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与“命运”抗争的坚强女性——写在母亲吕云仙百年诞辰之际
来源：通讯员 张小虎   2023-09-18 15:40:02

　　我的母亲吕云仙，于1923年农历八月初十出生在文水县南明阳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母亲由一位农家女儿成长为党的基层妇女干部。在92个春秋的坎坷历程中，她以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书写了一名劳动妇女跟着共产党走，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奋斗人生。

　　2014年12月6日，母亲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转眼已是第九个年头了。今年恰逢母亲诞辰100周年，为了表达对她的追思和怀念，更是为了让儿女们传承她的优秀品格和良好家风，特写此文。

　　(一)

　　1923年，在那个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母亲诞生在南明阳村磁窑河畔一户勤劳俭朴的农民家庭。外祖父靠给人伴种土地和打短工养家糊口。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她出生几年后，家里添了4个弟妹。繁重的家务重担自然地压在身为大女儿的母亲肩上。到了上学年龄，看到同龄的伙伴进了学堂，母亲羡慕不已。8岁那年，在外祖母的“庇护”下，母亲瞒着外祖父偷偷走进村里学校。不料被外祖父发现，强迫让她中断学业，回家劳动。幸亏有同情心肠的女教师孔玉兰出面，特意到外祖父家进行思想开导和动员，让母亲勉勉强强回到学校。就这样，母亲连做家务带田间劳动，断断续续念了3年半初小。这3年半的学习，为她以后走向社会打下一定的思想文化基础。

　　1938年到1939年，抗日烽火在文水乡村燃烧。15岁的母亲受其亲戚长辈、抗日志士成笃斋的影响，在南明阳村参加了抗日救亡组织，担任村妇救会妇女小队长。她积极参与抗日动员，散发宣传资料，收集军品军鞋，接受了抗日进步思想的初期锻炼。

　　1940年，17岁的母亲经人介绍与石永镇韩姓人家成婚。同年9月，参加抗日民主政府集训后，担任石永镇代理教员，当年冬天转为正式教师。由此，她的文化基础在边教边学中得到提高。不幸的是这段早期婚姻给母亲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结婚2年后，前夫远走他乡，抛弃母亲和1岁的哥哥，另外娶妻成家。从此母亲带着年幼的儿子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好在她留恋教师这个职业，加之一些教育先贤的开化指点，母亲在拉扯儿子艰难度日的光景下没有放弃教师岗位。至1946年7月，她先后在石永镇、武家寨、南武涝、青高、东宜亭等村小学任教。在战乱环境和凄惨度日的生活中，母亲与其他进步教师一道，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中来。她在学生中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思想，教学生唱革命歌曲，还响应区里号召，组织妇女儿童灭蝗抗灾。为应付敌伪人员到校查抄，还经常藏匿隐蔽抗日课本，保护革命干部，为民主政府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6年9月，母亲被区里选派到保贤村流动教员训练班学习。经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王迺英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她具有理想信仰和指路方向的新的人生。加入党组织后，母亲参加教员宣传队，在阎军兵力相对薄弱的文水东半县进行流动宣传。1946年秋，阎锡山军“水漫平川”，大肆搜捕追杀共产党人。当时正在保贤村一带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入伍和支前的母亲，与几位进步教师被敌人包围。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分散躲避，浴血突围，接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南白村，经杜天霞大娘一家保护，母亲得以脱险。后经组织安排撤入交城山区。先在教员宣传队参加活动，配合对敌斗争需要，排练演出《周子山》《血泪仇》《吃亏上当》等剧目，她在其中还担任了主要角色。

　　1947年3月到1948年6月，受组织派遣，母亲先在神堂小学任教3个月，因阎军围捕撤回山区。随后在交城三、五、六、八区烟税工作团工作，为边区政府筹集粮饷。接着在边区成成中学即晋绥八地委党校三查、学习。1948年6月，文水解放前夕随县委转移到平川地区，任职一区妇女干部;三区区委委员、土改工作组组长，参加南白、西韩土改工作。1948年底至1949年初，调共青团文水县委任宣传委员。

　　(二)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1949年5月到1960年4月，母亲在县妇联从事妇女工作，时间长达11年之久。1954年8月前，任县妇联委员、妇联副主席。期间在北京全国妇联干部学校学习10个月。从1954年9月到1960年4月，任县妇联主任。在县妇联工作的11年，正值新中国初年百废待兴到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时期，也是县妇联从起步到发展的开创阶段。这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也是母亲精力充沛，心情愉悦的盛年期。当时她虽然组成新的家庭，3个孩子又相继出生，但并没有影响她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精力和热情。我们弟兄几个都由奶妈和亲朋照料。期间母亲与冀英等从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志一道，把八路军妇女干部的优良作风带到妇联会，紧紧抓住宣传和弘扬刘胡兰精神这一时代主题和地域特色，组织调动妇女开展中心工作，让刘胡兰家乡的妇女姐妹在各条战线发挥着无愧于烈士英名的生力军作用。在当时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破除封建礼教、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兴修水利、排涝治碱、抗洪救灾等一系列工作中，走在时代前列，并培养和树立了全县各行各业的妇女典型。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县妇联积极组织倡导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带动发起的捐献“刘胡兰号”飞机活动，当时胡文秀向全国妇女发出公开信，号召妇女在缔结和平公约上签名，得到各界妇女的热烈响应。

　　谈起那个年代，文水县一些老同志，包括母亲经常下乡蹲点的刘胡兰村、孝义村、乐村、苏家堡村、马西村、南武度村一些老农民都还记得，妇女干部吕云仙常年下基层住村入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田间地头、水利工地、防洪现场到处都有她的身影。一些同志特别提到：在1959年夏季的抗洪救灾中，吕云仙与男同志一道跳入滚滚洪水中，全力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愧是战争年代成长的妇女干部。

　　为培养提拔后备妇女干部，1960年5月母亲主动让贤调离县妇联。先后任县城市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党校第一副校长。1965年9月至1975年9月调太谷县工作。

　　(三)

　　1966年文革前，母亲在太谷县南关村任“四清”工作队指导员，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后半年，“文革”运动在县级层面逐步展开。当时在太谷县担任县长的父亲和参加“四清”扫尾工作的母亲，都在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从“防修反修”的高度认识“文革”的重要性，努力适应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到1967年1月，“文革”的风向突变，向省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夺权”的斗争愈演愈烈。1967年2月后，父亲、母亲先后被从太谷县工作岗位揪回文水批斗。少数心术不正的人，对他们诬陷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1967年4月4日，父亲在文水狱中被惨害致死。(1979年为父亲平反昭雪时，经法医鉴定，发现其头骨被打裂，肋骨打断两根)死后连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个都未通知，用被子包上悄悄埋在荒野。当时母亲被造反派关押，我们年幼的子女流离失所。这一年母亲年龄44岁。

　　从1967年到1968年，母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管所被关押1年零35天，大会小会、明斗暗斗100余次，法西斯酷刑使用20多种。批斗时经常让她低头弯腰站在高凳上，冷不防从后面抽掉凳子，把人仰天摔下。更残酷的是夜里有歹徒把她拖到暗处，用手卡住脖子往死卡，用布条勒住脖子往死勒。在行将窒息之时，母亲垂死挣扎，大喊“救命!”，歹徒才松了手。“文革”中除精神摧残外，致母亲手腕关节打伤，脊柱骨裂错位，肾脏下垂，留下一身伤病。总而言之，母亲九死一生，捡了一条性命。

　　对“文革”中参与批斗她的“造反派”，母亲一直不计前嫌，正确对待。但是，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趁“文革”之际，沉渣泛起，伺机陷害，母亲一直坚持要向组织反映。她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党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在她被关押期间以至后来被放回家中后，曾多次对我们子女和看望她的亲属讲：“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闹革命，才翻身得解放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没有做过一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对少数人的污蔑陷害，相信终有一天党和人民会搞清的”。

　　1969年7月，母亲被解除关押，回到太谷家中。1969年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关怀下，我和大弟先后参加工作，小弟到农村插队劳动。母亲也恢复组织生活，在太谷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后安排在太谷县综合服务站、太谷县商业局工作。1975年后半年调回文水。当年9月任县卫生局副局长，11月调任县商业局副局长，直至1981年9月调离。

　　1979年3月，党的11届3中全会的春风吹到文水大地，父亲、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文水县和太谷县分别召开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平反纠正压在父亲、母亲头上长达12年的不白之冤。

　　(四)

　　从1981年9月，母亲调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1981年12月至1984年6月，选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调回文水工作的近10年中，无论担任三个部门的副职，还是在县人大常委会任职，母亲都能摆正位置，当好配角，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她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如既往努力为党工作。特别在年龄大和病痛折磨的情况下，非常珍惜有限的工作时间，毫无怨言地到农村下乡蹲点，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1984年7月，年过60岁的母亲按照政策离职休养。从这一年离开工作岗位到2014年12月6日病逝，时间有30年之久。30年中，她在享受国家离休干部生活待遇，安度晚年的同时，离而不休，退而不歇，继续发扬党的干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履行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职责义务。她坚强地克服“文革”中遭致的腰椎骨折等病痛折磨，坚持读书看报，收听收看新闻，关心时事政治，投身社会公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余热。

　　履行县人大代表的职责。离休后母亲又连续担任三届县人大代表。期间，她忠实履行代表职责，除按时参加代表会议和代表视察外，经常深入城区和乡村了解社情民意，并随时向县里和有关部门反映。诸如落实农村老妇女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解决建国前老教师工龄连续问题等，多次写入代表议案，促进问题得到解决。

　　参加老干部“关心下一代”活动。母亲经常与县里其他老干部一道，深入城区和乡村学校，对青少年宣讲党史和革命斗争史，联系文水和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经常以家乡的红色资源作教材，讲刘胡兰烈士的故事，讲她熟悉的革命烈士李重英、常马英、李光明、贯家堡“英烈一家”等同志的事迹。粗略统计，母亲的宣讲活动跑了全县的10余个乡镇的20多所学校。诸如土堂学校还聘任她为校外辅导员，曾数次登门宣讲。

　　与此同时，母亲还参加县老干部集资办学委员会，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筹集教育基金，推动尊师重教，兴学育人事业的发展。

　　协助史志工作者收集史料。为了协助史志工作者收集抢救史料，母亲一方面通过回顾她自己的经历提供线索，更主要是通过电话和书信联系一些在县内外居住的老同志，让他们回顾或佐证历史，充实完善史志资料。在母亲保存的大量书信中，我们都能发现其中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在收集文水妇女运动史、《教育志》等有关资料方面，都能看到母亲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挖掘、收集史料的印记。在党史办与文化馆汇集的革命历史民歌中，诸如《离别家乡上前线》《送军粮》《刨铁道》《王家庄》《张二嫂放哨》等，都标注“由吕云仙吟唱提供”字样。

　　陪同老同志探访故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离休老同志重回故地探亲访友，拜会老乡追忆往事的高峰期。当时母亲精力尚可，加之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常常陪同这些老战友、老同志到农村，到老乡家故地探访。像曾在文水工作战斗过的老妇女干部吕雪梅、冀英、王新、麻秀英、王玉林等同志，回来后都要到当年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探望旧友，了解当地发展变化，询问他们的诉求。对其中一些意见要求，母亲或者以人大代表渠道，或者以老干部意见向有关领导与部门反映，进而帮助转达基层呼声和社情民意。

　　积极参加老年大学和老干部集体活动。虽然母亲居住地距老年活动中心较远，但她几乎逢课必到，风雨无阻。在这里她认真听讲，用新学的知识充实头脑，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她积极参加老干部大合唱，老年运动会等文体活动，努力在欢快愉悦的氛围中调节心态，延年益寿。

　　到80岁以后，母亲身体渐衰。但她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直至90岁高龄脑萎缩失忆，卧病在床。2014年12月母亲逝世后，县人大、老干局的同志为她举行隆重简朴的悼念活动。省委原书记李立功在海南委托送来花圈悼念，省人大副主任张邦应在病榻上赋诗一首表示悼念。

　　纵观母亲的一生，确确实实是廉洁奉公的一生，是忠实履行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职责义务的一生，也是与坎坷的“命运”奋力抗争的一生。她的思想品质和奋斗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的宝贵财富。在纪念母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后辈儿孙一定要继承她的遗志，学习她的精神，为祖国的民族复兴大业做出各自的贡献。

　　最后，我借用退休老干部，原县粮食局副局长，县委办公室资深干部穆照强同志当年为我母亲写的悼念挽词结束此文。

　　悼文水妇女工作老领导吕云仙同志：历经风霜志弥坚，淡泊名利为民先。甘做百姓好公仆，德润文水半边天。

刘五一

写于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