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黄埔】“我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
来源：《团结报》 文/朱一华    2024-08-09 08:58:33

　　【精彩提要】

　　1925年9月起，熊雄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副队长、东征军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务。东征胜利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周恩来已离开黄埔军校，熊雄实际上代表中共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周恩来之后政治部的实际负责人。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为指引，不遗余力地开展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建树颇丰、影响深远。

　　熊雄(1892-1927)，江西宜丰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克服万难远涉重洋，足迹踏遍日、法、德、苏;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职，完成了“从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黄埔军校杰出领导人”的蜕变。1927年被捕后牺牲，年仅35岁。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展现了革命者不朽的斗争精神。1959年，周恩来作出指示，“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肯定了熊雄任职黄埔军校期间的巨大贡献。1984年，聂荣臻亲笔写下“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以缅怀其高尚品格和宝贵精神。

　　坚定信念——“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

　　熊雄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鼓舞自己，感染别人，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将党的主张传导给其他革命同志。1925年10月10日，熊雄在《中国军人》发表的《革命军人与地方主义》一文中指出，“民族革命，即系被压迫民族求解放运动的最高表现;社会革命，即系被压迫阶级求解放的最高表现”，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社会革命，使人们理解革命、相信革命必定成功。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期间，仅用两天就攻克了坚城惠州，在熊雄看来，这是靠大家信念坚定才取得的战果，他说：“可知革命军为主义而战，为人民而战，无坚不可破，无险不可冒，”并安慰和鼓舞身边同志，“已死的同志，固可痛惜，但我们后死者，如能继续其未竟之志，向前奋进，早期促成革命，已死诸同志亦瞑目矣。我辈一齐努力吧!”对革命有着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1926年10月，熊雄为提前毕业上前线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题写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和笑声。”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跃然纸上。

　　熊雄还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青年的革命观和人生观，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钻研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著。为纪念列宁逝世3周年，1927年1月21日，熊雄在《黄埔日刊》发表了《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慷慨激昂地号召同学们学习伟大的列宁：“你们要认识时代，准备为时代需要，为被压迫民众的需要而革命而死。我愿这样和你们同路去死。”并要求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熊雄的学生陈其涵曾高度评价他不但是一个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并且是马列主义的实践者，凡是与他接触特别是受到他熏陶的人，都因了解他对于革命胜利的坚定信仰而深为敬仰。

　　不忘初心——“为人民利益而战”

　　熊雄始终牢记自己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时刻做到以人民利益为重。国民革命军东征时，熊雄在党内担任第一军书记、总政治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熊雄领导政治宣传队围绕东征军、敌人、群众开展了“三位一体”的宣传工作，将“为人民利益而战”“不怕死、不要钱，是革命军队的本色”等党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广泛宣传，高高举起了“人民利益”的鲜红旗帜。在如火如荼的省港大罢工中，熊雄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组织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支援。他发表了许多精彩演讲和文章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熊雄“两个先锋队”的观点既表明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也展现了他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决心和荣耀。

　　即使身处绝境，熊雄仍然不惧生死，心中所念、身体所行始终是人民利益和民族事业。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行动，熊雄成为主要目标。熊雄被捕后，在狱中仍然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开展了艰苦的斗争。他把狱中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告诫他们“要做好长期的打算，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实现‘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即使处于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依然在为捍卫人民利益作彻底的斗争和不懈的努力。1936年，许光达回忆起他尊敬的熊雄老师时，情不自禁地感慨道：“他告诉了我们，枪杆子要瞄准帝国主义军阀，因为他们是压迫和剥削我们的敌人，不要残杀工人和农民，因为只有得到工人农民的拥护，才能得到成功。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更加鼓舞了我们沸腾的热情。”

　　勇于斗争——“我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熊雄革命斗争的底色。熊雄踏进黄埔军校时，正是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矛盾和冲突最激烈的时候。他凭借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紧紧依靠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与一些原则性的错误和右派言行作坚决斗争。“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国共关系逐渐微妙。二次北伐前夕，蒋介石为加强对黄埔军校的控制，在《黄埔日刊》上刊发了内容为“各同志特留几句临别的话：禁绝小团体，小团体就是分散本身力量，无异帮助敌人成功，私自设立小团体就是破坏本党组织，亦就是我们同志的敌人”的“临别赠言”。其实小团体就是在影射共产党，但是很多人并不知晓。熊雄不惧权势勇于斗争，据理力争地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说明》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小团体其目的在结党营私，既没有阶级的背景，自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至CP则另一问题，他既是代表工农的党，自有其独立性”。熊雄的文章使许多学生幡然醒悟，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

　　1926年底开始，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实行严密控制，反共活动也日益表面化，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一批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作为黄埔军校公开了共产党人身份的高层领导，熊雄非常清楚自身的处境，但他毫不退缩，并公开表示：“我实不忍见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于此辈丧心病狂的反革命贩子手里，我宁愿将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1927年4月，他在《黄埔日刊》发表题为《生死关头》的时评，直接抨击蒋介石是反革命的势力，并指出，“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极力的在施行软化和腐化的手段，以妥协、分裂革命的力量，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党纪，肃清党内腐败分子，巩固党的基础，以继续在已得到的北伐胜利，而完成国民革命!”

　　对党忠诚——“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要时时刻刻服从党拥护党”

　　熊雄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1925年9月，熊雄回到阔别6年之久的祖国，虽思乡心切，但他更深知革命工作的紧迫，马不停蹄地投入黄埔军校的紧张工作中。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愧疚而又坚定地写道：“熊已于月之三日东归抵上海，本拟即图归省，奈人事纷纭，又须再作南游也。”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和之后的国共力量对比，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党的领导对于发展革命势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创办之初，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不及校内总数的十分之一，熊雄负责第四期招生工作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准绳，使力量对比大为改观。在熊雄的努力下，壮大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力量，该期毕业生后来在我党军队中担任师长以上级别的就有53人之多。同时，熊雄还非常注重“军事与政治相结合”，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给学生作政治报告，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

　　1926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奔赴前线。在送别学生之际，熊雄发表了伤感而又激昂的“革命生死观”：“此去诸君，不一定将来个个还能见面，如果有几个死了，便是于革命有所贡献。若是于革命无益，即使通通还能见面，亦无意义。若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死，为了恋爱而死，为了军阀做走狗而死等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也不相干，并且还是死于非命。若是为了革命而死，只是死一人，意义是很大的。”熊雄的“革命生死观”深刻地阐明了“为革命而死”的价值追求。1926年9月中旬，黄埔军校军官政治研究班58名同学毕业。熊雄告诫他们：“我们是革命党员，要抛弃个人主义，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要时时刻刻服从党拥护党……革命的军官不是武装的官僚，要为党、为主义即为被压迫的民众——特别是农工——利益而奋斗牺牲。”看起来是熊雄言辞恳切地寄语学生，实则是他本人对党忠诚的直观体现。

《团结报》2024年8月8日第6版　　作者：朱一华　　作者单位：中共抚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