作盘缠。此人后来跑到了香港，三十多年后，他的后人专程来武汉找骆亚桢，送来500元港币，报答当年两块银元的恩情。

湖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行政督察署

　　新中国成立后，骆亚桢转业到武汉市武昌区黄鹤楼街化工厂，凭借原来的功底从事技术工作。从此，他全家就定居在江城武汉。骆亚桢从不对家人谈及自己解放前的只言片语经历。他居武汉时，每遇家乡蕲春来人，招待热情周到，生怕有所怠慢，令家乡亲戚朋友感动不已。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他亲自把长女利家、次子汉生、三女利华等三个孩子送到蕲春刘河胡凉亭，接受家乡群众的再教育，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期间，同事们高度认可他的为人处事，红卫兵们也找不到由头去为难他。他的长女、三女、五弟没有因旧军人的家庭成份而受影响，都先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足见组织的认可。为避免自己的过往给家人带来麻烦，他偷偷烧毁了原来的那些证件、军装、勋章等，把“中正剑”扔进了长江。他军人出身作风不改，执家规家教甚严，五个子女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体面工作和幸福家庭。

　　　　　　

　　1986年9月13日(农历八月初十)，时年72岁的骆亚桢突发脑溢血，弥留之际，他似有所语而又不知所云，身边的亲人大声告诉他，将送他回到家乡蕲春，他才安详闭上双眼!1970年4月，骆亚桢大哥的儿子骆雨生，在家拆除旧房子时，从门框上掉下三枚徽章，徽章大小略同，为30毫米左右，厚度2毫米。一枚正面绿底白字，上书“战干”;一枚正面蓝底白字，上书“学生”;一枚白底上是国民党党旗，环形蓝色底纹上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第三期学员毕业徽章”，下书黄埔校训“亲爱精诚”，背面编号147，有“明礼仪 知廉耻 负责任 守纪律”等字样。时值“文革”期间，骆雨生赶紧将此三枚徽章藏起来秘不示人，随后砌入了新房子的大门头上方。

骆亚桢的三枚徽章之一：战干

　　1986年10月，骆亚桢归葬故里后做“五七”期间，骆雨生从大门上方拆下秘藏的三枚徽章，亲手交给堂弟骆汉生。自此，骆亚桢的后人才知道他的经历传言不虚。2019年8月7日上午，骆利家和骆利华姊妹俩不辞劳苦专程到西安市档案馆，从该馆馆藏中查阅到了多件与父亲骆亚桢相关档案，并获得馆方一一免费帮助拍照留存。她们自豪地说，历史没有忘记父亲那一代人。父亲的有关档案被国家收藏在档案馆里，作为后人倍感荣耀和欣慰。

　　作者简介：缪勇强，系蕲春县政协机关干部，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员，黄冈市作家协会会员，参与撰著《蕲春文化简史》《蕲春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等，出版有《三余漫笔》《蕲春佛教古刹史话》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