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王强回忆录
来源：通讯员 张小虎   2024-05-24 10:41:34

　　人物档案：王强，汉族、山西省文水县人。1923年5月出生，1937年11月入伍，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警卫员、警卫班长、小队长、中队长、指导员、连长、教导员、铁道兵团三师三团副主任、主任、科长、团副政委、团政委、铁道兵后勤机材处处长、师副政委、铁道兵工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铁道兵东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铁道兵第五师政委、铁道兵工程学院副政委等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田家沟战斗等战役战斗。1983年10月副军职离职休养。1955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战地黄花分外香

　　我叫王强（原名王殿奎，乳名“黑子”），1923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北湖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我自幼习武学打形意拳，从师于本县贵家堡的一个叫李乐成的保镖。少年的王殿奎是村里的孩子头，打起架来几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一说“黑子”无人不晓。

一、吕梁打鬼子

　　1、走上革命路

　　1937年3、4月间，村里小学从太原来了一位老师叫张友义，他是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派出下乡发展组织的。他看我是农民的孩子，聪明机灵，就经常向我传授爱国思想，日本鬼子已侵占东三省，共产党是一切为老百姓、为抗日保家乡的组织。他到文水、清徐、交城一带乡村搞发展地下组织活动时就带上我。从此引领我王殿奎走上了革命路。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同国民党实力派阎锡山集团建立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山西牺盟会的活动，山西新军应运而生。山西新军是隶属第二战区国民党晋绥军建制、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一支特殊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新军把青年抗战决死队、工卫旅（1937年9月18日在山西国民师范成立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一师、政卫旅、212旅、213旅，以及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地游击团、队、自卫队等革命武装囊括在内（兵力超过了山西国民党旧军队）。

　　太原沦陷后，工卫旅派牺盟会执行委员顾永田和彭敏到文水、交城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组建山西文水县抗日政府。顾永田任山西文水县县长，彭敏任县政府秘书、特殊党支部书记、县游击队队长。顾永田看我会武功、能骑马、勇敢机灵，选派我跟着彭敏当警卫员，保护首长安全。顾永田说王殿奎的名字有封建味，所以彭敏给我改名叫王强，并告诉我“强大就不受欺负”。我从此跟着彭敏身边工作。当年我14岁，上马时脚还够不到马鞍子，不是借助门前的上马石就得由彭敏的马夫掫我一把。我虽然个子小，骑在马上，胸前绑着牛皮子弹带，右边挎着驳壳枪，左边是望远镜，后面背着一个公文包。战士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值得一提的是，公文包里装着文水县抗日政府的县大印。这个大印我一直背在身上两年多。解放后这个印章珍藏在刘胡兰纪念馆中。

　　张友义后来在文水县6区当区长，抗战胜利前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2、破坏铁路阻止日军“扫荡”

　　1938年春日军占领临汾等地后，战争形势更加严峻，先后对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行大规模“扫荡”。在八路军的带领下，新军各部队积极参加了反“扫荡”战斗。日军对抗日战士非常残忍。文水县大队一个侦查员被日军抓住，带到交城一个据点，扒光衣服绑在树上。他们用皮球砸向这位战士，皮球砸到那里，日军的狼狗就扑上去在那里撕下一块肉。就这样活活将这位战士咬死。这个仇恨极大的激发了县大队杀敌的斗志。彭敏他带领游击队去破袭平遥到祁县间的铁路线。我看到铁轨不知怎么办，没有工具铁轨拆不下来。彭敏有办法，他让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组织老乡并带上顶门杠，将铁轨连同枕木一起撬起来翻到路基下，破坏了一公里铁路线。载有日军扫荡部队指挥官的火车开过来，躲避不及，造成脱轨翻车。

　　那天下雨，部队撤下来时留下大片脚印，日军沿着行迹追击。部队分散转移，日军的骑兵很快就跟上来了，我背着干粮和公文包，跑的累吐了血。路过一片坟地，当地的坟包下方都有一人宽的扁型口，里面是棺材。我是当地人，指着一个坟包说“坟包里可以藏人”，我个子小先进去。彭敏个子大，弯下腰，不知怎么进。我叫他趴下，腿先钻进去，随后我拽他的脚，连人带枪拽进去。日军骑兵经坟地疾驰而过。这次战斗没有多少人牺牲，回来清点人数大都脱险了。

　　3、机智灵活保护首长安全

　　我很崇拜我的首长彭敏。彭敏率领游击队异常骁勇、不怕死，机智灵活，破坏铁路，纷扰敌人，屡打胜仗。他在文水、汾阳、清徐、交城、平遥一带影响很大，名声很响。日军怕他，恨他，贴出布告悬赏捉拿他。我时刻告诫自己保卫首长安全责任重大。

　　那时部队从来没有发过饷，吃的、穿的全靠自己解决。彭敏的军衣太旧了，在一个印染厂弄到一块草绿色布料做了一身新军装，和大家的灰布军装不一样，很显眼。打起仗来日军的子弹总是围着他转，认为他与众不同一定是指挥官。我机警地发现了这个问题，战斗中提醒他马上把这衣服脱掉，避开了敌人的视线。

　　一次，团部驻扎在米家庄。晚上日军也进村了，彭敏正好起来出门，他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端枪的人（彭敏近视眼），上前就问：“你是几连的？”，端枪的日军士兵一愣，没反应过来。我冲出门一眼看到那人手里的枪上挂着日本旗，抓住彭敏衣服小声说：“快走，是鬼子”。俩人从容走出院门迅速翻墙离开。那个日本士兵反应过来追出院门，人已不知去向。

　　又一次，我们通过一段进村的路，这条路是低于地面两米多的沟，骑在马上也看不到地面上的情况。彭敏带着八九个人骑马沿沟疾驰，我骑在最前面。日军已占领了村子，接近沟口时路面向上抬升，我细心观察，首先发现沟沿两侧露出了鬼子的钢盔。我快速做出反应，把缰绳往回一拉，大喊：“前面有鬼子”。大家急停调头往回撤。撤出后发现沟口有大批鬼子，真危险，多亏我及时发现情况，如果骑出沟口后果不堪设想。

　　4、打击反共投降

　　1939年工卫旅扩大成为三个团，21团、22团、23团。最多时人员达5000余人。顾永田是文水县县长、22团团长。彭敏领导的游击队成为22团主力。

　　1939年12月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闫锡山首先在山西发起12月事变，也叫晋西事变，阎锡山在晋西和晋东南集中9个军的兵力，突然向抗日新军决死队进攻，摧毁抗日政权，破坏抗日团体，屠杀抗日干部。是通敌叛国的反革命事变。新军被迫奋起还击，有一次，青年决死队4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雷任民率部，正与阎锡山的部队作战，情况紧急，得到信息，要彭敏出兵增援。彭敏计划打埋伏袭击，但在路上发现在（夏社）东坡底有阎锡山的部队。彭敏是近视眼，我是彭敏的眼睛，每当这种情况，就由我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和地形地貌。发现约100多人在打麦场上，把枪架起来正在休息。彭敏当机立断，部署围歼，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干净利落的把敌人全部消灭，大大打击了阎锡山部的嚣张气焰。

　　5、田家沟的战斗

　　1940年大年初一（2月11日），工卫旅22团在文水县田家沟（现划归交城县）布阵伏击扫荡晋西北回太原的日军。顾永田带领团部在山顶上，彭敏和我在山腰的观察指挥所，部队在山下沟里展开口袋阵。日军前卫200余人进入伏击圈，哨兵鸣枪报信，田家沟之战打响。先期侦察有误，预围的日军只是先头部队，后面有日军大部队1000多人。他们对22团进行反包围，从后山攻击上来，顾永田的团部由后卫变成了前沿阵地。顾永田身先士卒，带领团部奋勇阻击敌人，不幸中弹牺牲。警卫员跑来报信，彭敏见他大声喊：“你怎么下来了？”，警卫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顾县长已经牺牲了，还抓走了秘书和司号员、卫生员等其他人”。彭敏命令打回去，一定把顾永田的遗体保护好，不能让日本人抢去。战场形势急剧转化，原本是围歼战变成了惨烈的突围战，部队被迫各自选择路线开始突围。彭敏和我只能从山腰下到另一侧谷底在翻过对面的那座大山才能脱险。当我们下到谷底向山上爬时，敌人已经夺取了前沿指挥所的山腰。此时正面山坡上突围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射击火网之下。这段山坡可以说是“死亡之坡”，弹雨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头顶被落弹击中，把头顶砸出一个坑，流了不少血。脚上的鞋子被打穿一个洞，没伤到脚。山坡较陡我忍着疼痛，左手抓住树根，右手用驳壳枪管撑地，肩膀奋力向上推送彭敏，彭敏向上拽我，就这样我两人相助和部分同志翻过了山顶。

　　顾永田是我党出色的干部，当时已下令被提拔为晋绥第八专署专员，他可以不参加此次战斗，他想在赴任前再打一个大胜仗，不料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死，不但是晋西北人们的严重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摘自抗日时期《新华日报》发表《顾永田同志生平》一文。1940年山西省第八公署为顾永田立墓碑纪念，建国初根据民政部规定，移葬到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晋绥儿女没有忘记革命先辈，我嘱咐儿子王宁生要隔两年就去拜祭顾永田。

　　▲图为2016年1月7日，顾永田烈士墓前合影。他们是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段云（国家计委副主任）之子段晓飞（右二）。以及基金会两位理事杜心源（四川省委书记）之女杜秀文（右一），卢梦（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之子田小明（左二），王强之子王宁生（左一）。

二、在革命圣地延安

　　1、党校警卫队任指导员

　　1940年4月，组织上决定派彭敏去延安学习，我跟随彭敏来到延安。

　　我到延安后，先在延安政治学院军事队，为军事队学员做教学、生活服务保障工作。由于我工作突出，得到党组织的关注。学员队支部委员韩先楚（上将）代表组织找我谈话，让我入党，我说：“我早就是党员了，参加革命不就是党员吗？”。韩先楚笑着说：“小鬼，参加革命不等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是革命队伍中的优秀人员。”在组织的培养下，韩先楚的警卫员张仁德和朱德秘书（姓孙）的警卫员段庆堂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在1940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延安整风运动前我在青年大队三中队任中队长。整风开始后，1942年中央党校从青年大队挑选100余人组建警卫队，我任党校警卫队指导员。

　　中央党校共有四个部，本部在延河旁凤凰山一侧，靠大便沟。二部在延河对面靠杨家岭。三部在原边区党校。四部在枣园口上。毛主席是校长，彭真是副校长（实际管理），邓发是教育长，黄火青（197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秘书长。

　　警卫队指导员是我，队长由中央党校学员轮流担任。如，唐金龙（第一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当过一段时间，副队长是王寿才。警卫队共有7个班。一班警卫校本部，二班警卫彭真，其他班派驻各部。党校的战士大多是领导的警卫员、马夫带到延安来的。如齐吉树是王树声（大将）带来的，佟振坤是359旅教导队政委彭庆云带来的，王真（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是李寿轩（1957年铁道兵司令员）带来的。党校警卫队的战士每人一杆长枪（汉阳造）、一支20响驳壳枪、一把大刀。军政素质比较高，都很精干。

　　1941年，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延安中央党校，中央党校是党的高级学校，主要是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干部及军队政治干部。如杨勇（学员队军事队长、上将）耿飚（国防部长）、陈锡联（上将）、闫红彦（上将）、彭敏（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第一任局长）等在校学习。党的“七大”虽然在1945年召开，但1942年就有代表陆续到延安准备参会，也在党校集中学习。

　　李寿轩是学员支部生活委员，和我在一起时间多，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擦一次抢，枪都是军事队参加学习的首长带来的，在校秘书科统一保管，我真开眼界，世界各国的枪都有。

　　中央首长需要警卫员，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就找黄火青从党校选派，每到这时黄火青就同我商量人选，当时从警卫队向毛泽东主席那里派去2个警卫员，秦长怀（河北省体委主任）和齐吉树。朱德总司令那里1人。周恩来副主席处1人。给吴玉章（当时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和刘少奇当警卫员的各1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主会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分会场在中央党校礼堂。当时延河上没有通行桥，水也较浅，普通代表都是涉水过延河。当时中央没有多少汽车，只有毛泽东、林伯渠、朱德有小车。高岗（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彭真各有一辆大铁槽车，总司令不怎么坐车，每次都是从王家坪骑马过来。每逢大的报告，彭真的车就在杨家岭旁边的女子大学门口和党校之间来回接送代表去党校听报告。大会期间，党校这边的保卫工作都由我们警卫队负责。

　　2、延安艰苦快乐的生活

　　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作家、学者，冲破封锁线，络绎不绝的分赴延安带着革命理想来参加人民的抗日斗争。但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也是我们不曾想到的。1940年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荒，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于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难境地，又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之中。那时候，生活还非常艰苦，主食主要是小米，副食大多为土豆，还有用野菜、蔬菜一起熬的大锅汤。就是在党校学习的各战区领导和战士们吃的是一样的伙食。

　　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

　　中央党校有一个20多人的女子工厂，她们都是从冀中来的，生产洗衣皂，纺线。中央党校学员，除了学习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他们开垦种植蔬菜，除了自给自足，剩余的还腌成咸菜。

　　警卫队自己动手纺羊毛线，战士周新峰当兵前是木匠，自己研制纺车，纺的毛线又快又好。

　　警卫队除完成警卫等勤务工作外，派人在距离党校七十里的七里坡烧木炭，中央警卫团的张思德也在哪里烧炭。一个星期出一窑，主要是用梨木，遇见柏木烧出的碳就送给毛主席。张思德1944年9月窑洞塌方牺牲，毛泽东主席参加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我组织人员挖窑洞，挖好一个窑洞上级奖励五斗米，一斗五交党校，三斗五交警卫队统一分配。正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总司令散步时，还让警卫员挑一对筐，自己拿个粪叉随路拾粪。

　　延安的生活也丰富多彩，党校大礼堂经常演戏。向《白毛女》、《雷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很多节目。《白毛女》深受欢迎，田华演白毛女，陈强演黄世仁，李波演黄世仁妈妈。《兄妹开荒》王大华演哥哥，李波演妹妹。一般每个节目连演一个星期。有的时候鲁艺的秧歌队表演，很多人跟着表演队“看连场”。

　　党校的人也多才多艺，党校学员和警卫队能演京剧，彭真警卫班的刘玉波（空军副政委）会唱武生。

　　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旁有果木树林，经常组织跳舞。美军参观团也爱到那里跳舞。各单位轮流派人到那里做警卫和维持秩序工作，党校警卫队也在其中。

　　队部平房前有篮球场，陈锡联等学员经常与警卫队在一起打球。打完球不愿意回山上窑洞洗漱，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的洗漱室，我有一个铸铁洗脸盆，陈锡联的大脚放不进去也凑合着用。

　　▲图为1987年5月，延安精神研究会学术讨论会在延安召开。当年在延安的同志聚在一起，穿上八路军军装合影留念。王强二排右一，陈耀（张思德的班长）二排中，前排陈耀夫人。王良英（离休前任邯郸军分区政委）二排左一，秦长怀（毛泽东主席卫士，离休前任河北省体委主任）。

三、解放战争在东北

　　1、奔赴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日本刚一投降，在延安参加“七大”的部分代表和一些领导就纷纷奔赴各战区。我提出要上前线，黄火青找我谈话，希望留下来，去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我当时一心想着下部队到前线打仗，也舍不得离开彭敏，于是婉言相拒。

　　8月24日这天，彭敏和我一起离开延安。先到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处办手续，然后命令我们到林彪那里报到，我俩过了黄河，到了山西第八分区，见到了老领导曾任工卫旅政治部副主任的康永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康永和很想把我留下，但我不肯。八分区书记罗贵波（1978年山西省省长）送给彭敏一把“八英子”手枪和一匹马，这样俩人都有马骑，加快了行军速度。路过文水我回家看望了母亲。我的母亲叫张二青（解放后改名张爱青），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也是一位英雄母亲。我是她的独生子，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当日本鬼子来到山西，残害老百姓、让中国人做亡国奴，她认为就应该把孩子送到队伍上去打鬼子;抗战时期，她响应抗日政府号召，天天纳鞋底子，为部队做军鞋;一次22团一个叫京生的机枪手，战斗负伤，撤退到村里，她发现后，把京生扶到家。尾随的鬼子冲进村，挨家挨户砸门搜捕。张二青把院门敞开，对过来搜查的鬼子说;“进屋搜吧，我家八路的没有。”鬼子看这阵势，如果真有八路，不会有胆量这个态度，怕浪费时间，就转身去别人家搜去了，保护了负伤的八路军战士。事后她说;“我儿子是八路，八路都是我的孩子”。到解放后，这个故事在村里一直传为佳话。我参军后，鬼子和汉奸经常到家骚扰，讯问张二青王殿奎现在在什么地方——。一次，鬼子抓住张二青的头上的纂（儿），把她从炕上摔倒地下。情况传到文水县抗日政府，张友义牵头做了一个假坟，放出风说，我牺牲了。鬼子虽不来家里了，可张二青却信以为真。抗战胜利了，现在见到活着回来的独生儿子，又惊又喜，却又面临与儿子分别。母亲的心情多么痛苦。但她明白，儿子是共产党队伍上的人，共产党需要儿子去干事情，就应该再送儿子走。她为我缝补了马鞍，我在家只停留了3个小时。

　　我和彭敏离开山西后，向山东徐州进发。我俩每天行走70里左右，到兵站换介绍信，再往下一站走。到左权县接到新命令，目的地改变了，不去山东改去东北。这是因为9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是指从华北华中调集重兵北上，全部控制热河及察哈尔两省，力争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使东北成为推动全国解放事业的战略基地。

　　我俩从北平北面的古北口途径承德，把马送给了承德军分区司令员钟慧，乘火车到了奉天（沈阳）。沈阳是东北局所在地，在那里见到了彭真（新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在走廊里碰见了我，还和我开玩笑说;“小鬼头，不是让你去中央警卫团吗？你还是跑掉了。” 我憨厚的笑了笑。

　　那天林彪和彭敏谈了话说：“依苏联的战争经验来说，铁路对今后的战争局势很重要”——要把彭敏放在铁路上发挥作用。我和彭敏随高岗等部分领导在沈阳坐上火车去哈尔滨，出发时按要求全部着便衣。在车厢里我打开窗帘，高岗批评道：“王强同志，你不知道咱们是秘密北上？把窗帘拉上!”。

　　当时的哈尔滨非常混乱，由苏联红军控制，但日伪残余、国民党、土匪混杂在一起。到哈尔滨后为保障首长们安全，首长们不能外出走动，派彭敏到各处联系事情，弄吃的，

　　买生活用品，也都是我去办。有时彭敏很晚还没回来，首长们都很担心，就派我去找彭敏。

　　之后彭敏和我被一起派去接管铁路，到北满的北安接管并组建新的北安铁路局，这时已到了年底。

　　2、随彭敏完成特殊任务

　　1946年1、2月间，东北的天气很冷，一天，彭敏接到中共东北局从哈尔滨打来的电话，是铁一般的命令：“你们必须立即搞到燃料，否则哈尔滨全城就要停电了。”彭敏冷静的问：“现在的煤还够烧几天？”答说：“不到三天。”也就是说必须在三天之内给哈尔滨弄到煤或燃料。

　　当时的哈尔滨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刚控制不久，一切都混乱不稳定，那时哈尔滨那样的大站，几个月一列火车都开不出去，铁路秩序很乱，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城市电力用煤发生短缺，如果哈尔滨市发生停电，将可能会引起混乱，任务紧急，刻不容缓。彭敏接到这个命令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当时铁路敌情十分复杂，护路军在初建时期，每天都在解决铁路沿线不时发生的危害，不断遭到土匪、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骚扰和袭击破坏铁路设施。

　　局长陈大凡，副局长彭敏，参谋长李荫芝等几人商议后，由彭敏、李荫芝、和我带领一部分战士沿铁路线到牡丹江铁路局解决煤炭和木头。我们拿上武器，上了装甲列车，这个装甲列车是缴获伪满警务段的，有四节车厢，上面有机枪，我们就向牡丹江方向出发了。我们到了牡丹江，彭敏决定先拉几车皮木头回去，解决哈尔滨燃眉之急，回来给百姓带回粮食。随后一段时间，由我带领护路军不断往哈尔滨拉煤，险情不断发生。在佳木斯附近的汤原站，有个苏军司令部，

　　把彭敏扣住不放，我带兵闯进去要人，和苏联人交涉半天才解决。在南岔一带，和白俄土匪50多人遭遇过一次，我带人打了一仗，由于我们有装甲列车和机枪，他们只是想抢点儿东西，打不过就逃窜走了。

　　连续几次执行任务，不仅解决了哈尔滨的电力危机，而且把北满一带的火车运输线，理顺连通了。

　　▲图为东北局有记者要给护路军的战士在火车头前照相，王强穿上新缴获的皮靴留下珍贵的照片。 （前排正中彭敏，右一王强，右一上李荫芝）

　　3、护路军模范指导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对铁路实行军管。为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得力干部接收日伪铁路机构，接管东北地区铁路，组织和发动广大铁路职工群众恢复和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

　　1945年12月，北安铁路局成立，由黑龙江省主席陈大凡兼局长，彭敏任副局长，郭洪涛任政治委员。那时土匪和反动势力很嚣张。为维护北安铁路局的正常运营，彭敏与李荫芝接收北安铁路警护团。该团原是国民党掌控的，接管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北安铁路公安护路军。彭敏主要抓铁路，李荫芝抓军事，我抓组织。

　　经集训整编，护路军的队伍开始以工人成分为主建立连队，北安、黑河撤回的铁路工人及学生是当时护路军的骨干。护路军分布于铁路沿线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重要场所，任务是防范土匪特务破坏活动，保障铁路线路、设施、通信设备安全畅通。

　　1946年6月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任命苏进为司令员。统领三个团，我组建的连队为第一团第一连，连部设在呼兰。上级派来干部牟林义任连长，我任指导员。 （照片第一排左二是王强）

　　乔惜阴是一班长，他回忆说：“王强经常担当从哈尔滨至北安间的添乘列车任务，这段铁路沿线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土匪称我是土匪，打枪打得准。国民党特务还策划暗杀我，没有得逞。”

　　我带连队从绥化到呼兰后，用延安大生产的经验，利用车站旁伪满一个仓库8亩地，以自己在延安攒下的30块大洋起家，带领连队基建了连部、马厩、粮库，开荒种地，“装备”了两辆6匹马的胶皮轱辘大车。养猪70多头，每个星期可杀一头猪改善伙食。在困难条件下实现连队供给自给自足。全连每人还多做了一套新军装。连队养了10多条狼狗，狗舍围着营区铁丝网内布局，强化了防范土匪、敌特偷袭的能力。

　　王化、王庆是哥俩，父亲去世没钱安葬。我用自己的钱为他俩的父亲买棺材。当年王化20岁，弟弟王庆11岁，无依无靠，我将王庆收留当上了“小兵”在连队喂猪。后来哥俩分别成长为师、团级干部。

　　护路军司令员苏进亲自组织，在呼兰召开学习现场会，推广我的经验，我被评为护路军优秀指导员。

　　乔惜阴带领一班参加全护路军比武，夺得第一名。为连队争了光。不愧为护路军第一团第一连第一班这个“第一”的荣耀。

　　铁道兵第二指挥部张锋副司令员，当年参加了学习现场会。几十年后，曾对我说:“老王你有功呀!你那个连队为铁道兵培养出多少师职干部。”是的，如：范子祥、李贞、乔惜阴、衣俊英、汪忠孝、金广义、王化等，当年的这些战士都成长为铁道兵各部队的师职干部。

▲前排左四是王强

　　4、沈吉线抢修硬仗

　　1948年7月5日，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另外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并由东北的铁路管理局动员约1200名铁路职工和技术干部为骨干，整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我被任命为铁道纵队第4支队桥梁大队石桥中队教导员。石桥中队下辖3个连，全中队近1000人，基本上是朝鲜战士，有的是延边朝鲜族的，有的是原长白山地区抗日民主联军中的朝鲜同志。

　　锦州解放后，国民党军龟缩沈阳。将沈吉线清原至抚顺段铁路破坏以阻止我军解放沈阳。“118”号大桥是通往沈阳的“枢纽”。该桥长200余米，高近20米，大桥被炸得面目全非。上级命令部队到达后一天一夜开通便桥。

　　我们石桥中队受领任务后从四平出发，沿途抗击敌人小股部队骚扰和排除地雷急速到达。

　　东北的11月天寒地冻，河水结成厚厚的冰层。我深知第二天的架桥是场硬仗。我要求各连都杀两条狗改善伙食，朝鲜人都爱吃狗肉，我说：“战前改善伙食是最好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一”。动员大会后，晚上很晚了还从各连营房传出嗷嗷的喊叫声，我派副中队长姜玉澜和中队书记汪忠孝分头去看看发生什么情况，原来各班朝鲜战士在开班务会，纷纷在表决心喊口号。

　　要修便桥先得在河里搭枕木垛，战士们砸开冰层跳进冰窟，沁在冰水中掘沙。换上来的战士浑身发抖，嘴唇发青。就这样一波一波轮番向下掘进。很快挖好36个桥墩基坑。

　　大家跳上冰层，穿上衣裳，又开始扛运枕木。朝鲜战士善于背东西，李永信和柳圣文每次都超负荷地背6根黄松枕木，教导员王强怕累坏他们，每次都进行劝阻，在工地大喊：“大家慢点，注意安全!”。越喊慢点战士们越拼命加快进度。经半个白天加一整夜的奋战，3万多根枕木落成36座雄伟的桥墩。

　　拂晓开始铺轨，眼看大桥落成，没想到扣轨的跳板不够了，李永信想出办法用钢轨代替，他们将两根钢轨分开搭在枕木垛上，柳圣文、金大全等4个人首先脱掉鞋子只穿袜子，在高空抬起钢轨勇敢的向河中桥墩跨去。勇士们用了3个小时，将100余根钢轨抬到桥中心，架起了钢轨梁。

▲图为战士们冒着危险，踏着悬空的单轨抬运钢轨，抢修“118”大桥。

　　1948年11月，战斗在沈吉线上的铁道纵队第4支队，仅用15天就抢修了断续破坏的35公里线路和19座桥梁。汽笛长鸣，满载弹药、寒衣、粮食的列车通过“118”便桥，向沈阳奔去。有的战士累得夜间尿血也不做声，这就是英雄的铁道兵战士。

　　5、南下北宁、平汉线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拉开帷幕。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铁路运输亟待延伸。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电令，铁道纵队4个支队全部集中在关内抢修铁路，首先抢修滦河大桥，保证1月底使北（平）宁（沈阳）铁路全线通车。

　　我们中队奉命抢修滦河大桥。部队入山海关继续向前行军。战争时期，无论是抢修还是行军都是高强度的。此时部队非常疲惫，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到达滦河大桥之前路过一个回民村，部队决定在村里宿营。我嘱咐各个连，一定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战士们把猪肉都藏在水桶里。到做饭时要用水桶挑水，一个炊事班的战士把猪肉从水桶里拿出来，放到炉灶上，这下惹了大祸，没多长时间，全村都把部队的行李丢到院子里了。我了解情况后，找村干部等费了很大精力做通了工作，并号召部队为老乡做好事。部队得到很好休息，第二天加快了行军速度，向滦河大桥挺进。我说：“我们的部队是来自人民，取得胜利也需要人民支持。教育部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遵守群众纪律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之一”。可谓“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们石桥中队，自1月4日至23日提前抢通滦河大桥。为平津战役铺平道路。

　　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

　　三大战役胜利后，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迅速抢修长江以北铁路成为野战军渡江南下作战的当务之急。铁道兵团第四支队参加抢修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安阳段211公里线路。平汉铁路地处华北平原。抗战时期，为阻滞日军进犯，八路军敌后武装力量曾对这段铁路进行彻底破坏。我们第四支队石桥中队担当沙河铁路大桥的抢修任务。战士们连续奋战、日夜突击，提前抢通大桥，为全线于1949年12月12日提前修通做出了贡献。全线通车时军委铁道部发电嘉奖。

　　“大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这是第一代铁道兵发出的铿锵誓言。解放战争是英雄的铁道兵部队挺进山海关，抢修北宁线，为举世瞩目的平津战役铺平了道路。继而修通津浦，平汉铁路为捣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赢得了时间。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我们中队和原三支队的朝鲜同志约2000余人，由三支队后勤部材料科长权哲带队返回朝鲜加入人民军参战。到朝鲜后我就分配到三师机关直属工作科仼科长，有一天，三师龙桂林师长让我迎接来访的人民军领导，我在师部大门外遇见了正在脱下将军服换便装的权哲。他已是朝鲜人民军前线铁路抢修局局长。我问：“为什么把军装换了？”，权哲说：“来到老部队，不好意思”。我很关心返回朝鲜的同志。权哲向我介绍，从铁道兵回朝鲜的部队，在保卫平壤的战斗中，展现了非凡的战斗力。

　　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号召，我所在的铁道兵团第三师投入龙海铁路宝（鸡）天（水）段改造工程。

四、朝鲜战场找到终生伴侣

　　1950年10月党中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同朝鲜人民一起反击美国侵略者。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后，为强化铁路运输保障，1951年2月15日，铁道兵团命令正在陇海铁路宝天段执行任务的兵团第三师部队分批陆续从辑安过鸭绿江，入朝鲜参加平元线阳德一带铁路抢修作战。

　　时任第三师桥梁团政治处主任的我也入朝参战。团部在平元线的云谷，我与团参谋长刘汉杰同住一间营房。两个战友交谈起个人婚姻问题，都认为成家的事只能战争胜利了再说。不久两人都调到了师部。我任师机关直属工作科科长。刘汉杰任师作战科科长。

　　许焕馥，她1948年9月入伍，在四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文艺宣传队。“我们是为兵服务的文化战士，我们在战斗里成长，我们是部队的宣传队，活跃在爱国自由的战场上。把人民的力量战士的荣光高声歌唱，把杀敌的勇气战斗的烈火高度发扬。我们面向连队和战士在一起，我们深入实际改造自己。高举毛泽东的大旗，高举毛泽东的大旗。永远前进，永远胜利”。这是四野《铁道纵队宣传队之歌》（许焕馥回忆并能唱出这首歌）。她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深入到前线随解放大军、随抢修部队一直南下。部队的战斗生活锻造了她乐观刚毅的性格。1950年6月28日，中央军委批复铁道兵团，同意按新的编制方案进行整编。8月1日部队开始整编，将支队改为师。许焕馥入伍前是高小文化、又学过打字，她被选调铁道兵团第三师作战科任机要打字员。随师部入朝。我调到师部后，我俩有过工作接触。

　　师司令部协理员张瑞昌是我的老部下，非常关心老领导的“个人问题”。他在中间牵线，找许焕馥讲：“王强科长对党忠诚，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他资历深，工作能力强，是咱们部队的模范”。

　　许焕馥在师部的女干部中显得比较出众。她长得漂亮，曾经是宣传队员，活泼、能歌善舞，身上特有的气质吸引了我。

　　从铁道纵队到铁道兵团，从大军南下到朝鲜战场。共同的战斗经历、共同的理想、现在又共同战斗在朝鲜战场上，

　　让他俩走到了一起。刘汉杰也找到了终身伴侣，爱人是许换馥的战友秦学明。我和许焕馥这对铁道兵夫妻与入朝的铁道兵团的将士们共同经历了朝鲜战场最残酷的“绞杀战”。

　　1951年8月，美军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在其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又趁洪水灾害，以其空军为主发动了分割我军前线与后方、切断我军运输线为目的的大规模“绞杀战”，也称“空中封锁战役”。原铁道兵政委崔田民提供了两组数字。充分反应出美军的野蛮疯狂。“1950年11月到1953年7月停战的33个月中。敌人集中侵朝空军70%左右的兵力。对我铁路交通线进行狂轰滥炸。共出动飞机58967架次，对铁路线投弹达19万枚，即在通车的铁路线上，平均每7米落弹一枚。累计破坏桥梁1607座次，线路15564处次。给水165处次，通信线路2952条公里，隧道89座次”。在英勇顽强的志愿军铁道兵面前，美国美第八军长范佛里特发出哀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人间奇迹”。在《合众社》的电文中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在差不多一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飞机一直在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系统，在北朝鲜仍然有火车在行驶。坦白的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设铁路的人”。他们也永远记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道兵战士们。构筑了这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王强口述

　　王强之子王宁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