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争年代——纪念王中田诞辰一百周年（上）
来源：通讯员 张小虎   2025-06-24 09:56:12

　　2024年农历12月8日，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我又一次翻开了我父亲30年前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再一次仔细回味了父亲25岁以前(新中国成立前)，在山西的学习、成长、工作和生活经历，感慨万千。

　　带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在2024年秋高气爽的10月中旬，我只身来到山西太原，住在靠近太原老城钟楼街、柳巷、开化寺附近的一间酒店。太原现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巷子里的纯阳宮、文庙近在咫尺。太原古老与现代交错的景象随处可见。为了获得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的真实感受，我试着寻找他曾经走过的足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我漫步在五一广场附近，找到了座落在太原老城內600多年历史的文瀛公园，那里有我父亲曾经就读过高中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还有孙中山紀念馆、状元桥、劝业楼、中共太原支部旧址、革命烈士纪念塔。伴随着杨柳在秋风下依依摇摆，我仿佛穿越时光，进入到那个时代父亲的世界中……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

父亲的回忆录手稿

(父亲的回忆录)

　　1924年农历12月8日，我出生在离山西太原不远的榆次老城內。家里生活相对稳定富裕。父亲王希圣(后改名王春武)做些小生意，家里有耕地30余亩，水旱各一半。家里有房院1所，有房15间，场院1处。当时家里有父亲、母亲、祖母、叔叔、哥哥和我。我父亲以务农为主，兼做一些生意，主要是从京津一帶倒卖一些当地短缺又容易出手的货物，以增加家庭的收入。

　　父亲幼年时曾读过几年私塾。但他更多的时间是拜师学习武术，二十几岁已能出师，自立门戶，传授他人武术。父亲对各路拳术和各种武术器械运用娴熟，尤其擅长形意拳、长拳、长刀和单刀。他从不过问跟他学拳的徒弟们的出身背景，也从不收费，更不搞拜师学艺那套礼仪。只要你认真学，他都会教。跟他学拳的人众多，每次在一起练拳有20人左右。他去世时91岁，估计跟他学过拳的人数累计超过千人。

　　徒弟们对他极为尊敬，每逢佳节，都会給我家送些点心。我们全家根本吃不完，常常送给有需要的人。每到农忙季节，徒弟们都会自动跑过来帮忙。每逢农历年间，徒弟们都组织一起上街练武、比武表演，前来围观的人群很多。练到精彩处围观的人群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我父亲从来不向围观的人群索要钱财。如果有大商家给些赏钱，父亲都会分给徒弟们，他自己通常都是一分不留。遇到亲朋好友有困难上门求助，他总会或多或少给与帮助，所以他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名望，被人们尊称为形意拳大师。

　　我们的家从祖上就是遵守孔孟之道，同时也信奉佛教，每年的初一、十五都要向天(天地爷)、向地(土地爷)、灶(灶王爷)、财(财神爷)和观士音菩萨焚香上供，以求诸神保佑我家五谷丰登，全家安康。

　　我们全家没有一人吸烟喝酒。我家的院落总是干净整洁的。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可以说是幸福的，也是无忧无虑的。

　　我的幼年也遇上两件不幸的事件，一件是我两岁时，亲生母亲病故。之后我和我哥哥全靠祖母照顾。母亲走了大概两年多，父亲又娶了继母。因为继母没有生过自己的小孩，所以对我和哥哥还是很不错的。她从来沒有打骂过我们，我俩也沒有穿过带补丁的衣服。但是我和哥哥在感情上跟继母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远不如同祖母那样亲密。

　　另外一件事，我三岁时，堂姑帶我去她家农村那边看戏。回家的路上遇上沙尘暴，沙子进入了我的眼睛，疼痛难忍。回家后，堂姑找来巫婆，巫婆说只要給狐仙上供，取回香灰与水搅合一起洗眼，眼睛就会治好。由此导致我左眼一辈子失明。

　　我稍稍长大后，感觉沒有其他人喜欢同我一起玩，更不用说女孩子了!不过这也刺激了我，我从小就养成比同龄孩子读书用功好学，不愿出头露面，也不善与人交际的性格。

　　我幼年时期开始，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火车，有了电灯，还有了自行车。榆次的纺织厂、面粉厂好像是从地下一下子冒了出来。当时附近几十里，甚至数百里的乡下人都频繁跑到我家榆次这边来看火车，看电灯。老百姓非常好奇，议论纷纷。我家很快也有了一辆德国造的自行车，家里还摆上了进口的大座钟。

　　火车为什么比咱们的马儿还跑的快?电灯为什么比月亮还要亮?电灯还能在夜间大放光芒?前后两个轮子的自行车人怎么跑都追不上?当时虽然有了照相机，可那时家人及周边的老百姓都怕拍照，认为它会把人的灵魂攝走。我亲生母亲在世的时候，她也不敢拍照。母亲走时我太小，因此我对母亲的音容笑貌毫无印象。

　　这些变化，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来，我又听说这些洋玩艺都是叫瓦特和爱迪生的外国人发明的。由此我便从小就对他俩非常敬仰，梦想着将来长大以后我也能夠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发明家，造福人类!

　　我在6岁时就上了小学，当时的学校并不多，榆次城内仅有三所小学并且男女分校，两所男校，一所女校。上学的孩子也很少，毎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也不到四十人。

　　尽管学校是公立的不收学费，但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只能跟着大人们一起奔波生计，哪有时间和钱去上学?能上学的也是只有富家子女和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

　　当时学校里念的已经是新课本，不再是“之乎者也”之类的书。每天一上学就要先念“总理遗训”，学校老师也经常给我们讲孙中山先生。我和同学们也由此知道了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创立了民国，并倡导三民主义学说。老师在课堂上也讲了许多关于孙中山救国救民和他曾在山西太原文瀛公园演讲的故事，人们称孙中山为国父，对他极为尊敬。

　　那时，虽然推翻了帝制，民国也成立了，男人的头上沒有了辫子，女人也不再裹脚，但社会一切照旧。穷苦人家依然要卖儿卖女，官场愈加黒暗。因此，学校里也有组织我们參加一些社会活动，让我们上街喊口号，“打倒列强!除军阀!”

　　我那时也听到过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但在我们脑子里被灌輸的都是“×××杀人如割草”、“×××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社会和舆论对共产党充满了恐惧。由于这些原因，普通人还对国民党存在着许多幻想，认为三民主义是挽救中囯的良药，蒋介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事业的真正继承者。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也影响了我所在的榆次小学。学校每天都有人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名为《五月的鲜花》，这首歌我至今还能哼唱着。学校里的口号也变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记得老师在课堂上指着不远处的秋海棠花说，“中国好似一片美丽的秋海棠花，现在正在被害虫(日本)蚕食着，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救亡图存!”这些话都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我开始有了一点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当时山西由土皇帝阎锡山统治，他表面上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自己却搞另外一套。军阀割据，自立为王。阎锡山修的铁路不与全国同轨，自己发行货币，有自己的兵工厂和自己的军队，同时他还有自己的特务网络。阎锡山变化无常，一会儿高喊抗日口号，一会儿又屠杀抗日志士。一会儿联蒋，一会儿又反蒋。但是他反共是非常坚决的!

　　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红军曾东渡黃河来到了山西孝义一带，也曾经靠近距榆次不到二十里路程的清源县(清徐县)。当时红军希望阎锡山出兵一起抗日，但受到阎锡山很大的阻力。他大肆宣传说，“×××共产共妻，是杀人抢劫的土匪”。我记得我的家人听到这些谣言时，还害怕恐慌过一段时间。

　　不久又听说共产党红军离开了山西。榆次城西门外有人被砍了头。人们传说被砍头的是几个纺织工人，因为他们宣传抗日，给共产党办事，阎锡山就把他们杀掉。我当时太小，听到这些后感到特別害怕。

　　我哥哥叫王德龙，我叫王德兴。哥哥比我大两岁，他既高大又帅气。我哥哥学习好，他从小又跟我父亲习武，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我上学时遇到任何问题总是要请教哥哥，他也总是照顾我。我俩上学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不仅如此，我哥哥不但跑得快，而且还能打架，同龄人中沒有一个人能干得过他。

　　我很小就养成了依赖哥哥的习惯，到了放学的时候，我就会到校门口等他。我在榆次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哥哥已经在太原上中学(阳兴中学，后并入成成中学)。每逢寒暑假回来，哥哥都会带一些本本纸张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往工厂跑，偶尔也有工人到我家找他。家人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不告诉我们任何细节。

　　有一次，他看到我着急的样子，便悄悄告诉我，他在从事秘密活动，组织革命团体准备抗日!他又告诉我，共产党不是像阎锡山所讲的那样，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他们是专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他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能对外面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我当时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我还是相信哥哥说的话。

　　1936年秋，蒋介石来山西视察，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到榆次西门外新建的同蒲铁路站去列队欢迎他。那时我们都认为他是抗日领袖，并为自己能作为小学生的代表參加欢迎蒋介石，还曾感到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后来听说蒋介石去了西安之后，被张学良捉了，之后又听说张学良把他放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当时完全不明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打到了山西。雁门关一带被占领，日本飞机轰炸太原及榆次，并对榆次火车北站投下了重型炸弹，车站附近变成了废盐墟。我们家的房子也受到了波及，窗戶的玻璃喀喀响，满屋全都是灰尘。那时候我哥只有14岁，他在太原上学的成成中学很快撤到了太谷范村。我哥哥还特意跑回家把我也带走了。我父亲知道后就骑车去范村找我俩，劝我俩回家，我哥哥坚决不肯。我哥哥说，他要和老师、同学还有工人们一起坚决抗日，不打败日寇、决不回家。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带回了榆次。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哥哥就读的成成中学是一所知名的抗日学校。他在学校老师的影响下，參加了八路军，投身到抗日运动的最前线。

　　自从那以后，我哥哥就一直沒有了音讯。

　　记得那年九月九日登高节，我正在家里的田地里收割庄稼，亲眼目睹日军飞机飞过头顶，之后听到一声巨响，飞机对榆次北站又一次投下了重型炸弹。由于汉奸的指引，日军飞机把国民党部队停在车站上的军用列车全部炸毀了。日军很快就攻破了娘子关进入山西。

　　国民党兵开始全面溃败，在榆次街头上随处可见败下阵来的国军。听说这些国军都是川兵。冬季将至，这些军人还只穿着单衣和草鞋。老百姓见到如此情景都感到更加恐慌。这样的国军如何能抵抗日军的进攻呢?于是大家纷纷外岀逃难。

　　我們全家也逃难到了乡下，但祖母死活不肯离开家园。日军到榆次后霸占了我们家的院子，祖母也被日军活活的吓死了。我们当时既害怕日兵又害怕国民党溃兵。虽然国民党溃兵害怕抵抗日军，但是他们却到处凶狠地欺压老百姓、任意掠夺老百姓的钱财。

　　日军占领了太原和榆次，并建立了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由于我们家的房屋田产都在榆次城內，长期住在乡下便沒有了生活来源，岀于无奈我们全家也只好返回榆次城内的家中，在日本兵铁蹄下继续生活。

　　回到了榆次家时，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都被洗劫一空，连门窗也被日本人拆了下来当柴火烧了。家里离开时储存的所有粮食也被当马料喂了。日军把我家的正房当作马厩，沒有办法，对此我们只能忍气吞声。由于榆次是交通要道，日军走了一批，沒过多久又会再来另外一批。我们为了生存毫无办法，只有忍受，不敢有任何实质性的反抗。

　　我记得我家曾住进了一个日军少佐，他把我们全家挤到院子里的小角落，在我家他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时我们家里还沒有自來水，我们每天都要给他挑水用，他还常带着日本女人或者是高丽妺子在我家狂饮狂唱，丑态百岀。日军少佐对他的勤务兵想打就打，想骂便骂，勤务兵一动也不敢动。可勤务兵被打骂后便拿我人家出气，不是摔我家东西，就是狠狠踢我们。

　　由于是日本军官住在我家，其他的日本兵就不敢再进我家来抢劫骚扰。等这个少佐走后，我家又住进一个日伪翻译官，虽然他沒有前面那个日本少佐凶恶霸气，但是他却向我家多次勒索，強行要钱要物，主要是金银玉器、古董一类的东西。我们谁也不敢惹他，只好他要什么我父亲就给什么。

　　七七事变以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些关于国共合作的消息，人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了山西。这支队伍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并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到处拉夫或抢人，也不像阎锡山所宣传的那样。老百姓纷纷传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从来没有见过的好军队。他们正在积极抗日，而且也打了不少胜仗!

　　我哥哥自1936年离开家后，不久就參加了八路军，家里就一直都沒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938年冬天，有人捎来口信说我哥哥想要见我们一面。父亲听说八路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沒有军饷，生活相当艰苦，连盐都沒有。于是我父亲拿了家里一条最好的毛毯和50元现大洋(那时一斤面粉不到一块大洋)，当时的钱还是很值钱管用的，还特别带上一大包盐。我父亲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找我哥。我们去了之后，当地武工队员说，我们来迟了一步.我哥哥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哥哥是军区的侦察參谋，来这一带了解日寇在榆次、太原城及太谷一带的兵力部署情況。前几天他带了一个助手还去榆次火车北站和西站做侦察，回來后昨天夜里就走了。我们问武工队员知不知道我哥哥的去向?以后还回来否?他说我们虽然同属八路军，但我哥哥是大部队的参谋。他们是当地打游击的，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所以您们问我，我也回答不了。我父亲就只好把带的毛毯及50元大洋、盐留下，请他转交给我哥哥。自那以后我就再沒有听到关于我哥哥的任何消息。不过从武工队员口中也得知国民党和阎锡山军都跑了，只有八路军在这一带经常活动打击日寇。

　　由于日寇的占领，我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这段时间除了同叔叔一起在地里劳动外，其他时间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书籍与刊物，有写历史的，如《三国演义》，《随唐演义》，有写神话的，如《西游记》，《封神榜》，也有爱情小說的，如《红楼梦》，《西厢记》。还有法国作家巴尓扎克的《幻灭》三部曲。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会看。有时我也随继母去戏园看戏，主要是山西帮子和评剧，偶尔也有京剧。山西那时的名角有果子红(丁果仙的戏名)，程玉英的三儿生，盖天红演过的戏，如三娘教子，芦花，杜师娘的白蛇传，盜仙草，伐子都，挑滑车等等，继母看得十分投入，她看到动人之处时也会落泪。我却只爱看武打戏，其它的沒有太多的兴趣。这段时间我对与自然，工业有关的书以及科学知识会更加留意，更加感兴趣。

　　读着父亲的回忆，我似乎也亲身感受到了那时社会的悲涼与淒苦还有孤独。在稀疏的小雨陪伴下，我走进了山西督军府旧址。督军府里的很多建筑彰显着王者风范，霸气而不失优雅。无意间，我发现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就坐落在督军府一进门的右侧。走进去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历史不能忘记”几个大字，我的心情开始变得非常不平静!

　　在博物馆的前言里写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开始局部的抵抗日军的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在山西兴起，率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吸引了全国大量的爱国青年奔赴太原，山西也很快成为了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和全民抗战的起点。”山西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永久占领山西，支撑他们侵略战争的需要，大量掠夺山西的资源，对山西人民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残酷的压迫，大力扶植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统治，进行特务控制，強占重要产业。

　　太原失陷后，华北逐渐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为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八路军在华北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规划，创建了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使得山西成为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支点和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父亲的回忆中。

　　那时的榆次还沒有一所中学，我也不想继续呆在家里看闲书，身边的书籍又很有限。我非常憎恨日本人，面对家破人亡，任人欺凌，却只能选择在日寇统治下继续求学。1939年夏，我以第一名的总成绩考入当时山西太原仅仅能夠开学的唯一一所中学，太原师范学校(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初中部。这是一所公费学校，主要目的是为山西培养老师，学费和住宿都是免费的，但需要自带行李，伙食费也需要自理。如果学习成绩优异还会发奖学金，奖学金分一等、二等及三等。我学习非常用功，每年的考试都是第一名。初中三年，我年年都获得一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每月有3元补助。除了吃饭，我还能有些结余。

　　那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语文、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英文。语文主要是古文，古文以孔孟之道为主，我也学过《古文观止》等文章。上面这些课均由中国老师担任，但有一门日语课，由日本人担任。日本老师兼班主任，他实际上也是负责监视老师和学生的。他经常站在教室的角落，听中国老师上课，有时站在教室窗外偷听。不仅在课堂上，他晚上也到学生宿舍，明里或暗里监视学生，唯恐我们有任何越轨反抗的行为。

　　学校名义上是中国人担任校长，实际上教育长控制一切。教育长是日本人，他毎周都要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并大讲特讲关于大东亚共存共荣圈，中日友好一类的鬼话。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沒有办法，只能洗耳恭听，更不敢说任何反抗一类的话。教育长有时也会坐在教室，有时也会站在教室窗外监视我们。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同学都慢慢发现学校里的日本老师其实不太懂中文，并不属于中国通。于是很多同学便开始捉弄日本老师，私底下也互相传递一些我们感兴趣的书籍。

　　有一次，不知道谁在我的课桌里塞了一本书，书名叫《笑林广记》。书中确有不少笑話，但是再翻看下去，就看到里面有写着日寇在太原使用毒气的暴行，以及八路军攻下了娘子关等等字句。书中也发现有“请传阅“的字样。我读完后，便悄悄把这本书塞入另外一个同学的书桌里。之后便不断有类似的书放在我的课桌里，我读过之后再传给另外一位同学。看到这类书的同学不少，但谁也沒有吭声，我们就这样互相传阅着外面的消息。

　　有一天，一个同学正在看传到他手上的“书”，被日本人班主任发现了，便把书抢过来，翻了一下，然后问这个同学看的是什么，我们都为他揑着一把汗，这位同学只好硬着头皮说是讲笑话的书，他让这位同学选几个笑话讲给他听，那个同学就讲了几个笑话给他听，他沒有听懂，就把书还给了那个同学。班主任走后我们都哈哈大笑，齐声说，是讲笑话的书!是讲笑话的书!

　　我们全年级同学之间无意之中分为两派，一派是太原城里来的，他们不少是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弟。他们大把花钱，学习普遍不行。另外一派是从太原以外各县考过来的乡下同学，这些同学都读书用功，生活上比较简朴。

　　城市来的同学看不起乡下来的“土包子”同学，而乡下来的同学也看不起城市来的，认为他们不过都是依靠他们老子。不知为什么，我喜欢接近那些土包子同学。但无论属于那一派同学，我们沒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向日本老师出卖同学，大家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

　　我一直都不知道类似课桌里藏带有消息的书是哪位同学带来的?就这样，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了。

　　1942年夏初中毕业后，我依然怀揣着当一名发明家、工业家和科学家的梦想，我不想当老师。于是我以总成绩第二名考上了省立太原第一中学高中部。

　　记得大约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心里上常常都处于极为矛盾与争扎之中。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时时目睹日寇的橫行霸道，烧杀抢掠，为所欲为。也不时地看到特务汉奸的卑鄙无耻，媚敌为荣，贪污勒索，欺压百姓。我渐渐地开始非常痛恨这些人。并在心里也给自己定下了人生标准，将来一定不做官，不当兵，不欺负百姓，不当汉奸特务，不给敌人办事。我只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成为道德高尚的工业家、发明家，用科学来解救中国，帮助穷苦大众!

　　虽然生活在敌占区，日寇封锁消息，我偶尔还是能听到一点关于日寇疯狂扫荡，八路军在山西各地展开游击战的消息。家里人也偷偷告诉我，我哥哥已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转回到家乡榆次，以加强地方武裝与发动群众，开展更多更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他担任县武委回民作战训练股长，一直坚持与日寇做持续的斗争。我特別钦佩我哥哥，他自小资质过人，文武双全，有自己的主见，而且意志坚定!我总想着有机会找我哥哥聊聊。

　　高中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从太原回到榆次家中，我父亲告诉我，我哥哥在1943年新年元旦那天，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被日军抓住，之后他被当众枪杀。当我得知哥哥壮烈牺牲后，突如其來的噩耗如同五雷击顶，让我痛苦了好久好久!哥哥那年只有20岁，风华正茂，一位大有作为的青年共产党员就这样牺牲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哥哥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大伯王德龙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寒假結束，我带着万分的悲痛从榆次返回到太原。有一天，我在学校宣传栏的墙上看到一张关于北平的华北工业高等学校留学预科班的招生广告。报考条件是高中毕业，成绩优秀者，学习期间的费用全免。我对此特別感兴趣，它正是我想当一名工业家和发明家的理想学校，而且还是全额资助的，无需向父亲要钱。那时我家生活在日军与汉奸不断搜刮敲诈勒索下，家里面的经济狀況也变得比以前紧张许多。

　　虽然我只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却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留学预科班。我很兴奋，感觉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成为科学家，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了!

　　1943年夏末，我告別了太原的高中同学，坐火车来到北京。学校校长是外国人，学校采用全封闭式的英文教学，学生都是全国各地考过来的。除了日语是外语课外，其它的全部课程都是英文授课，我们使用的课本也全部都是英文编写的，沒有任何中文写的教材，參考书也是全英文的。我记得所学习的课程有大代数(数论)、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及工业制图。

　　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非常吃力，上课时基本上听不懂。而且每一堂课老师都是全英文授课，每堂课是两个小时。別的同学都是高中三年毕业后考到这里，而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水平。但我还是努力坚持着，沒过多久我就找到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上课前预习，上课时听不懂就认真记笔记，下课后边查英文字典边去理解。我渐渐发现其实数理化的英文术语并不十分难记。不到小半年我就适应了学校全英文授课的学习环境，同学中有半数是外国人，其中也有不少是日本人。我很少跟他们接触，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琢磨、理解老师讲课的內容、看笔记、做功课、看书、思考学习中遇上的问题上。

　　我们学生宿舍的位置在北海公园后门的一条胡同里。它是一个两进院的院落，前院是学生宿舍，后院是学生食堂。学校位于北京(北平)西四甘石桥附近(后来的全国政协礼堂旁)。我们每天去学校上课，都要从地安门搭乘电车到西四甘石桥下车，再穿过一条胡同就到学校，从宿舍到学校差不多需要30多分钟。

　　每次在搭有轨电车上下学的时候，总有人往我兜里偷偷地塞纸条子。我也沒有拒绝，因为从小纸条的字里行间，我可以读到一些关于国內外形势的消息。也得知日寇在节节败退，苏联红军把德军赶出了国境，并且正向德国逼进;日军在中国屠杀平民的暴行，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革命根据地在不断壯大，并且打了很多的胜仗，八路军已经开始局部反击;美日之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飞机正在大规模不断地轰炸日本本土。这些消息让我感觉到国內外的大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感觉全世界都在打仗，沒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学校里也有人把类似的字条塞给我，渐渐地我出国留学的意愿开始有些动摇。

　　有一次，我从小纸条里读到关于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院的消息。我很好奇，特别是“自然科学”这四个字深深地吸引了我。

　　1944年夏末，在北平读完大学留学预科一年结业后，我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放弃了原本出国留学的打算，回到了山西太原。

　　我先在华北电力属下太原电力公司当会计，这是日本人掌控的公司。我被分配在营业室，室主任是日本人，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我记得，当时有电费计算组(10人)，电路检修组(10人)，负责分析各区用电量查表组(5人)。我自己负责统计、复核、分析和写汇报。室主任对下属要求非常严厉，他的工资是我们的10倍以上。不仅如此，我们的工作都是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工作极度紧张，还倍受歧视。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室主任就对中方工作人员拳打脚踢，任意训斥。那时通货膨胀肆虐，物价飙升，物资短缺，我们生活非常艰难。

　　面对江河破碎，日本人的为非作歹，我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我一边工作一边还是想着怎样找到合适的大学继续读书，将来可以成为工业家、发明家，用科学救国救民!

　　恰好这时，以前在太原读高中的同学宋琯(他也曾是我太原师范的初中同学)找到我。他知道我哥哥參加抗战后被日军枪杀一事，所以他一见到我就跟我聊了许多关于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消息，也介绍了许多关于红色延安的事情，这些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

　　那时一直留在太原读书的高中同学也即将毕业，于是大家便常常聚在宋琯家，一起讨论关于我们自己的前途与命运。

　　我记得当时有些同学说想去蒋管区上大学，他们认为蒋是抗日的，蒋介石的军队強大，蒋能打仗。这些同学对蒋介石坚持抗日抱有幻想。但是宋琯却一直都鼓励我们去红区(延安)上学，理由是红区上大学是免费的。红区虽然生活艰苦，但红区的八路军、老百姓人人平等又都在积极抗日。延安红区与山西由于有黃河阻隔，日军很难打过去，所以相对安全平静些。

　　由于当时环境复杂，想去红区延安上学的同学谁都不敢明说。最后大约有二十几位同学私下说好一起去红区延安上大学。于是宋琯告知我们春节过后的某一天大家在靠近太原不远处的交城集合，那里会有人等我们，帶我们去延安。由于我哥哥曾跟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红区上大学又不收学费，我便毫不犹豫地決定到红区的延安继续读大学。

　　这时我的思绪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走在跨越汾河刚刚开通的金色迎泽大桥上，眼前华灯璀灿，夜色迷人。迎面的五星紅旗随风飘扬，十月中的天气不冷不热，身边都是打卡拍照的年轻人，车道上的车辆川流不息。置身于此，我不禁深深地感叹，父亲在那个内战连连，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的年代里，选择了去红区是多么的正确，也是何等的幸运啊!

　　跟着父亲的回忆，时间到了1945年的春节过后。

　　我在没有告诉任何家人的情况下，独自一人从日寇占领下的太原城偷偷跑出来，穿过太原城西门，按照同学宋琯事先给我的地址，我找了个马伕带我到了太原西南面的交城县广兴村。此时此刻我完全沒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踏上出生入死的革命征程，我当时满脑子里还是想着和同学们一起到延安继续求学。本來约好的20多位同学一起从这里出发去延安，结果等了半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只有我一个人按时到了。

　　这里背靠交城大山，附近沒有什么道路，稍远处有一段汾太公路。走近村落，我有些茫然。有一个穿着商人模样的人迎接了我。他自我介绍说他和我的同学(宋琯)很熟。他指的同学宋馆就是之前在太原时常给我们介绍延安红区情況的同学。他又说他和宋馆是同村的，他俩小时候曾一起上学、放学。后来宋琯到太原上中学去了，他就上山当了八路军。这次你们来，是他同宋琯商量决定的。由宋琯在太原中学动员大家上山，他则在广兴村负责接待。听他这么介绍后，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有了些着落。经过一天紧张的奔波，我感觉非常疲劳。他让我先暂住在宋琯老家，等其他同学到达后再一起上路。

　　延安与交城县位于陝西和山西两个不同的省份，翻过呂梁山再渡过黄河便可以到达延安。一个多星期过去，依然见不到其他同学的踪影。有一天宋琯的老乡对我说，这里不太安全。往东十八里是交城县城，往南七里是文水县开栅镇，往北二十里是清源高白村，那里都驻有日伪军，而且还靠近太汾公路。在太原至汾阳的路上，常常有日军车辆出现。日伪军时不时就会到附近不同的地方巡逻、盘查、大扫荡。为了安全起见，他让老乡送我到这个村背后面山上的小村庄窑儿头村，在那儿再等其他同学，还让我和老乡趁著夜色动身。

　　当天夜里三点左右，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的村民过来带我岀发，我心里有点害怕，不知是否应该跟着这位老乡走。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跟随他。

　　我从小读书、生活都在平原地区，从沒有走过山路。虽然我知道山西被大山包围，东有太行山脉，西有呂梁山脉，可我却从来没有上过山，走过任何山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往山里走，而且还是在深夜，在沒有道路的大山里行走。

　　一路上借着月光，老乡辨认着牧羊人踏出的崎岖的羊肠山道，我就深一脚浅一脚东倒西歪地跟在他的身后。老乡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才意识到还有像我这样从未进过山，走过山路的人。于是他也开始担心起来，怕我一不小心掉到万丈山崖下。便让我紧紧抓住他的腰带別松手，跟着他一步一挪往前走。其实不到二里的山路，他几乎全程都在拖着我，我俩大概走了三个多小时。凌晨时分，我们终于到了山顶后面山上的小村庄窑儿头村。

　　上山后，我见到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男子，他一身农民装束，腰上扎着一条宽皮带，前面别着一把手枪，身后腰间还插着两颗手榴弹。他看上去精神饱满，英姿飒爽。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装束，还这么充满活力又面带笑容的人!

　　经他自我介绍，我知道他叫韩成刚，是武工队队长，他经常在这一带边山活动。他告诉我，我同学宋琯是八路军晋绥八分区敌工科的科长，是宋琯让我接待你的。我这时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同学宋琯早已经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了!

　　韩成刚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住在他家里。每天不忙的时候，他煮饭，我們一起吃。他要是很忙的时候，就带我到老乡家吃派饭。每次吃过派饭后，他会给老乡一些粮票和金钱之类的东西，总之每次我俩都沒有白吃。

　　这个村庄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韩成刚同这里的老乡很熟，这村的人有事都找他，好像是一家人似的。我一直都跟着他。有时他会带着民兵到附近埋地雷，有妇女和儿童帮忙放哨。到了傍晚，他便组织村里的年青人包括妇女、儿童学习文化，讲解一些抗战形势。我也从他口中得知八路军与当地民兵、老百姓一道在沁源地区取得了抗日胜利的消息!我听后非常激动!

　　来到这里后我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特別的新鲜!这和我呆过的日寇占领区以及国民党阎锡山统治下的地方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气围和民众的精神面貌是我从来不曾见到过的，我心里异常兴奋!

　　我在这里又住了几天。不过脑子里总是想着其他同学什么时侯能过来，什么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去红区延安上大学这件事。

　　这期间武工队长韩成刚每天都给我煮饭，我也觉得挻不好意思的，感觉自己也应该学习学习做饭了。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自己试着煮饭。

　　以前我在家和学校的时侯从来都是伸手穿衣，张口吃饭，基本上没有做过家务，更没有给自己或別人煮过一顿饭。当我开始尝试着做饭时，韩成刚在旁边边教我边鼓励说，这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始时我做不好，每次做的饭不是夹生就是沒有完全煮熟，菜切的也沒有样。但韩成刚一直在旁边给我加油打气说，“一回生，二回熟，做多了也就会了”。他做饭又快又简单，早上蔬菜小米饭，炒土豆丝，中午擀面条，晚上熬小米粥，吃豆夹子炒面。而我做饭需要忙上好长的时间。

　　记得有一天，当我正在煮饭的时候，发现自己身边多了一本书，书名是《论持久战》。我翻开书只看了几页，便一下子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我抱着这本书顾不上吃饭睡觉，一口气便把它看完。之后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反复仔细地读了好几遍。我从来沒有读过这样的好书，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早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就写出了这本名著。这本书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憾，它让我欣喜若狂，同时也解开了我心中很多的疑惑与焦虑。

　　《论持久战》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红色书籍，也是我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书。从这本书里，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哥哥走的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一直憎恨日寇侵略我们的国家，蹂躏我们的家园，还残酷地欺压我们。但同时我也知道日本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工业上都远比我们强大，所以我一直对于如何打败日寇，把日寇赶出我们中国感到茫然无绪!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早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就写出了这本书，在这将近八年的抗日游击战的进程中，不是正好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吗?他很早就透彻地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抗日运动的未来。我感受到了这本书的无比威力!觉得自己现在才读到这本书实在是太晚了!

　　我也一下子就清楚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应该组织起来，全民抗日。过去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我好像从漫长的黑暗中看到了充滿阳光，鲜花盛开的大地，看到了人人平等不受欺凌的社会，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这更加坚定了我上山走向红区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

　　在窑儿头村，我还读到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书中内容感同深受，对新的中国充滿了无限向往。

　　太原的其他同学仍然沒有过来。一天傍晚时分，忽然听到远处有零散的枪声，沒过多久，我们也听到了村子的四周也不断有枪声传来。韩成刚跑到我的住处告诉我，日寇又发动了边山扫荡，这里离交城县城不太远，不安全，让我连夜赶到后山去，那里是八路军晋绥第八军分区所在地，比这里安全。于是韩成刚专门派人护送我离开。

　　那天夜里沒有月光，完全是摸黒赶路。一会儿上山，一会下山，高高低低，弯弯曲曲地好像没有走过一段平路。花啦啦的流水声好似水就在脚下转，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溪流旁的山崖里。山谷里的寒风刮得嗖嗖作响，护送我的人一刻也沒有松开过我的手。我们一直走到第二天的天亮，才走到交城山里一个名叫水峪贯的村庄。我被安排住进了八路军的兵站，好像也是八路军的招待所。

　　兵站的房子多数是借用当地农民的住房，有时候还要跟农民住在一起。只是吃饭的时侯离开农民家，八路军自己开伙。

　　水峪贯村是山里一个不小的村庄，约百十来户人家，日本兵曾多次到这里扫荡，把村里的房屋全烧光了，这一两年当地村民又在废墟上把房子再盖了起来。但房子被烧过的痕迹和断壁残垣仍然是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就感受到，这里的村民们抗日情绪高涨，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眼里有光!大家都自觉地全身心地为抗日出力!我在这里还看到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军爱民，民拥军。到处所见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都是我以前根本无法想像的。我深深感到这里的社会和我过去所处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天地。尽管这里的生活非常贫困，可大家都积极向上。民众在精神面貌上显得十分舒畅。过去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东亚病夫，但在这里一点影子也沒有。短短时间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以前我对农民的看法。他们的觉悟远远高于我。我遇到的每一个老乡，不论是男女老幼，都能讲出满口的革命道理，都在自觉地为抗战出力。我和他们相比真的是差着十万八千里!我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是非常愉快的!

　　在水峪贯村住了几天，我们又上路了，一路上遇到的情景与水峪贯，窑儿头村都差不多。大约又走了5、6天路程，到了晋绥第八军分区所在地交城县岔口村，敌工科段科长接待了我，他让我住下，先看几天书，等你们同学到齐了，再考虑安排工作。

　　我住在交城岔口村这里(晋绥第八军分区所在地)。等了半个月仍未见其他同学到来。不过在这儿，我抓紧时间看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对我记忆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毛主席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联共党史》。从这些书中，我明白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分别，知道了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民主运动，苏联是真诚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人是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根据我上山的亲身经历，我深深相信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自己也就暗自下了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抗日革命的路，要精神饱满奋勇当先。我这时也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正值“五一劳动节”，部队军分区进行了庆祝大会。会上军分区局长讲了话，会后进行了阅兵表演。开始是军分区的部队，全副武装，持枪列队表演。后面还有民兵比武、军事体育、射击、格斗表演，最后是民兵队伍的队列表演。民兵队伍不但有男的，还有妇女和儿童团，他们个个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这么朝气蓬勃的场面!

　　五一节的晚上，军分区还有话剧表演。有“减租”，“兄妹开荒”，“抓壮丁”，“千古恨”。这些都是新剧，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我被这些剧情深深吸引住了。虽是演戏，但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教育课。这些话剧表演，既表达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如“减租”，“兄妹开荒”等，又揭露了蒋介石统治区的黑暗腐败，如话剧“抓壮丁”。这些新剧教育了我们不应像岳飞那样愚蠢，应该独立自主。尽管这些话剧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其它曾看过的戏早已忘记，而我对这四部新话剧至今仍印象深刻。

　　我在交城县岔口村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未见到太原的同学到来。有一天，军分区敌工科段工楷科长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工作，也希望我能參加敌工工作。他给我讲述了敌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把敌占区的人民也动员起来共同抗日，从敌人內部瓦解敌军。他想让我今后回到敌占区，动员敌军起义，将来反攻时，內应外合，打败日寇就相对容易些。并说你从敌占区来，又懂日文与英文，做这方面工作的条件比山里的人容易好多”。他希望我仍回太原为八路军做敌后工作。

　　当时我一门心思还是想要到延安继续完成大学学业，脑子里还是想着要当工业家和发明家。我坚持说，我还是想要先去延安学习，等学成后回来，你们分配我干什么工作都可以。段科长告訴我，现在的延安大学不同你在北平的大学。它目前就是为抗日服务，现在延安学的也是军事和政治，还沒有条件开办理工科的课程。而且现在无论是延安的哪一个单位，包括大学在内，都在搞整风运动，你去了也不会学到你想学的东西。但当时无论段科长怎样讲我还是坚持要先去延安看看后再決定。他看我一再坚持我的要求，也就沒有再勉強我，

　　一天，段科长又找到我说，过两天有人要去军区，让我和这个人一起去军区，到了那边再等你的同学。这里虽然比边山安稳些，但日本兵也会时常夜里过来偷袭，你去军区比这里安全许多。这样一个人带着我又走了5、6天的山路，途中从交城老后山翻越横岭村，爬越了海拔2500米的关帝山，翻过方山县马坊村，跨越海拔千米的岔山，到达临县三交镇。之后又在临县康家岭村休息一天，又翻过两座高山最后到达了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军区又把我介绍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我住进了北坡村的招待所。那时的北坡是晋绥边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的驻地。

　　我又穿越時空回到了现实，继续參观山西抗战博物馆，也看到毛主席写的《一九四五的任务》，是1944年12月晋绥分局印刷的。这让我想起了父亲回忆录里，他写的在晋绥八分区的经历。我的脚步从博物馆的一层又走到了二层，几行字印入我的眼帘，包括“抗战时期，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用来打破敌人封锁，护送过往人员到陝甘宁，??。”原來我父亲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兴县蔡家崖北坡村的。

　　我父亲在回忆中继续写道??

　　很快经过介绍我进入到晋绥八分区。北坡村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到北坡村后依然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同学还是沒有到。分区同志给我送来各类政治书刊，有《政治经济学》，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叫《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揭露蒋管区黑暗的许多书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这时已公开发表。我又反复读了多次。毛主席说抗战胜利后还有二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我读后，很自然地拥护毛主席指出的前途和命运，坚決反对蒋介石所说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段时间，我还常常读到边区的报纸，包括《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等等。从中了解到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对日军前线作战的最新情況，同时也读到了许多抗战英雄们感天动地的故事，其中也包括我哥哥所在的太原成成中学几乎全体师生们奋战在抗战最前线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我为哥哥是抗日英雄中的一员，心底油然而生出无比的自豪与敬意!

　　这期间我除了读书外，下午多数的时间是随八分局的同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中。开荒种玉米，播种土豆，还要为庄稼除杂草、浇肥。以前自己在家里也參加过农田劳动，感觉和现在的劳动大为不同，现在为自己也为革命的大家庭，以前只为自己家。大家劳动的热情高涨，这也是我前所未见到过的。每天我都被这里的军民感动着!

　　不久，八分区敌工科付科长宋俊英来找我谈话，再次劝我不要去延安。说的内容同军分区敌工科段科长讲的大致都差不多，只是他这次侧重讲了即使让我去了延安，目前也学不到我想要学的东西。当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抗日，只有先把日寇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需要大量的各类人才，大学里才能开办理工科。你那时要去上大学，我们会主动送你去的。我经过再三思考，认为他的话有道理。不首先把日寇打败，赶出中国，搞工程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不把日寇打败，建立一个新社会，科学救国就只能是天方夜谭。这样我也就不再坚持我原来去延安上大学的想法了，转向听从组织上的安排。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一窍不通，到现在渐渐明白了社会向着那个方向发展，自己就应该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參加到抗日斗争中，才是自己应该发展的方向。

　　我住在北坡村的石拱窑洞，吃饭是在村子里面军区大伙房的院子里。这年六月底，本来约好去延安上学的二十几位同学，最后只来了三个人，这样加上我一共有四人。其中有两人是我高中时同宿舍的同学田夫和武克俭，另一位是初中时比我们小一班的同学郭亮壁。我们四人初、高中都是同校的，这次又能在兴县重逢自然都非常高兴。

　　这时正赶上“七一”党的生日，晋绥八分区组织我们大家參加庆祝建党24周年大会。会上分局领导有讲话，晚上还有戏剧表演，非常热闹!

　　“七一”过后，组织上又找到我们四人。征得我们四人同意后我们已由军区转至晋绥八分局，参加了组织上特別为我们四人设置的敌工工作训练班，为将来返回到太原做地下工作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学习准备。

　　我们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为了今后做敌工工作的需要，分局领导给我们四人均起了一个化名，今后我们需要用这个化名代替原本的真实姓名。我的名字由原本的王德兴改为王中田。中田的意思就是热爱自己的土地，忠实于自己的国家。我服从组织上的一切安排，至此我决心已下，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抗日战争，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我们敌工训练班的学习计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学习毛主席在“七大”上所做的报告，《一九四五的任务》，《论联合政府》，这是当前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党全军都应以此武装自己统一思想。

　　第二阶段，浏览有关蒋统区黑暗腐败的资料，从而让我们这些新进入革命根据地參加革命的同志彻底划清与所谓蒋介石是抗日正统的错误观念。认清蒋介石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阎锡山是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

　　第三阶段是学习如何去做敌工工作，先从介绍日伪军讲起，前两部分主要靠自学，互相讨论。最后一部分由有敌工工作经验的同志来讲解如何展开工作。

　　第一部分学习差不多一个月，第二部分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到了八月上旬进入第三部分，开始给我们介绍日寇特务机关及工作状况，先介绍敌特头目的情况。我也学会了用枪。我们一般是上午学习，下午与分局同志一道參加生产劳动。有时还需要帮助当地农民去锄草，送肥等等，我亲身体会到这里的军民关系非常融洽，真正是军爱民，民拥军的魚水情。

　　八月中的一天午饭后，我们几个正在北坡山坡下蔚汾河里洗澡，忽然听到山上村子里有人向山下大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谁也顾不上再继续洗澡，急忙穿上衣服跑回到晋绥分局，等确定了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欣喜若狂，欢欣豉舞，我们不停地蹦啊!跳啊!高兴的不知道怎样才好，兴奋极了!

　　晋绥分局连夜在北坡村下面的小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那热闹沸腾的场面，无比空前，人们彻夜欢呼着!我们被日寇长期欺压，一直压抑的泪水一下子都湧了出來!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日本终于投降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