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红嫂”事迹记述
来源：通讯员 张小虎   2024-03-06 15:26:17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文水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杀敌，支前参战，掩护革命，留下了许多军民一家，鱼水相依的生动故事。其中文水妇女出类拔萃，功不可没。她们中不仅产生了以刘胡兰为代表的巾帼英杰，同时也涌现了许多像常马英一样，舍出身家性命从事革命斗争，保护革命同志的感人“红嫂”。为此我们特将文水“红嫂”的事迹作一些记述。

　　常马英舍身为革命

　　常马英，1908年生，娘家文水西明村，嫁上河头村马兆有为妻。从抗战开始，上河头村有20多名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他们锄奸反霸，英勇杀敌，被称为“十八罗汉”。为开展秘密活动，常马英成为“十八罗汉”与区委的地下联络员。1944年丈夫去世后，她背负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在操劳家务的同时，依然坚持地下斗争。

　　1947年春，六区区委决定在常马英家院里挖个地窖，作为我方人员下山后接头和开会的地点。马英一家积极支持配合。地窖挖成后，遇到情况紧急，常有区村干部和民兵在内隐蔽。马英则像对待亲人一样送水送饭，站岗放哨，秘密掩护。

　　1948年2月3日，民兵阎志富、李振隆等六人在地窖内隐蔽，被伪村副发现告密，阎伪武装将常马英院子团团包围。阎志富等奋力厮杀突出包围后，常马英则被抓到北明阳乡公所进行拷问。常马英坚贞不屈，拒不吐露真情。凶恶的敌人对她进行毒打，将马英的乳房割掉，施以种种法西斯暴行。但这位坚强的农家妇女，始终不回答敌人的问话。最后常马英被阎匪杀害于北明阳村西南。

　　汾曲大婶挺身营救任震

　　任震，山西临县人。1938年抗战初期，16岁的任震被组织派到文水，任县青救会秘书，青年连指导员。抗日战争后期随部队离开文水，新中国建立后转业到大连工作，离休前任大连化工厂政治部主任。回顾在文水的抗日岁月，任震亲身体验了平川游击区革命斗争的惨烈，感受了文水人民不畏强暴，富于牺牲的精神。他深情地讲，“文水的老百姓真好，没有他们的保护，我这条命早完蛋了”。

　　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在文水五次“强化治安”，平川斗争环境极其恶劣。一次任震在东庄村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日军抓捕。鬼子从他身上搜出一粒子弹。敌人追问“子弹是哪里来的?”，任震谎称“拣到的”。敌人继续追问“你是哪里人?到这里干什么?”任震随口回答“是汾曲村人，到这里找活干”。敌人半信半疑，看他年龄不大，不像八路军。但又不确定他的子弹来源。最后决定带他到汾曲村对证。

　　在旁边听到对话的东庄村群众，听到要去汾曲村对证，生怕露了马脚，他们抄小路飞快地向汾曲村奔去。先在汾曲村村公所报了信，村里确定一位可靠的大婶，事先约定“任震是她儿子”，并做好应对准备。当敌人来到汾曲村后，这位大婶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出面相认。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都围上来作证，使日军信以为真。在文水东庄、汾曲两村群众的接力掩护和汾曲大婶的挺身营救下，陷入九死一生境地的八路军干部任震脱离了危险。

　　杜天霞保护吕云仙

　　从1946年秋开始，国民党阎锡山军对我文水平川进行“水漫式”扫荡。文水党的组织和干部转入地下斗争。11月下旬，文水妇女干部，地下党员吕云仙在下曲镇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接到县教育科长王迺英指示，让她去县东北区三完小动员20名进步教师和学生上山培训。吕云仙步行40多里到达信贤村三完小，与校长申兆太等确定20名上山人员名单。于当晚准备动身出发。第二天拂晓，当大家转移到西韩村时，突然被敌军包围。吕云仙立即化装为农妇到村口打探情况，随遇县委宣传部长刘光。分析敌情后，刘光指示她带领大家到附近高车村待命。当走到南白村时，得知周围几个村都被敌军包围，去高车村的路已被截断。正当一行人设法突围时，敌军由王川堡向南白村开枪袭来，村西南也围进了敌人。危急时刻，大家合议投亲靠友就近躲避。

　　安排人员分头行动后，吕云仙只身走进一个大门院里。先把随身带的文件和有关物品藏到一堆柴火中，然后走进屋子。屋内炕上坐着一位大娘，在打发孩子入睡。地下有两个年轻女子，见生人进来不知所措。大娘定睛看出来者的身份，便热情招呼，帮她解下背包，将脱下的粗布大衣顺便盖在孩子身上。吕云仙看到大娘镇定自若的态度，便问道：“如敌人搜查进屋，咱们之间怎么称呼?”大娘随口说：“不怕，就说你是我娘家侄女”。经过相互介绍，吕云仙得知大娘名叫杜天霞，两个年轻女子是她女儿，大娘的丈夫是村学校工友武生光。

　　随后，街上枪声、吆喝声步步逼近，情况十分危急。一会儿工夫，武生光大爷从外边回来。他得知吕云仙的情况后，一边安慰，一边外出打探消息。为了寻找组织和失散同志，吕云仙急切地离开大娘家。她刚刚出村，即遭遇敌人开枪围截，又匆匆折回大娘家。随后，大娘特意为吕云仙做了白面条，让她放心躲避。当天晚上外面风声平息后，大娘帮吕云仙化装，大爷把她送出村口。吕云仙第二次离开大娘家。她连夜找回失散的师生，带领大家行进30多里，与区委书记王瑞取得联系。经王瑞派人护送，在北辛店村找到教育科长王迺英后，组织大家星夜上山。

　　文水解放后，吕云仙下山特意到南白村看望了杜天霞一家。当时在她家保存的文件、印章等完好无损。新中国建立后，吕云仙长期在文水工作，曾担任县妇联主席、县委党校副校长等职，离休前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南安大娘掩护杜杰

　　杜杰，陕西临潼人。1938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先后在延安和吕梁区党委工作，1946年6月调文水五区，离休前任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在回顾文水三年战斗生活时谈到，当时“战斗频繁，险象环生”，但文水人民群众对我的保护和支持“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正因为此，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

　　1946年10月，阎锡山为配合蒋介石在陕北的围剿，把72师3个团调到文水，对我平川根据地进行“水漫式”扫荡。时任文水五区区委委员的杜杰，带领部分区村干部和党员由大象镇向位于县东北方向的三、八区一带转移。在西北安村他还与同时转移的吕雪梅、刘胡兰等同志会面。随后敌人的枪声越响越密，在西北安村与南安村交界地，杜杰在转移的人流中与吕雪梅、刘胡兰他们被冲散。在快到南安护村堰时，已发现阎军已包围村子。杜杰急忙跑到村东南口一户坐东朝西的人家。院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老人告诉他家里人都到外边躲阎军去了。老人见状马上把杜杰藏到院东边一间敞棚的高粱秸垛里。过了一阵，几名阎军进到院里。他们问老太太，院里来了八路军没有?老太太说“没有，不信到家里搜一搜”。此时，杜杰已经把手榴弹盖打开，手枪子弹上了膛随时应付不测。阎军在家里翻箱倒柜，折腾一通后离开。到了下午，这家老头从外面回来。老人观察了阎军岗哨与动静，便把杜杰护送出村。随后，杜杰绕道回到神堂村县委机关。

　　遗憾的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杜杰没有来得及问这家人名字。再以后，他专程到南安村寻找两位老人，村里人告诉他，两位老人都已不在世了。

　　“大陵乳娘”刘二女

　　地处大陵山深处的后周家山村，群山环抱，绿树浓荫。战争年代这里曾经是文水抗日民主政府和革命武装队伍的驻扎地，也是八路军伤病员和县区人员的隐蔽地。刘二女一家就住在村西南紧靠大山的小院里。丈夫王连鳌很早参加区民兵队，担任民兵队长，1945年后担任行政村长，整日奔波在边山一带的崇山峻岭。1938年初，文水抗日民主政府在顾永田县长的带领下，曾经在后周家山村印制地方流通“金圆券”，推行民主政府抗日新政。王大叔积极参与印制和保卫工作。王大婶在操持家务的同时，长期担负着掩护革命同志，照顾八路军家属和伤病员的任务。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敌伪汉奸把他们家视为八路干部的“窝藏处”，每当闻讯敌人进村搜捕清剿，烧杀抢掠，全家人就迅速逃到上山躲避。由于环境所逼，王大叔不得不将他家寄养的两位八路军小孩送南堡村他姐姐家代养。

　　1947年，在解放战争最艰难的岁月，王大婶舍其亲身骨肉，哺育区妇女干部阎琳两个孩子的事迹，至今令人感动。阎琳，原名索成云，忻县六石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阳曲县抗联妇女部副部长。1945年8月任晋绥行署机关指导员，1947年初任文水七区妇联秘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阎琳身体染病，积劳成疾。由于居无定所，病情得不到及时治疗，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病体难支的阎琳身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还在哺乳期。阎琳的丈夫石政委(石玉，陕西绥德人，1935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文水县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湖南省委组织科长、武汉合金钢厂党委书记、交通部航舶设计院院长)长期在外带领游击队打仗，阎琳母子急需有人照料。

　　对阎琳的身体状况及年幼无助的两个孩子，王大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顾不上个人安危，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把阎琳和孩子安排在自己家里，千方百计给与调养。1947年底，阎琳在病痛中撒手人寰。王大叔一家将逝者掩埋后，担负起抚养孩子的义务。看到最小的孩子嗷嗷待哺，王大婶不顾自己年幼的孩子，把仅有的乳汁喂给了阎琳的孩子。不幸的是，为了照顾革命同志的后代，她眼巴巴看着自己亲生孩子生病夭折。直到文水解放后，阎琳的两个孩子晋德、晋文才被他们的亲人接走。(至今阎琳墓冢仍在后周家山，每年清明节晋德、晋文都专程为长眠在这里的母亲扫墓)。刘二女于2016年逝世，享年94岁。她为革命赡养后代的“乳娘事迹”，值得我们传扬。

　　玉和嫂勇救王智脱险

　　玉和嫂名叫梁爱云，娘家文水武午村。1925年嫁西城村白万有(乳名玉和)为妻。人称玉和嫂。年方29岁时，丈夫患肺痨离世，她独自挑起抚养四个未成年孩子的重担。

　　战乱的环境和艰难的生活，不仅没有把这位农家妇女压垮，反而激励了她坚强刚毅的性格和宽厚仁慈的品德。抗战初期，玉和嫂的大弟参加工卫旅牺牲，她强忍泪水把大弟掩埋，又动员二弟参加我游击队，嘱咐二弟多杀日本鬼子，为大弟报仇。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玉和嫂在她家正房的柴火灶台下暗挖地窨，勇敢机智地保护了许多八路军干部。西城村抗日英雄闫四牛和他手下的游击队员们经常在这里隐蔽，多次躲过了敌人的追剿。

　　1943年，日伪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文水平川沦为敌占区。受党组织的派遣，王智带领的游击队秘密活动在西城村一带。(王智，原名王景行，山西河津人。1937年参加工卫队，1938年在文水组建抗日游击队。曾任文水四区区长。)当时该游击队称“西药部”，队员们划分几个小组，昼伏夜出与敌周旋，玉和嫂家就是他们的落脚处和隐蔽点。深秋的一个后晌，王智和四个队员正在院里研究工作，在外放哨的玉和嫂和她12岁的大儿子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进院子，告诉王智：“来了好多日本人，还有黑狗子”。王智闻言站起，略一思索，对队员们说：“打是不行了，就咱们几个人，躲又躲不出去，我们只有藏。”说话间，玉和嫂把队员们领进正房，端起柴火上的铁锅，示意他们进了灶台下的地窨。随后，玉和嫂带儿子走出正房，拿了秕谷和簸箕从容地簸了起来。

　　不一会儿，鬼子和黑狗子闯进院里，大声吆喝：“有人报告你院里有人开会，他们去哪了?”，“院里就我们娘俩，哪有开会的。”玉和嫂应答。“明明有人说在你们这个胡同里”，黑狗子边诈唬边全院搜查，但未发现任何踪影。此时，胡同里传来吆喝声，敌人又窜到邻家院子。在这个胡同里挨门搜查，翻箱倒柜折腾通宵。第二天早上，王智和他的队员们在地窨里得以脱险，还吃上玉和嫂为他们刚做好的热面条。

　　任连香冒险转送“重要物资”

　　任连香出生在文水北齐村一户书香门第。1927年嫁城内苏重山为妻。苏重山抗战时期在文水二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八分区贸易局长，太原解放前夕被捕牺牲。

　　抗战初期，苏重山参加革命。曾在文水二区从事地下贸易工作。期间有许多“重要物资”需要秘密转送，特别是枪支、弹药、黄金、银元等必须万无一失。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任连香带孩子们搬回北齐村娘家居住。分区贸易局专门在北齐村设立物资转运站。任连香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承担转运站物资转送和情报传递工作。“重要物资”运送时，经常由任连香打扮成孕妇，将枪支弹药以及黄金、银元等缠裹在她腰间，以走亲戚为名，以带孩子为掩护，穿越封锁线，送达目的地。有一次任连香刚刚把六条黄金的包裹缠到腰间，突然闻知日军进村搜查。她急中生智，迅速把金条塞到正在熬药的药锅里。日军在屋里翻了又翻，没有搜到可疑物品。

　　1942年，西庄村地下交通员安五牛在村口执行任务，发现从平遥方向来的一辆马车被几个日本兵围堵。车上一位富家太太怀抱吃奶的孩子，用力推开日本士兵，大声呼叫“救命!”。安五牛一眼认出这位乔装打扮的富家太太正是区干部苏重山的妻子任连香。他第一反应任连香平时不会刻意打扮，一定是执行特殊任务。安五牛立即跑到马车前面，佯说这位太太是城里的老板娘，边说边给鬼子兵递烟，塞钱。待把鬼子支开后，安五牛迅速跟车夫夺过鞭子，驱车向村里赶去。路过村里打麦场时，任连香连忙跳车，并从车上包裹中抽出五支步抢，塞进一堆麦垛。事后，这些步枪安全转移到我方游击队。原来，这些枪支是苏重山费了很大周折搞到手的，为防止意外，让妻子亲自送达到下一个转运站。

　　闫央香深入虎穴刺探情报

　　闫央香原名闫仰嵩，文水北张家庄人。1937年与北武涝村抗日志士成笃斋成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丈夫出生入死投身革命，闫央香颠沛流离照顾子女。由于成笃斋在文水县区武装斗争中的名声和影响，闫央香和孩子们成天受到日伪汉奸和阎匪人员的追杀和袭扰。为了支持丈夫安心革命事业，她在精心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的同时，经常配合丈夫藏匿文件，掩护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秋，阎锡山军对文水平川进行“水漫式”扫荡，白色恐怖笼罩全县。闫央香在北武涝村无法立足，只好拖儿带女到娘家北张家庄躲避。为了掩人耳目，她将原名闫仰嵩改为闫央香。在生活条件并不宽裕的娘家，闫央香靠揽针线活，为人做营生，用微薄的工钱养家糊口。由于她心灵手巧，做一手好女红，被驻扎在邻村西宜亭的闫军太太们闻知，让登门为她们做旗袍等高档衣服。闫央香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委婉推辞。当晚在平川执行任务的丈夫路过北张家庄，妻子将闫军太太们想让自己到她们家中做衣服的事告诉丈夫。成笃斋思量：这正是通过阎军家属打探情报的好机会。他安顿妻子答应这差事，借机深入虎穴，收集情报。此后闫央香带着二女儿，隔三差五到西宜亭村给太太们做衣服，从中听取“闲言碎语”，窥测敌营行动，并把这些情报及时通过地下交通员，送传西山。

　　1947年前后，阎锡山政权在文水大肆追杀革命志士，闫央香母子和娘家亲人被逼无路。为了逃命，她只好把二女儿托付在大哥家，带大女儿、三女儿、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翻山越岭途步到三道川寻找丈夫。后经八分区联络站安排，母子住在三道川麻峪口村开荒种地，直至文水解放。之后，闫央香一直在家务农，于1986年病逝。

　　王之媛母女临危不惧保护史杰

　　王之媛出生文水南武涝村秀才人家，嫁本村李荫庭为妻。因丈夫早逝，家道衰落，王之媛年轻守寡独自挑起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掉她知书达理，扶危济困的秉性。对于贫苦人家，她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分一点予以接济，为此赢得大家尊重。因为丈夫家兄弟多，房子紧，乡亲们把母子安排到村公所一间房内凑合。抗战时期，南武涝村一度为抗日民主政府一区区委所在地，县区干部经常在该村活动。住在村公所院里的王之媛大嫂像亲人一样招呼八路军干部，彼此建立了鱼水情谊。常来以往，王之媛家成为县区地下交通站。

　　1945年夏季，区干部史杰、张五奎等四人在南武涝一带执行任务，突遭一伙日伪军包围。情急之下，王之媛叮嘱大女儿李爱香把四人的枪藏在衣服里，偷偷溜到院外，塞进一堆麦秸。同时她将四人分散藏匿，并约定如敌人发现后追问，就说是我外甥，帮助我家麦收打场。在敌人凶神恶煞地吆喝时，四人中一名区干部因斗争经验不足，在企图逃离时遭敌枪击牺牲。其他三人脱离危险。

　　对这次虎口脱险，建国后担任湖南省政府顾问、省顾委常委的史杰同志在多次场合感慨地讲：“是王大嫂和她女儿救了我这条命。战争年代，文水老百姓待我们似亲人，他们才真正是我们的保护神”。史杰陕西韩城人，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文水县区委书记、民政科长。南下湖南后，曾任湘阴县县长、省水利厅副厅长、省农委主任等职。

　　汾河“客栈”祥元嫂

　　战争年代，位于文水县汾河西岸贯家堡村的祥元嫂很有名。她的家是八路军干部来往于汾河两岸的秘密“客栈”，这里曾办过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刘胡兰就在训练班学习，并住在祥元嫂家。

　　祥元嫂大名张秀连，丈夫叫石祥元。两口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石祥元在村农协会工作。位于汾河西岸的贯家堡村是文水较早建立党组织的村。战争年代先后划属文水三区和八区。当时该属区的汾河东岸也有文水管辖的10个村庄，县区干部在汾河两岸活动频繁。贯家堡村子大，基础好，祥元嫂家又住在离汾河不到一里地的村边东稍。这里便于联络、隐蔽和撤离，自然成为分区和县区干部落脚的“客栈”。其时，县区干部胡宗贤、刘子清、韩汝范、李光清、吕雪梅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因此1945年10月，县妇女干部训练班就选择在祥元嫂家和胡同里的紧邻家。祥元嫂两口主动腾出房子，他们既是房东，又是后勤;既是看门人，又是放哨兵，他们舍其一切支持办训练班。

　　祥元嫂家并不宽裕，一家人靠在汾河岸边租种点薄地为生。由于地主的盘剥，加之三年两头的河水泛滥，一年到头收成微乎其微，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是顾永田县长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推行新政，减租减息，制定水规，疏浚河道，穷苦人生活有了期盼。他们相信共产党，支持八路军，一心投入抗日斗争。在村支书、农会主席李宝荣(英烈一家，1948年初牺牲)的影响下，夫妇二人先后秘密入党。在妇训班快结束时，负责培训班的县妇女部长吕雪梅，安排学员“访贫问苦倒苦水”，刘胡兰联系祥元嫂，给她讲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动员她诉苦。在群众大会上，祥元嫂消除顾虑，壮起胆子，揭露恶霸地主，倒出心中的苦水。

　　在刘胡兰牺牲后的日子，阎军大肆抓捕共产党嫌疑，制造白色恐怖。祥元嫂夫妇被抓到县城，遭重刑拷打。后经秘密活动，将祥元嫂丈夫赎出，但祥元嫂依然被关押，饱受折磨。在狱中，她患了重伤寒病，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阎匪怕传染，才将她当尸首拖出城外。幸有同狱关押后放回的宜儿村好心妇女获知，雇人用毛驴把祥元嫂驼到西庄熟人家，后辗转送回到贯家堡。

　　文水解放后，祥元嫂过上了普通农家生活。

刘五一收集整理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