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抗日老兵赵毅
来源：通讯员 饶伟   2024-07-08 09:43:58

　　2024年7月5日，泸州市叙永县抗日老兵赵毅因病医治无效，在泸州市中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赵毅，1923年3月6日生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苏村，1939年元月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平陆地区夏县宣传队，1943年11月编入八路军太岳3分区政治部，历任干事、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宣传股长等职务并南下到四川，1954年12月转业在隆昌师范学校任校长，1964年后分别在叙永县定水中学、县文教局、叙永师范校等单位工作至八十年代初离休，亨受厅级待遇至今。

　　近十多年，我从事搜寻抗日老兵的口述史工作后，父亲常摆谈起叙永县赵毅校长是抗日老兵。五十年代末期，我父亲在隆昌师范读书时，赵毅校长就经常向学生讲述抗战时期的故事，他们师生分别六十余年了，从没有见过一次面。

　　2017年7月9日上午，我们根据市老干局提供的名单，我父亲也激动参与我们同行，在江阳区百子图福宁苑园，首次看望并艰难的采访了抗日老兵赵毅，我们见到赵毅老兵近年有微弱听力、双盲等多病，身体质量很差，完全依靠爱人徐孃孃（八十多岁）和三女共同护理了。

　　7月13日中午的叙永县城，地面气温近40度，县老干局小段女士积极、热情、协调有关部门，我查阅本人档案，和根据本人口述视频，综合整理如下：

　　我叫赵毅（又名赵洪涛、赵涛），男，1923年3月6日生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苏村，全家有六口人，三亩田土、牛一头，父亲赵荆山（又名赵壁是中医生，在本地开中药店子）和母亲安惜兰共生育x子x女，本人占x，1936年秋天，在本县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并经人介绍在马俊房教私学半年。

　　1939年元月，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盟会）平陆地区夏县宣传队，1939年秋天，记得在中条山深沟的平陆地县涧阳镇，以东3-4公里，只有10多户人家的水磨村，我和各地选派年龄15-16岁骨干参加了干训班，我们住旧窖洞、门口有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洗脸和洗脚、吃小米饭和窝窝头，军事训练在打谷场上，有射击、投弹、剌杀、队列，吹口哨音为信号，干训班每期2个月时间，每期学员50-100人左右，共办5期。我们干训班附近驻有牺盟会的新军213旅59团和国军47军，我们是一起抗日的友军，关系也很好。1943年11月，参加八路军太岳3分区，在政治部当文印员。

　　以下故事为我九十年代初写的回忆录：

　　第一个故事是《群众送粮救八路》：深刻记得快要过年的1943年12月，日寇扫荡晋冀鲁豫边区，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太岳军3分区有20余个伤病员需就地安置，司令部把保护伤病员的重任交给了军分区政治部干事我和王雄。又派给3名战士、1名司务长、拨给3支步枪、10枚手榴弹。在山西省闻喜县与坦曲县交界处有一青石山，山南为斜坡，乱石嶙峋，崎岖难行，坡脚有一村庄，为上山要塞，山北为悬崖，壁立百丈，如刀砍斧削，我和王雄就把伤病员安顿在这青石山上。日寇扫荡至上，慑于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不知火力虚实，不敢贸然上山搜寻。但却封锁要道，八面设访，焚毁民房，制造无人区。青石山顶古木参差，巨世相拥，人迹罕至，一片荒凉。而时值隆冬，冰坚如铁，伤病员们倚树靠岩，伴雪吞面，眼看所带干粮就要吃完，饥寒威胁着同志们的生命，当时身强力壮的我，也害了疟疾：高烧，发颤。司务长董存祥要下山找粮，原来在转移中，董存祥曾将一袋玉米面储藏于距此20公里地处一岩穴中以备急用。如何安全下山，北坡有路，但有日军把守。山南悬崖无道，但日军虚于设防。我们商量从悬虚处下山，大家把绑腿带解下，栓系成60余米长绳。当日黄昏，董存祥与1名持枪战士顺着这根长绳附岩而下。下山前董存祥曾与大家约定，当夜天亮前回来，可是，天亮了没动静，中午了没动静，直至冬阳偏西时分，守看崖头绳子的战士才报告，绳在抖动，传来归队信号。但是这信号发回后，长绳竟久久静止不动无攀登迹象，一小时之后，派一个战士顺绳而下后，在悬崖底发现司务长董存祥倒在悬崖边，手中还紧攥着一袋20斤的玉米面。令人惊叹的是，他腿中弹，附近却难寻血迹，而贴崖长绳的下端，却有深深的牙齿印。可见，他把玉米面送到崖底的时候，已不知行了多少路，失了多少血。而就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把最后一星生命的火苗化作咬绳的力量，向战友们发出信号。那么，护送司务长的战士又在哪里?后来我们在2公里地外发现了他的尸体。原来为掩护司务长送粮脱险，战士牵引敌人火力而牺牲。20斤玉米面有了，大家又维持了两天的生活，然而山下的日寇仍未撤走，眼看又要饿肚子。“同志们，鬼子扫荡已多日，他们在这穷山沟呆不长，坚持就是胜利！”王雄一边稳定大家情绪，一边鼓劲。“冒再大的险，我们也要继续找粮”。当夜傍晚，王雄带上手榴弹，率一持枪战士沿长绳下山，黎明时分，王雄二人攀绳回山了，并带来好消息：已找到当地村干部、共产党员刘胡芬表示，百姓有吃，八路军就一定有吃，设法筹粮，尽早送上山。

　　第二天深夜，山下突然传来机枪的扫射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天麻麻亮时，一中年汉子衣兜塞满柿饼，扛着一大袋玉米面，一小袋爆米花，共约百斤粮食从坡路上来。原来，刘胡芬筹好粮后，把丈夫拉上，一人一袋，凭着对坡路熟悉，摸黑上山。不料黑暗中踏翻滚石，惊动日寇。眼看鬼子追了上来，刘胡芬将自己所扛的粮袋交给丈夫，催丈夫上山，自己则故意暴露目标，往山沟跑，鬼子穷追不舍，她在扔出仅有一颗手榴弹后中弹牺牲。依靠刘胡芬的生命换来的粮食，大家在山中又坚持了五日，在又将断粮的关头，日寇撤走了。

　　第二个故事是《放羊娃娃救八路》：1944年春天，鬼子来了，在我们转移途中，夜间急行军，我背着一大包文件，老朱拿扁担扛着用被单包住的一盆湿面，我和炊事班长老朱两个掉队了，我们心急火燎地追赶部队。前两天下了场雪，夜间看不清道路。本应在拂晓前越过公路封锁线，当我们跌跌撞撞走近公路时，太阳已升起老高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左右观察，公路弯曲只能看到眼前一段路面，似乎没什么情况，我们便猫着腰飞快地跑过公路，向对面的山沟奔去。我们进入沟口，立即快步向山上爬。阳坡上的残雪又开始融化，羊汤鸟道泥泞不堪。两个人空着肚子吃力地爬着，好不容易爬过山腰，速度不由得慢了下来，忽然，山上一个孩子的声音喊起来：“快走呀，鬼子上来啦！”我们回头一看，啊！山下公路上黑压压一片日伪军，还有几十个不声不响地尾追着我们快爬上来了。敌人是见我们只两个人，又没有背枪，想要抓活的。要赶紧摆脱敌人，我们立刻离开之字形的鸟道，紧贴山坡，手抓着枯草灌木，脚蹬着峭壁上的石头，尽力沿直线向上攀登，老朱渐渐落下了，但他却直催我，你快走，别管我，在我快要攀到山顶时，脚下一块石头脱落了，我一下子滑了下来，和老朱挨在一起了，日伪军距我们只有两百来米，正向我们一步步逼近……，忽然谁也想不到一群羊咩咩地叫着顺着山坡跑了过来，一个孩子响着羊鞭把羊群赶到了敌人和我们之间，羊群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阻碍了敌人的脚步，我向老朱喊了声“快跑”！就在这生死交关的一两分钟或几十秒的时间，我竭尽全身之力攀上了山顶，紧接一个“翻滚”，身子便到了山的这一面。这阴坡上的积雪没有化，我赶忙从雪中爬起来，山背后响起了杂乱的枪声，我正担心老朱是不是牺牲了时，老朱大口喘着气过来了：“快跑！敌人跟上来了”我们就势坐在“雪褥”上，“唰，唰唰……”地顺着陡峭的山坡直滑下去。敌人边打枪边嚎叫着从山上追了下来，老朱头上负伤了，血顺着脸涌流下来。我们直冲到山底，棉腿插进水沟灌了水，立刻像附上两块石头。老朱流血过多，头晕的很，两个人十多个小时粒米未进，腿筒直拖不动了，我扶着老朱，在山坡一条雨沟大石头边坐下来。敌人的叫喊声越来越小了，我把文件放在地上，摸出火柴放在文件上，老朱把扁担攥在手里，又从破面盆中摸出一把菜刀递给我，我紧握着菜刀。凝神屏气听着动静……我们两个都明白：只有这最后一拼了！突然“哒哒哒”，山坡上响起机枪声，我赶忙探头一看：几个敌人倒下了。突遭打击的敌人愣了一下，“哒哒哒”，又是一排“点射”，敌人又倒了几个。剩余的敌人好像才醒悟过来，扭头朝他们来的山坡上没命地跑，“哒”一个“连发”，十来个敌人像草捆子一样骨碌碌滚下了山坡。啊！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老朱，咱们到家了！快走！两个赶紧收拾好东西，我扶着老朱就走：“能走吧?”“能慢慢走，”“刚才我听见山后打枪，还担心你牺牲了。”“我死了倒没什么，可那个放羊娃娃被打死了。”我看见鬼子朝放羊娃娃开了枪……他含着眼泪说。“啊?！”我站住了，我们都难过得低下头没有再说话……我们和孩子素不相识，甚至没有看清他的模样。而放羊孩子，也只是知道我们是“八路军”…… 我终身难忘的无名小英雄。

　　我后编入八路军太岳军区56团到抗战胜利。1947年12月，编入一野战军18兵团60军180师539团，先后任连指导员、教导员、团宣传股长并南下到了四川。

　　1954年12月，我转业在隆昌师范学校当校长，1961年和徐惠兰结婚共生育1子3女。1964年后，我分别在叙永县定水中学、县文教局、叙永师范校等工作至八十年代初，离休后亨受副厅级待遇至今。

　　2015年9月我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7年9月3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泸州市委员会 四川省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 饶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