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红军待遇的韩居正
来源：通讯员 张小虎   2025-06-14 09:40:13

　　一、初年的曲折经历

　　韩居正，名居正，字一凡，乳名蛇生子，1905年出生于文水县内林西都石家堡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石家堡是个紧靠汾河西岸的小村子，东隔汾河与文水县的小徐家镇，平遥县的蒋家堡、小王村相望；西面和南面与徐家镇、北辛店、杜村、南齐相邻。据光绪九年《文水县志》记载：石家堡属内林西都管辖，为徐家镇的附村。石家堡原本只有石、高两姓人家，后来姓韩的一家、姓霍的一家、姓郭的三家、姓王的一家、姓赵的两家先后搬到石家堡，姓刘的一家原来是杜村庄的，因刘家老婆给石家堡人家当上炕奶奶，也搬到石家堡。经过多年的繁衍积淀，石家堡全村有韩、石、霍、郭、王、赵、侯、梁、牛、刘10姓52户、300多口人。此一时期，文水县衙根据所属村子大小，人口多寡划分为甲、乙、丙、丁、戊5类村子，石家堡为戊类村子。石家堡有土地1800多亩，由于紧靠汾河，因此是个水利便利，土地肥沃，民众富足的村子。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文水县革命委员会每年分配给南齐人民公社的征粮任务，石家堡、南齐两大队交的公粮占全公社的一半，其他6个大队占一半。韩居正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水利便利、土地肥沃、民众富足的村子。

　　其实，韩家不是石家堡的原住民，是从邻村徐家镇村搬迁过来的。

　　韩居正的爷爷韩维和老弟兄三个：老大韩维义，老二韩维和，老三韩维晋，兄弟三人及其长辈一直在徐家镇置房买地，是个很不错的家庭。不知道什么原因老二韩维和于1877年前带和原配安氏生的儿子韩锦云从徐家镇搬迁到石家堡，并于1877年在石家堡和继配王氏生儿子韩锦瑞。后来继配王氏嫁韩维和之前生的儿子韩锦兰也来石家堡，这样石家堡韩家就有了几个强劳力，即：韩维和、韩锦兰、韩锦云、韩锦瑞。后经韩维和、韩锦云、韩锦瑞、韩锦兰父子几个的闹腾，凭着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到1905年韩锦瑞的儿子蛇生子出生时，置办下一份不小的家产：石家堡三进的院子一处（正房4间，西房3间），土地100多亩及徐家镇开设的“同心昌”首饰铺一座。1920年韩家分家析产时，仅韩锦瑞就分的三进院中的一明两暗的3间西房、50亩土地（徐家镇的房产、土地、首饰铺，韩维和做主分给韩锦兰）。韩家每年夏秋收割季节全家人都要出动，有时还要临时雇请短工。尽管韩锦瑞有一处一明两暗的3间西房、50余亩土地的家产，但这些家产在石家堡村是不值得炫耀的，也经受不住任何风吹浪打、天灾人祸的，也就是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石家堡有个郭生茂的财主，在徐家镇开着“三和玉”杂货铺，经营盐、碱、饼子、油麻花等物品。郭生茂常说：“天旱了，咱有徐家镇的三和玉，天涝了咱有石家堡的三顷地（300亩，实际有260亩。）”其实，这才是真真的财主。

　　韩锦瑞在1901年生女儿韩改新，1905年生儿子蛇生子，1908年生次子韩居宁。韩锦瑞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曾和拜把兄弟郭德隆、石昌林合伙开办“瑞隆昌”杂货铺。“瑞隆昌”杂货铺取自韩锦瑞的“瑞”，郭德隆的“隆”，石昌林的“昌”。杂货铺开办三四年后，改由郭德隆独自经营。

　　时间过得飞快，不觉蛇生子已经8岁了，蛇生子是个十分调皮捣蛋的孩子，每天引着邻居的孩子不是爬树捉鸟，就是下河摸鱼。穿的鞋子，三五天就磨的没底了。衣服也经常撕挂的烂烂缕缕。

　　10岁了，到了一般人家的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了。韩锦瑞经和父亲协商，决定送儿子去私塾读书了。石家堡村子太小了，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因此连个私塾也办不了。因此韩锦瑞把儿子送到徐家镇的私塾念书。

　　徐家镇的私塾设在关帝庙里，私塾的教书先生姓侯，是个落难秀才。侯先生是个上知天文下至地理的人，由于生不逢时，只能屈居徐家镇当个教书先生。侯先生给蛇生子起了响亮的名字：居正，字一凡。先生给蛇生子取名居正的意思是希望将来任官时，要廉洁奉公，不受贪污腐败的诱惑，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为民时要品德正直，生活作风端正，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一凡”是质朴大气的名字，出自《中庸》第20章中“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凡天下治理国家的九条规律，实施它的人就能够统一天下。“一”指的是统一、起始。“凡”意为凡是、所有。寓意此孩子独一无二、气概不凡。

　　徐家镇私塾的学生不少，有十几二十个孩子。这些同学都比韩居正小三四岁、四五岁不等，特别是范兆寿更小，他们都是家长提前送到私塾熬日子的。在私塾里，和韩居正关系很好的同学有：郭维福、范兆寿、解学智（又名解铁光）、郭锡三。由于韩居正的年龄比这几个孩子的年龄大，自然而然的成了他们的领头人。

　　韩居正通过郭维福、范兆寿、解学智、郭锡三同学，认识了他们的家长，并对同学家长有了一定的了解：范兆寿的父亲范毓珍，字可藏。生于1894年。幼年上过私塾，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看书不少，知识面很广，知道的东西也多，打的一手好算盘。范毓珍性格内向，为人正直，思想开通、聪明，经常为村里办善事、办好事；郭锡三的父亲郭德通，1898年出生，是“瑞隆昌”杂货铺的账房先生，也是徐家镇村有钱人之一，为人正直，思想开通、聪明；郭维福的父亲郭儒学，1870年出生，是徐家镇村有钱人，是“天裕瑞”杂货铺的东家老板，同样是为人正直，思想开通、聪明的人。

　　韩居正在私塾的5年里，先后学习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治家格言、五七言、千家诗、上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幼学等，同时阅读了《说岳精忠》、《东周列国志》、《道德经》、《拍案惊奇》等古典著作，韩居正深受古代圣贤思想影响，立志要闯出一片天地，做救苦救难的七尺男儿。期间，由于韩居正把大把的时间放在阅读课外书籍上，不能按时交作业，很惹侯先生的不满，因此，先生经常用教鞭抽打他的手心。韩居正的母亲崔氏则对侯先生说：“打得好，不打不成人。”韩居正在私塾里除学习基础知识外，还利用闲暇时间，学习写彷字。

　　韩居正11岁时，母亲生了两个妹妹。13岁时，不知什么原因两个妹妹先后生病了。孩子病了，就要请医生看病，也可能是病情严重，也可能是药物配伍不当，反正钱花了不老少，孩子的病却没有看好。到头来是人财两空，家里还兑了很大的饥荒。这二年钱象水一样的花去，韩家的收入只能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经受不住任何天灾人祸。因此遇事了只好卖地，很快将20亩好地中的10亩卖了，又将30亩河滩地中的20亩卖了，只留下10亩好地、10亩河滩地了。就这样，全家还欠了很多外债。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远水难解近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韩锦瑞家没有其他收入，完全依靠土地的收成来还账。因此还钱的事情，也就一直不能兑现，很多债主也就三天两头来家里催债讨利钱。本村高永寿因收不上利钱，就扬言要到县衙打官司，韩锦瑞托高永青的狗腿子白二年说情才了了此事。

　　韩锦瑞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因一时手头紧张，就每天被债主追着，很伤自尊。万般无奈，撂下父母亲、妻子儿女及20亩土地，出走 “西口”。韩锦瑞出走 “西口”，使本就困难的韩家，更陷水深火热之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崔氏托表兄张秉温介绍15岁的儿子到榆次车网村芝兰裕点心铺当了学徒。

　　担上担子卖点心是铺子里最重的苦力活计，而身材廋小的韩居正以前无锻炼，对此等艰难很难接受。一次，韩居正和伙计往50里外的地方送货，他担着30斤货物，伙计担着50斤货物，韩居正走了10里地就走不动了，伙计把他的货分了一部分。二人继续走，又走了10里地，他又走不动了，伙计又把货物分了一部分。就这样，韩居正空着手走，还是走不动。这时，韩居正冷汗四出，两腿抽筋，好在老乡给揉了几下才好转。就这很无意的举动，使韩居正萌发了学医念头。其实，韩居正在两个妹妹因病夭折时，就有了学习医术、以拯救万民的想法。

　　18岁时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债主频频上门讨债，韩居正只得前去内蒙古归化城寻找父亲。经过半月的行程，历尽高山风雪，到了归化城见了父亲。然后不顾善良本分的父亲让他一起打工的劝说，先进“保元堂”的药铺当学徒，后到私人开的位于三贤庙的 “塞北医院”跟随北京医科大毕业的杜际昌和杨郅堂学习。此一时期，他惜时如金，超常用功，3年时间借读了6年的大学课本，啃下了妇产科和部分外科手术，拿到了传习所相当于本科5年的毕业证!二十年代，西方医学刚进入中国，当时懂得西方医学的医生为数很少，学到像韩居正这样水平的人实在不多，只可惜生不逢时，难以施展才华。23岁时，杨郅堂院长介绍韩居正到包头“塞北医院”当医生，不久因军阀战乱无法继续待下去，被迫到北京投靠亲戚没有结果，辗转一月沿路乞讨回到文水老家。1928年24岁时，韩居正与童养媳范广英在文水老家结婚，并在家里给人看病。1931年27岁时，归化城塞北医院的杜际昌医生来信让他到他们医院工作，每月12元工资。韩居正在该院工作2年后因故转至阳泉道生医院当医生，不久因战局不稳又回到老家。在给老乡看病的过程中曾被阎锡山手下以“共匪”抓过。1936年3月在北京西苑冯玉祥部队当上士，期间曾跟冯玉祥部队与日本鬼子打过一仗。这次战斗打了4个小时就结束了，韩居正想医生是拿手术刀的，不是扛大刀的，就在战后不久回到山西老家。1937年初，韩一凡在地下党的推荐下，在马占山骑兵六旅利用军医处长身份开始做政治宣传工作。从此韩居正参加了革命，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二、一个进步人士铸就的钢铁长城

　　徐家镇村是个有数百户人家的村子，地处晋西平原汾河西岸、北岸，在文水县与平遥县交界处，距平遥县城15里。汾河从徐家镇村南或村东经过，致使汾河两岸的许多村庄只能隔河相望，而无法往来，使得徐家镇汾河渡口更为重要。自古平遥地区的大部为丘陵地带，人口稠密，粮食产量很低，吃饭问题需要汾河北岸的文水来解决。平遥山区生活更为困难的农民，只好渡汾河，进交城山开荒种地，然后把收获的山药蛋、粮食运回老家。这就出现了从平遥地区贩上商品来文水县徐家镇村以高于平遥的价格出售给文水南半县的客户；还有以低价收购文水的粮食来徐家镇村以高于平遥的粮价出售给平遥客户的商贩；更有以物换物获取双利的能人。因此，徐家镇成了这一带晋商交流的集散地；成了店铺林立、客商云集、物资齐全的“小平遥”。徐家镇既是物资集散地，又是这一带文化政治中心，围绕着徐家镇这个中心地带，一个年轻的进步人士和优秀的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钢铁长城。

　　1、韩居正—梁学岸

　　梁学岸，原名梁永禄，1909年生于平遥县杜家庄村一个小商贩家庭。1919年在平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受革命影响，成为一位进步知识青年。1929年梁学岸到驻介休县国民党军队中宣传抗日思想，并打入冯王祥部张仁杰师做兵运工作。1931年因身份暴露转移到仁庄村教书，后又因身份暴露，转移到文水县徐家镇学校教书。

　　1931年从外地回家的韩居正在一个合适的场合认识了徐家镇学校的梁学岸先生，由于性情相投，二人很快成为朋友。此后，梁学岸借给韩居正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册子看，韩居正读了这些共产主义的书籍，知道了马克思是德国人。从汾阳中学回来的同学纷纷看望韩居正，谈论他们在学校闹学潮，也谈共产主义，使韩居正从心里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因此说，梁学岸是韩居正对共产党认识的启蒙老师。

　　2、韩居正—范毓珍—-郭维福—范兆寿

　　范毓珍为人正直，经常为村里办善事、办好事。1930年本村青年郭维福在学校搞学生运动，遭到其父亲的极力反对，特别是其父亲听到郭维福因闹学潮而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就不让郭维福上学了，断了郭维福的生活供给。范毓珍对本村几个青年的进步活动很同情，经常给予帮助，对郭维福更是支持。在得知郭维福因其父亲“因为他闹学潮而被开除，断了他的生活供给”的消息后，尽全力支持郭维福的生活供给，并让郭维福到北平上学。

　　郭维福，字锡五、化名魏思文，1910年出生于本县徐家镇一个富裕家庭。1925年在汾阳铭义中学学习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开始搞学生运动。1933年在北平上学时接到范兆寿去信，说自己因在学校为挽留进步校长被开除。郭维福写信让范兆寿到北平念书，并介绍范兆寿加入中国共产党。

　　范兆寿，字彭年，1914年生，因在太谷铭贤中学组织学生闹学潮被中学开除。后到汾阳铭义学校，由于铭义中学的校长余心清积极宣传爱国思想，导致学校要辞退他，学生们闹学潮要挽留余校长，这次学潮的后果是高中两个班集体迁校，范兆寿与另外5个学生被学校开除。1933年到北京找到郭维福搞地下学生运动，经郭维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受北平地区党的负责人王森领导。

　　韩居正和郭维福、范兆寿是徐家镇读私塾时的同学，尽管年龄差别有些大，但这毫不影响他们的关系。1930年以后，郭维福考入北京的学校后，因资金困难，几次想放弃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韩居正得知情况后，多方筹集资金接济郭维福这个外出求学的同学兼朋友。

　　3、韩居正—解铁光—刘仰峤—韩居宁

　　解铁光，原名解学智，又名解学恭，原籍文水县杜村，1909年出生于文水县徐家镇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汾阳铭义中学读书，1926年转入太谷铭贤中学。由于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并亲自到国民党汾阳县党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而被校方开除。之后，考入山西大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积极参加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及抗日救亡运动，创办进步刊物《五月》杂志。1932年加入“社会科学家联盟”、“反帝社联”、“互济会”等革命组织，担任中共北大社会主义联盟支部书记。1933年1月28日，解铁光和同学刘仰峤组织北平学生纪念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一周年天桥集会。会前，解铁光因穿衣较少，刘仰峤看解铁光有些冷，就临时将自己的一件夹克从身上脱下来给解铁光穿上。会议开始后，闻讯而来的警察将参加会议的学生逮捕，解铁光因穿着这件非常引人的夹克，而成为显明的目标而被捕入狱，后被判处7年徒刑。

　　刘仰峤，1911年生，山西省岢岚县人。1930年在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期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1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1月28日和解铁光组织指挥了北平学生纪念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一周年天桥集会。

　　韩居宁，是韩居正的二弟，1908年生，1919年至1921年在徐家镇私塾学习，1921年至1922年在徐家镇国民小学学习。1923年回村后，作肩挑小贩，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也看到了旧社会处处都是不平的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居宁积极参加石家堡村牺盟会工作，并担任村牺盟会负责人。由于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于1940年由二区宣传委员唐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石家堡村党小组组长，不久被党组织选送到晋绥八地委在离石县上安村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学习。百团大战期间，韩居宁参加了二区游击队组织的破坏日军汾阳至平遥铁路、公路和桥梁活动，还动员了村里其他群众一起参加，并根据上级领导人的指示，组织村武装人员给敌人以重击。1941年石家堡村要做护村堰，郭生茂等好几家富户掌握了村中的大权，他们下令要按人口的多少分配工程量。在这种情况下，韩居宁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领导全村群众进行了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坚决要求按户分配工程。这一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地主老财决定村中一切的传统，使他们不得不变的稍微规矩一些。村书记员（会计）由地主赵福祥担任，拿全村人的钱财过富裕日子。而八路军家属高秉礼家则因无劳力无收入，生活十分艰难。韩居宁领导群众与赵福祥争权，最后终于迫使赵福祥交出了职务。

　　解铁光于1930年考入大学文学系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经济十分困难的韩居正曾设法筹集资金资助前去学习。后来，韩居正、韩居宁闻讯解铁光坐牢后，筹集了部分费用，千里迢迢的前去北京探监。经过和解铁光相会交谈，使韩居正、韩居宁懂得了造成当前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道理。其实，解铁光是韩居正、韩居宁兄弟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解铁光于1940年8月刑满释放后，范毓珍、韩居宁专程去北京把解铁光接回徐家镇，并让解铁光住在自己家中。1941年范毓珍、韩居宁又通过韩居正的关系将解铁光送往延安。

　　4、韩居正—郭维福—范兆寿

　　1935年受北京地下党组织派遣郭维福及范兆寿、申培信、张惠泉赴绥远开展党的工作，范兆寿和申培信、张惠泉路经包头时引起警方的怀疑，故以政治嫌疑犯将他们扣留。范兆寿被警方逮捕后，先关押在包头第一监狱，后转押至归化（呼和浩特）“绥远第一监狱”。范兆寿同监狱住的有王若飞、苏谦益等人，在“绥远第一监狱”，范兆寿很快与王若飞、苏谦益等取得联系，在监狱里联合其他共产党员，开展绝食斗争，迫使监狱改善了犯人待遇。范兆寿在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工作的同时，并在写给父母亲及弟妹的家书中提到要抗击日寇的革命言论。1937年底，范兆寿被释放。

　　郭维福离开绥远，到北平又到山东即墨、青岛一带工作。1935年在青岛被捕，被扣押山东青州县监狱。1936年或1937年转济南监狱。

　　1937年范毓珍得知韩居正前去内蒙古绥远城找事做时，专程到石家堡韩居正家，让韩居正到绥远后到归化“绥远第一监狱”看望儿子范兆寿。韩居正到归化城后，曾3次去“绥远第一监狱”探望范兆寿：第一次去时，未见上范兆寿的面；第二次见了范兆寿，和范兆寿说了一些安慰话，并给范兆寿在监狱里存了些款，卖了些日常用品；第三次看望时，范兆寿对韩居正说自己快出狱了，让韩居正在归化城等他。

　　5、韩居正—梁学岸—郭锡三—顾永田

　　1935年梁学岸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梁学岸被委派为文水县一区牺盟会秘书。1937年5月参加山西省牺盟会特派员培训班学习。

　　郭锡三，又名郭鸿璜，1912年出生于文水县徐家镇村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在太原国民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被北平国民党警察逮捕入狱。1936年在太原开展党的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敌人逮捕，供出郭鸿璜受党组织委派在北平开展党的工作。时间不长，山西阎政权派人到北平将郭鸿璜押回山西对证，在转押山西途中，趁看守不注意，郭锡三从火车上逃回徐家镇家中。不久被太原地下党组织秘密接走，在太原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

　　顾永田，1916年出生于大黄山乡西朱家村人。1932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顾永田与同学们一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与刘剑、权启仁等倡导成立徐州学生联合会，顾永田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1936年春徐州学生读书会成立，顾永田积极参加活动，后遭国民党铜山县当局通缉。同年秋，只身到达北平投入抗日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党派到延安学习。1937年春顾永田到山西太原从事抗日活动，到太原后参加了牺盟会的工作，并担任山西牺盟会总部执行委员和太原市二区牺盟会特派员。

　　1937年5月韩居正从归化城回家路经太原时，得知自己的朋友梁学岸、同学郭锡三在太原参加山西省牺盟会特派员培训班学习，就专门前去看望。在这里，梁学岸、郭锡三介绍韩居正认识了山西牺盟会总部执行委员和太原市二区牺盟会特派员顾永田。也正是通过和韩居正谈话，顾永田知道了韩居正是个外科医生。梁学岸、郭锡三、顾永田动员韩居正参加山西牺盟会工作，韩居正答应回家后参加文水区牺盟会组织。

　　6、韩居正—郭维福—范兆寿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郭维福在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时被释放出监。

　　1937年初范兆寿被释放出狱。范兆寿出狱后，即在陕西榆林地区寻找党组织，但未找到就回了临县兔坂镇，然后又回文水徐家镇。

　　出狱后的郭维福回到徐家镇后，推荐韩居正到汾阳医院工作，并让韩居正到汾阳医院找王大夫接洽。韩居正到汾阳医院后，有个医生对韩居正进行考察，然后推三推四的不想用。回到徐家镇的范兆寿看韩居正的工作没着落，就介绍韩居正到马占民的整编骑兵旅做政治工作，由于韩居正一力主张做医务工作，没有达到愿望后，就辞职回家。

　　抗日战争时期，郭维福先后任淄博矿区工委委员、中共淄博特委民运工作部部长、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兼鲁南抗日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共鲁南区党委民运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民运部部长，中共鲁中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东支前司令部人力部和政治部主任、西南服务团第二团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川东区委第二副书记、川东行署副主任，1954年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院长。1967年10月30日郭维福被本校学生迫害致死，1978年中共中央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7、韩居正—范兆寿—梁学岸—郭锡三

　　1938年3月，范兆寿同狱、担任临县牺牲救国同盟会中心区领导的苏谦益知道范兆寿从监狱出来，并在临县兔坂镇住宿的消息，就打电话让范兆寿赶去县城接关系。范兆寿接电话侯连家都没有回，向“自盛杨”字号借了辆新自行车（日本鉄生茂牌），骑着就去临县找苏谦益了。兔坂镇离临县城有几十里路，抗战初期社会很乱，路上有两个阎锡山旧军的士兵与范兆寿同行，俩人看上范兆寿骑的新自行车，就边走边说话，走到山里拐弯僻静处，就抢范兆寿的自行车，范兆寿快跑时，士兵开枪将范兆寿打死，推到很深的山沟里。这年范兆寿25岁。

　　1937年8月郭锡三（郭鸿璜）被任命为决死三纵队七总队政治部主任。郭锡三担任山西决死队第三纵队第七总队政治部主任后，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并在部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1939年12月25日阎锡山发动“阳城县郭峪村兵变”，郭锡三等一大批干部被捕。1940年5月1日阎锡山军队南撤时，将郭锡三等革命志士惨杀，郭锡三是年27岁。

　　1937年6月梁学岸调五寨县牺盟会工作，任特派员。10月五寨县成立了中共秘密临时县委，梁学岸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1940年梁学岸任五寨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地方游击大队长。1942年8月18日，日伪军包围了五寨县政府驻地杨家坡，战斗中，梁学岸身负重伤，把政府印章和文件交给李虎仁，要他与张俊生突围。李、张两人离去后。梁学岸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年33岁。

　　同学兼朋友范兆寿、郭锡三、梁学岸等先后牺牲后，韩居正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地方党组织合适安顿这些革命先烈，并要优待这些革命先烈的家属。建国后，范兆寿被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10月19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又给范兆寿补发了烈士证书。全国解放后，郭锡三被葬于阳城革命烈士陵园。2015年8月梁学岸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1951年范毓珍及儿媳妇邓文英决定将烈士范兆寿的遗骨从临县迁回文水安葬，他们从临县动身时，由于路途遥远，就在县城柴市街韩居正家住了一晚，装范兆寿骨头的小箱子则在韩居正家的屋檐下放了一晚上。

　　8、韩居正—郭广清（夫吕怀忠）—范兆常（夫刘仰峤）—郭锡九

　　郭广清，又名郭春兰、郭锡兰，是郭锡三的妹妹，1919年12月15日出生于文水县徐家镇村。1937年考入汾阳铭义中学，1937年10月铭义中学校要迁到临县碛口镇，父亲把郭广清接回徐家镇村。1937年10月文水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成立区牺盟会组织。郭广清在大哥郭锡三的鼓动下参加了二区牺盟会组织，并担任徐家镇村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干事。1940年1月从徐家镇村里调二区工作，担任二区妇救会组织部长。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被组织推荐到晋绥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又于1941年5月转到晋绥八分区地委干部训练班学习。后调八地委宣传科工作。1942年5月经组织推荐到晋西北师范学校学习，1943年10月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1943年左右与晋绥第八军分区副参谋长吕怀忠结婚。吕怀忠，山西原平人，1917年生。1936年考入太原陆军军官教导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决死二纵队从晋南转移到晋西北根据地，吕怀忠多次率部掩护第八军分区机关转移，抗击日军对根据地发动的扫荡。1943年9月18日，吕怀忠直接指挥攻打草庄头敌据点。1945年8月31日晚，吕怀忠率晋绥八分区武装部队冒雨攻打文水城。9月1日，吕怀忠亲临城西外的边沿阵地指挥作战，被城墙工事暗堡内敌枪弹击中腹部，壮烈牺牲。

　　范兆常，原名范兆嫦，乳名玉香，曾用名苏华，是范兆寿的妹妹，1920年3月9日生于文水县徐家镇，1938年3月被临县牺盟会主任苏谦益送范兆常到决死四纵队随营学校四分校二队学习。1938年六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决死四纵队分组二零三旅和独立七旅后，范兆常调二零三旅政治部组织科工事。1939年12月与决死四纵队政治部主任刘仰峤结婚。1940年3月赴延安陕北公学六十一队学习，1942年夏回到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工作。刘仰峤，1937年任军政训练班7连政治工作员，山西革命兵军官教导第9团政治处干事、中共工委书记。1938年任决死第4纵队12总队政治副主任、总队工委书记，后以纵队特派员身份到随营第五分校训练军政干部。1939年，任新军203旅组织科科长，在“十二月事变”中，配合19团逮捕了旅长刘武铭等一批旧军顽固分子，参加了晋西北反顽战役。1940年后任20团政治处主任，决死第4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决死第4纵队兼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郭锡九，化名王瑞，是郭锡三的弟弟，1925年10月生于文水县二区徐家镇村。1938年牺盟会、工卫纵队晋中办事处为扩大政治影响和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救亡，决定在文（水）交（城）山区三道川下社村组建大众图书馆（后改名为大众书店）。大众书店在徐家镇村隐蔽期间，有很多工作人员在郭锡九家住宿。因此，这些人和郭锡九的家人很熟悉。受大哥郭锡三和大姐郭广清的进步思想影响及文水县委宣传部长殷裕、二区区委书记李珍的熏陶，十四五岁的郭锡九于1940年参加工作，并改名王瑞。，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的王瑞，多次随大众书店工作人员上吕梁山的三道川下社取文件、资料等。由于王瑞从小长得精干、有耐力，和其他工作人员上山时，从没有因年龄小、体质弱而掉队，拖别人的后腿。因此，被随行的抗日干部喜称为“赛麻虎”（文水方言，麻虎即狼。狼，跑的快，有耐力。）1941年正月由于日军在下曲、信贤西社驻扎了据点，大众书店的工作人员也陆续转移到山上。1941年4月初调晋绥八地委宣传部工作。

　　从太原回到文水的韩居正，在梁学岸、郭锡三、顾永田动员下参加了石家堡村牺盟会组织，成为一名牺盟会员。由于工作关系，多次和徐家镇村牺盟会负责人郭广清接触。韩居正由于和郭锡三、范兆寿是同学加朋友，因此和郭锡三的妹妹郭春兰、范兆寿的妹妹范兆常很是熟悉，多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给以帮助。郭春兰在1942年5月经组织推荐到晋西北师范学校学习，后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时，受到正在陕西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后方医院学习的山西新军司令部医务科长韩居正的关照。范兆常于1942年夏回到晋西北决死四纵队工作时，因病曾多次前去找韩居正治疗。王瑞在晋绥八地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曾多次到兴县看望新军司令部医务科长韩居正。每当王瑞前来时，韩居正都要抽出时间和王瑞交谈。后来郭春兰、范兆常各自和心爱的人结婚时，由于文水平川徐家镇是敌占区，亲属出入很是不便，她们的家属不能来婚礼现场，韩居正作为娘家人出席了婚礼现场，并送上自己的祝福。

　　郭广清于1945年5月调交西县学校工作，1947年6月调交城县土地改革工作团工作。1947年10月调晋绥八地委干训队工作，参加八分区三查运动。1948年11月调汾阳县公安局城关区工作，任治安助理员。1948年12月调公安八分局检查站工作，任副组长。1949年6月调汾阳县委社会部工作，任干事。1949年11月至1980年5月在多个单位任职，1980年6月离休。

　　郭锡九于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任文水县委秘书，1946年4月至1947年3月任五区区委书记，1947年3月至1947年5月兼区武工队队长；1947年5月至1948年1月兼任三区区长，同时任文水县武工队队长。1949年王瑞南下四川，任中共天全县委副书记、书记。1953年至1983年在多个单位任职。1983年选为中共四川省四届省委委员，1985年选为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范兆常于1944年二次去延安，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1946年10月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离开延安随部队到晋冀鲁豫边区易公司秘书室工作。1948年调石家庄贸易公司大众商店工作。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随军南下在南京工人政治学校、南京西南服务团工人队任辅导员、政治指导员。1949年10月至1981年9月先后在多个单位任职。1981年9月离休，享受副局级待遇。

　　刘仰峤，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党校五部组织科副科长、校部秘书处处长。1945年6月被晋西北各界代表会议推选为出席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鄂豫第五分区政委、党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前委秘书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副秘书长、西南地区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秘书长、副部长，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高等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国家文物局临时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是中共第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三、在炮火连天的年代

　　太原失守前，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撤离太原，经交城、文水山区到达中阳县师庄村和汾阳县王家池村一带。1938年3月初，工卫纵队（部队名称经过几次改换）从离石县经方山县转至文水、交城边山地区，协助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根据地。1938年4月，阎锡山政权批准由山西牺盟总会执行委员、工卫纵队第四大队政治指导员顾永田（中共党员）担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即在交城山的米家庄成立。同时，还建立了各县政府的组织机构。

　　刘斌，又名刘毓秀，1916年生于方山县南村一个农民家庭。抗战前夕是西北炼钢厂工人抗日救国会会长，抗战爆发后刘斌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工人自卫总队。太原失守后，刘斌随部队来文水工作，担任文水县总工会主任。

　　1937年11月，韩居正从静乐县回到文水老家。因连续二三年遭灾，加之兵荒马乱，1938年春本村有人家没吃的，有人家有饿死的，还有人家卖儿卖女。为了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韩居正找到在太原认识的时任文水县总工会主任的刘毓秀及本村的石光玺提出向富人借粮吃的办法，以解决本村群众面临的生死问题，韩居正的提意得到了刘毓秀的认同。在刘毓秀帮助下，韩居正、石光玺等组织群众从富人家借出了为数不少的粮食，帮助贫苦农民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1938年4月，曾在太原和韩居正有一面之交的顾永田任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了。顾永田得知韩居正正在石家堡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吃，就亲自到石家堡动员韩居正去工卫总队从事医务工作。顾永田知道，部队太需要韩居正这样的外科医务人员了。每次作战，因为缺乏战地医生，好多受伤战士因之而牺牲。顾永田掏心掏肺的劝说，唤起了韩居正的正义之心。韩居正没有任何犹豫答应了顾永田的请求，随即顾永田亲笔书写介绍信，让韩居正到交城山沙沟、米家庄工卫总队驻地找总队长郭挺一报到。

　　郭挺一，字巨才，又名郭挺乙，化名马全五。1905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王进村，1925年加入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挺一在部队向谁靠拢的关键问题上，接受了程子华的意见，把队伍向北带到汾阳、文水、交城一带。1938年4月，郭挺一向阎锡山建议，把工卫总队（团）扩建为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指引下，协助建立地方政权，开辟了以文水、汾阳、交城为中心的平川根据地，为开辟文交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韩居正向郭挺一报到后，郭挺一旅长当即任命韩居正为工卫旅军医处长。同时着手筹备建立工卫旅野战医院。在郭挺一的支持下，韩居正很快在交城山寨底村办起了野战医院，韩居正兼任野战医院院长。

　　寨底村是交城山一个不大的山村，地处屯兰川西端，属吕梁山脉西段，海拔高度15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此处山清水秀，清晰溪水常年不断流，空气清爽，林业茂盛，空气含氧量较大，是人类宜居的好地方。韩居正领导的工卫旅野战医院筹备人员就在这样一个深山密林中盖了十几间房子，每个房内有一盘土炕。为了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还挖了储藏药品、粮食、蔬菜的窑洞。这样，敌人扫荡时，伤病员就可以迅速转移到深山的密林中。后来在敌人数次扫荡，伤病员没有受到鬼子的伤害，而且医疗、病员的生活也没有遇到大的困难。

　　开办初期的野战医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经费和药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郭挺一旅长除通过组织派人潜入太原，为部队购买军需物资外，还派韩居正到文水平川信贤村筹集药品及其他军需物资。

　　工卫旅医务人员不断增多，但理论水平和医疗技术，很不适应部队的发展需要。为做好战斗中的救护和平时的医疗工作，旅部抓了医务人员的素质的提高。1938年夏，旅军医处和医院在交城山西冶村组织医务人员培训学习。王仰文讲内科病理知识，薄宏川讲解剖生理学，韩居正讲外科处理知识，梁贵棋讲绷带学，李仁体讲药物学、拉丁文。学习方法是除理论学习外，还结合临床病症进行学习。如外伤化脓性的病症、败血症、消毒、隔离与换药等。传染病方面，主要学习伤寒、斑疹、痢疾、疥疮等病的防治。总之，医院有什么病就讲授什么病的病理与防治。经过近一年的训练，一般人员都能担负外科的诊治和战场救护工作。

　　19岁的宋立华是汾阳交口村一个田姓人家的童养媳，1938年9月随大哥参加了工卫旅，他大哥在特务连当战士，宋立华被分配到医院当护士。一字不识的宋立华初当护士时，经常因怕取药喂药而提心吊胆的。韩居正就教宋立华按病员睡的位子，在药包上划道道，如1位就划1道，3位就划3道，顺序划下来，就保证不会吃错药。从宋立华当护士起，就觉得识字太困难了。韩居正就认真教她识字，用纸做成方块，写上她管的伤员的名字，先认这些字。为了记牢，还在每个字块上做个象形符号，这样教上宋立华一回，就不会忘记了。此后，韩居正教宋立华从人名开始，以后又认药品、器械名，凡是日常用的字都教。韩居正还给宋立华做了一个土盘，没有事情，就反复让宋立华写，反复认，不到半年，宋立华对日常用的字基本都认识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韩居正全力抓野战医院工作时，麻烦来了。工卫旅野战医院建好后的1939年春，旅部派李子元来验收。李来后说去年韩居正到文水信贤村将武家的家具没收是错误的。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开办野战医院初期，遇到的问题就是缺乏经费和药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郭挺一对韩居正说：“文水平川信贤村有个叫武文的汉奸，家里有不少药品，你下山没收回来。韩居正和武宽医生到武家时，武家已成一个空屋，只有桌椅板凳。万般无奈，韩居正将这些家具卖了，购置了一批药品回山。此事给旅参谋长汇报后，参谋长说韩居正的热心工作可以立一等功。

　　这个很小的事情，旅长、参谋长都知道。但不知道韩居正在什么地方惹得郭旅长不高兴了，因此这个可大可小的事情，被郭旅长无限的放大了。不久韩居正被派往陕西宜川县第二战区军官集训团受训，1939年9月受训结束回到岢岚工卫旅驻地。时间不长，旅部对韩居正进行了处理，撤销其军医处长，降为23团的卫生队员。此时，还发生了其他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万般无奈，韩居正只得回家避难。

　　回家后的韩居正积极和刘斌（刘毓秀）联系，参加了文水地方政府和武装组织的破坏平遥同蒲铁路活动。1940年6月4日，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南胡家堡村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结束后，工卫旅派驻文水县的抗联秘书刘斌等30多名干部留宿在南胡家堡村。6月5日日伪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南胡村，派村公所公人在村里的敲锣：速到村公所听太君讲话。全村群众很快去了村公所，随后日军逐个盘问，稍有嫌疑就押到庙里的戏台上毒打审问，刘斌是方山人，不是本地口音，日军马上把刘斌抓到戏台上，用尽各种酷刑，刘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最后，将刘斌高高举起摔到地下，刘斌七窍出血，三次昏死过去，冷水一冲再没有醒过来。日军走后，一对夫妇发现刘斌还有口气，就将刘斌抬到石家堡交给韩居正，在韩居正悉心治疗下，刘斌很快得到康复。

　　1940年夏，新任工卫旅旅长侯俊岩命令工作人员通知韩居正归队，并委以韩居正重任。命令韩居正率领三四十名医护人员，在交城山筹建罗板沟野战医院，同时任命韩居正为医院院长。

　　侯俊岩，又名石岩、兆麟，1910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西王智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35年冬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专修班。1937年春毕业回国，在北平由雷任民为其接上中共党的关系，回山西后分配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宣传委员会工作。同年11月，任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任工卫旅旅长兼政委。

　　1941年3月下旬，医院在罗板沟村正式成立。罗板沟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沟，居住着10户人家，对外交通很不方便，完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一砖一瓦的情况下，要建成一个小医院，困难当然是不小的。韩居正领导的这所新建的医院，完全靠医院的少数工作人员和住院的伤病员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没有木材就上山砍树，没有砖瓦就随山就势建成一排排简易土屋，没有煤炭就上山砍柴，拣干树枝烧饭取暖，没有油就拣来的山杏压碎榨油，粮菜不足就自己种地、养猪。过年过节还派人上山打野猪采野味、尽管条件很苦，但是大家如同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一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伤病员心情舒畅，体力不断增强，直至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在医院里，吃住的条件十分艰苦，是不待言的，但更困难的是医疗条件。洗伤口最好的是过锰酸钾水，没有了就用食盐水，脱脂棉用的是普通棉花，药布用的是粗布。伤员得了破伤风，只能用一点樟脑，根本没有防治破伤风的血清。医院的医务人员就是在这样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动脑筋想办法，治好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解放后，一位曾在文水县商业局工作的同志，脖子有残疾，他说当年被日本人砍伤脖颈，危在旦夕，是野战医院的韩居正院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同一时期，工卫旅旅部驻防交城水峪贯村。这个村是个大村，街道宽阔，房屋整齐，经日寇扫荡后，全村房屋烧了很多。卫生处住在村东北角刚修整看的一个院子里。群众情绪低落，街道十分脏乱，并发现有些传染病的流行。韩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就建议旅部领导组织军民卫生委员会，修整房屋街道，灭蝇防病，扑灭传染病的流行。这个建议得到了司令部参谋长张新华的赞同，他亲自带领司令部参谋及各单位的领导，进行检查，划分卫生区域。一个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在水峪贯村开展起来了。部队修整街道，挖通厕所，修盖房子，只用了三个星期时间，群众和部队的住房便都建起了。各街道也都修了马路，两旁用砖和石头砌成水渠，清理了垃圾，又从河的上游吧水引到村内。通讯连还把山上的松树移栽到马路两旁，美化了环境。医务人员还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群众中，扑灭伤寒、流感的流行。同时，整修了水井，加高了井台，防止了水源的污染。经过一个多月的卫生工作和建设，军民精神振奋，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遇到节日，军民联欢，演出各种文艺节目，把日军扫荡后造成的悲惨景况一扫而广。卫生工作的开展不仅起了防病灭病作用，而且振奋了人的精神。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报导了水峪贯的卫生建设工作的经验。

　　韩居正担任医院院长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应对日军扫荡的策略。1941年，敌人对八分区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的扫荡，这两次扫荡，敌人都到了医院驻地附近。夏季扫荡时，伤病员进行了分散隐蔽活动。每个医生负责20名左右的伤病员，配备几名护理人员到指定的山洞中去，每个洞可住5至7名伤病员。工作人员每天给他们送饭换药，并告诉他们敌人扫荡情况及我军反扫荡的胜利消息，树立伤病员对反扫荡的必胜信念。组织轻伤员照顾重伤员。敌人扫荡时，日伪军和汉奸到处搜山，寻找伤病员和埋藏的粮食。他们在山中乱喊叫：“出来吧，看见你们了”，实际上是瞎咋呼，在深山密林中，只要你沉着不动，敌人是找不到我们伤病员的。冬季扫荡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原来的山洞不能隐藏伤病员，就在山上挖更小的山洞，洞里打上火坑，可以烧火取暖，但白天不能烧火，怕敌人发觉。这种山洞，即使敌人到了洞周围几十米，也发现不了，所以在敌人扫荡时，伤病员都很安全。

　　1941年春，日军扫荡刚结束，旅卫生处便在水峪贯开办了医务人员离职短期培训班。从各团抽调医助、护士长和一些卫生员前来学习。课程安排：除讲医学基础及临床理论外，还增加了防疫、防化学武器及生物学、拉丁文。教师除以韩居正为主外，还有王仰文、李仁体等人。

　　1942年初，韩居正调山西新军司令部医务处，任医务科长。上任初期，就遇到日寇两个混成旅春季扫荡及村川大队700多人进攻革命根据地兴县。韩居正积极调动医疗队和各野战医院，为部队与日军苦战七天七夜，消灭村川大队，取得“田家会大捷”，成功保卫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的医疗保障。

　　为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山西新军司令部除组织在职医务人员学习和办培训班外，还送往延安医科大学学习。1942年秋，韩居正作为第一批团卫生队以上高级班学员人选，被司令部派往陕西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后方总医院，即晋绥军区卫校（原120师卫生学校基础上扩建，后迁至西安，发展成为第四军医大学）交流学习。1942年毛泽东刚刚发表《纪念白求恩》，韩居正被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医疗精神深深打动，深受鼓舞。八路军后方总医院是白求恩先生工作过的地方。他怀着敬仰的心情，以“大医精诚”的态度，精勤不倦，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种知识。学校有一本德国版的人体解剖彩色图谱，韩居正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用几个月业余时间，将375页上的452幅密密麻麻彩图，全部用红蓝黑三种颜色拓绘下来，并用中文标注。用他自己的话说“耗尽心血、乐此不疲”。人体的五脏六腑如何分布，哪一部分的肌肉、血管、神经怎样相连，他都了如指掌，熟记于心。学习期间，韩居正经常在白求恩医生做手术的手术台上观摩、操作，想以自己的刻苦，为抗战多出一份力，多保住一个战士的生命。他把这本书带回了根据地，作为教材，让更多的医生医技得到提高。

　　1944年，韩居正从晋绥军区卫校毕业，被直接派往兴县八路军一二零师医院门诊部工作。恰逢由军官、医生、技术人员等组成的美国观察组视察，美国人恩克看到他拓绘的彩色解剖图谱后，佩服地竖起大拇指，直言“了不起，了不起，共产党有办法。”在兴县工作期间，他的妇产科技术很有名气。贺龙师长几次对韩居正的医疗技术给予肯定，延安的一些患者也经常专程到兴县找韩居正医治。

　　1945年8月，八路军120师进军东北，医务主任张汝光向韩居正传达了师卫生部决定，让韩居正以部队军人身份，留在由120师卫生部正在筹备的兴县民众医院，负责医务建设。韩居正不负组织重托，组建起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中医科，并用3年时间为医院招收培养了120多名技术人员。此外，党组织还派出一名通信员和一匹马，随货折价回到文水老家，沿途用担架轮换的方式，把韩居正的家属和小孩接到根据地团聚。

　　四、致父母提心吊胆的事

　　1939年9月在陕西宜川县第二战区军官集训团受训结束回到岢岚工卫旅驻地，时间不长万般无奈的韩居正回家避难。

　　这一时期，文水的形势很是严重。回家后的韩居正也很害怕，既怕日本人，又怕顽固军。顽固军到处活埋人，徐家镇活埋了武进，杜村活埋了姓解的。有一天半夜突然有人敲门，韩居正的父亲开了门，进来两个背枪的，其中一个穿大衣的慌慌张张让韩居正起来跟他们走。韩居正也不敢吭声就跟着他们走了。这时，韩居正断定自己要被活埋了，叹息一生就此结束了。韩居正跟着这两个人一直走到平遥南良庄坝上，从一个院子里出来一个老头，是韩处长来了吗?韩居正说来了。他说请韩处长到里面坐。韩居正就大大方方地进去坐。那老人说他是侯政委的父亲，让韩居正上山带口信，人侯正文一切问题要听他哥侯外庐的话。韩居正答应了。这时韩居正的精神才安稳了些、侯政委的父亲要和叫韩居正来的两个人一起把韩居正送回去。他们四个人走了不远，发觉前面有三四个人躲躲闪闪。韩居正听到对面有人叫他的乳名蛇生子，韩居正仔细一听是父亲的声音。近前一看，是父亲和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一起来的，他们都拿着铁锹。韩居正的父亲哭着说：“孩子，你再不要做这些事情了，我们就是讨吃要饭也是安然的。”

　　1942年初，韩居正被任命为山西新军司令部医务科长。时间不长，就带领修养所的部分人员前往兴县休整。当韩居正骑马到达黑峪口河口时，遇到敌人扫荡。突然，司务长侯伯之对韩居正说“敌人在他屁股后面，必须赶快过河。”当时船在河边等着，待大家上船后，侯伯之把韩居正骑的马的缰绳拉住，使韩居正顺利上船，并很快过了河。当第二只船开过来时，由于船夫没有注意，致使船碰在冰上，被碰破一个大口子，霎时船倒退了十几二十米。此时，船上的200余人中，一部分人落水，一部分在船上挣扎。韩居正看见认识的一个马夫也落入水中，急忙将裹腿的绷带解下，投掷到河中，把马夫拉到河边。由于马夫身穿的棉衣湿透了，很是沉重，韩居正不仅没有将马夫拉到河岸，反倒是马夫将韩居正拖退了二三尺。就这样，韩居正看着马夫渐渐沉下去。由于扫荡敌人已到岸边，韩居正等一应人员只得离开。此事发生后，石家堡村一个叫铁疙瘩的后生，告韩居正的父母亲说韩居正在黄河里牺牲了。得知噩耗的韩居正父亲捶胸顿足，婆姨也不想活了。直到1946年韩居正回家了，一家人才欢天喜地。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10月，文水形势很是紧张。由于韩居正和韩居宁都给共产党做事，因此，韩家的大门上被阎锡山政权文水二区区公所挂上了“叛军家属”的牌子。韩居正的儿子韩健民因个子高怕抓壮丁，也跑到兴县找父亲去了，家里只有韩居正的父亲、妻子及没办法跑路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加难过，家里人走到那里都没人理睬，地被没收了，仅有的一点粮食也要分几处藏起来，一部分藏在院子外面挖的地窖里，一部分藏在院子里的驴圈下面。后来粮食吃完了，全家靠拣烂菜叶子过日子。大门外的一盘磨上，韩居正的母亲想念儿孙，愁日子难熬，每天坐在磨盘上哭，哭瞎了一只眼。

　　此一时期，阎锡山政权二区区公所抓人、打人、杀人是经常的事情。1947年秋文水环境更加恶劣，阎锡山政权二区区公所在石家堡要召开万人大会，目的是通过推广阎锡山政权的乱棍打人办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要求全村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4大队人员都参加。韩居正的爷爷韩维和因是叛军家属，被确定为这次乱棍打人的对象。乱棍打人就是五六个很壮的小伙子用木棍从被打对象的腿部开始打，一直打到头部，打死为止。被打人员各村轮流，消息传出后，韩居正的韩锦瑞正参加南齐村的修渠劳动。韩锦瑞是个见了虫子绕道走，见了三岁小孩子不笑不说话的人，哪能承受如此的屈辱和打击。一天劳动完象往常一样三三两两相跟着回家，韩锦瑞突然向狼窝（地名）的一块自留地走去，并把绳子搭到树上。村民高炳旺看见，说“二牟爷，你做这傻事?”韩锦瑞说：“不想活了，怕乱棍打。”回到家，高炳旺把韩锦瑞想寻短见的事告诉韩居正的家人，全家哭成一片，不知道该如何劝说。以后，只得每天托付劳动的人和韩锦瑞相跟回家。后来，一个叫石四则的人对一些人说：“韩锦瑞的两个儿子都在共产党里做事，谁敢保谁的天下，万一哪天共产党得了势，你们小心他儿子们回来算账，到时候就该吃家伙了。”一句话吓住了那些人。后来二区区公所人员将石家堡的农会主席刘光魁该定为乱棍打人的对象了。

　　五、在医务战线发光发热

　　全国解放后，组织上本想让韩居正到黑龙江负责医疗卫生工作，但韩居正想到老区人民在战争中为革命作出不少牺牲，更需要他，最后坚决留在老区继续工作。

　　1950年韩居正调入临县人民医院工作。当时的临县，由于长期生活条件差，妇女骨盆发育狭窄，生产时死亡率极高。刚刚解放，临县农村大部分人口解决不了温饱，农民吃糠咽菜，遇到饥荒剥树皮吞树叶，肠梗阻死亡病例比比皆是。还有因便秘、腹泻或免疫力低下引起的阑尾炎也不在少数。过年过节吃一顿好饭，平时饿极了的人们又吃出胃穿孔。那时卫生院基本是传统中医，民众对剖膛开肚的外科手术普遍缺乏认知，迷信思想严重。面对道道难题，重重关卡，韩居正在简陋的手术室里，点着马灯带着几位徒弟开始做手术，一台接着一台，一个个频临死亡的生命在他的手术刀下恢复了原本的鲜活，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1952年晋中行署专员亲自点名，把韩居正邀请到晋中专区医院工作。时间不长，临县县委书记王德滋派人把他请回临县人民医院工作，1953年韩居正被任命为主管医疗的副院长。此后，他通过在县培训班讲课和手把手教练，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他还亲自到北京，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张汝光，给临县医院申请了X光透视机和当时缺乏的一些医疗器械。1960年韩居正被选为第四届临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被选为第五届临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韩居正退休，山西省根据侯俊岩、张汝光的证明，比照部队干部待遇，特别批准韩居正带原工资（97.5元，在临县仅低于县委书记）离职休养。1970年，全家从临县搬回原籍文水县。1983年文水县委认定韩居正为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红军离职休养待遇。1994年在文水县城与世长辞，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