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争年代——纪念王中田诞辰一百周年（下）
来源：通讯员张小虎 2025-06-24 14:35:53

　　1945年8月15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针对日寇的敌工训练班也即刻结束。正是因为日寇投降，全军的工作立即转为全面大反攻，尽快收复失地，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于是宋俊英让我们四个人马上赶往前方，找分区八地委，分配新的工作。我们都很期待自己能真正开始干革命工作!于是我们四个同学连夜上路，一路飞奔，恨不得一下子就能到达前方。后来，我才知道宋俊英科长，曾因刺杀敌伪队长，不幸暴露身份，抓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在督军府抗战烽火博物馆里又參观了山西军民热血抗战的陈列馆。看到了展厅展示的当时八路军穿的又破又旧的军服，用的很原始的手榴弹、地雷、长刀、燃烧弹和步枪，再比较那些从日军缴获来的远比我们更先进的武器时，我陷入了深思。我又情不自禁地进入了我父亲的回忆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山西人民热血抗战奋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我们四人昼夜兼程，非常急切地赶着路。顾不上山路崎岖难行，本该六天的路程我们只用了四天。大家都期待着具体的革命工作。我们从兴县出发，经过五寨，岢岚、静乐县，交城山沟子，赶到清徐边山地带，最后找到了晋绥八地委组织部。

　　蔡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说，现在形势大好，除城市和大的集镇外，现在晋中平川包括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也都已经控制在我们手里。目前急待建立我们自己的各种组织和政权。你们来得正好，现在开创和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任务，需要大量的干部。虽然形势大好，但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日本人虽然宣布投降了，现在他们集中龟缩到几个县城大的城市里，并没有向我们交城投降的征兆。而且即使日寇交城投降了，今后还面临着大量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样来看，我们今后还需要做好长期的艰苦斗争准备。他还告诉我们，干革命就要有把脑袋随时都吊在裤腰带上的精神准备，革命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一定是许许多多流血牺牲换来的。

　　然后蔡部长便对我们四个人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田夫，武克俭仍回到他们的老家交城工作，郭亮壁去太原，至于做什么工作由两地县委具体安排。

　　但蔡部长明确给我直接安排了工作，他让我给八分区抗日联合会主任当秘书。他说抗联主任是一位老红军同志，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文化水平低，很早就跟我们要个秘书帮助他。过去一直都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就给他当秘书好了。我愉快地接受了这次组织上安排的工作，我知道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革命工作经验及老红军的优秀品德。蔡部长又说，现在这位老红军去了太原边山一带，你去那里找他吧。

　　我带着蔡部长写好的一封介绍信，因为郭亮壁也要到太原，这样我们俩便一起同行。八月二十日我们到了太原边山一带的柳子沟，找到柳子沟县委会，郭被安排到县政府工作。这时我还未见到八分区抗联主任，县委同志告诉我，他前几天还在这里，昨天才走的，他应该在清源边山一带。县委同志又补充说，你不要再回去找他了，怕你去了清源估计他又走了，来回跑路耽误时间。我们这里正缺一位干部，你就先留在这里工作好了，等他回来时，由我们向他解释。你是他的下属干部，他是抗联主任，我们分配你做抗联方面的工作好了，现在先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但又很紧要的任务。目前我们部队包围了太原县城，据了解你懂日语，你就先配合反战同盟的同志去太原县城墙下对日伪军进行政治喊话，责令他们向我们缴械投降。

　　于是我便同两位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同志，在我们的部队掩护下，夜晚走到靠近太原县城城墙下，我们连续三晚用日文向驻守在城內的日伪军大声喊话。內容包括，要敌伪军无条件开城缴械投降，放下武器;保证他们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适当时候遣返他们回日本;对伪军会遣返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

　　我们三人连续轮流进行了三晩的喊话，但城内没有任何反应。日伪军只是静静地听着，我们一次比一次逼近县城城根下，最近时离城墙脚下只有10多米远。日伪军虽然没有向我们开枪，不过也没有任何向我方投降的征兆。

　　第四天我军決定攻城。我们的部队部署至城墙下，日伪军仍未还击。但正当我们架云梯攀登城墙时，日伪军突然开了火。城里的西北角以及城外有个乱石滩上修驻的碉堡同时向我们开火。日军还在太原县城上修了一个大碉堡，均处在居高临下之势，这样我军就处在被敌军炮火两面夹击的狀況，致使我军攻城未果。

　　当时我军攻城的部队是八分区地方武装清太徐支队。虽然我军斗志昂扬，但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我们攻城时沒有一门山炮，甚至连机枪，迫击炮都没有，一时很难攻下县城。为了保存我军的力量，我们只好先撤走。

　　没过几天，我军这支部队(晋绥八分区清太徐支队)转到文水，配合其他兄弟部队一举攻克了文水县城，这是我军(晋绥八分区地方部队)攻克晋中平川县城的第一个大胜仗，消息传来非常振奋人心。

　　这次太原县城攻城未果后，太原县五区是个新区，那边需要干部，我便被留下，组织上分派我到太原县五区担任抗联农会秘书和青救会主席。此时我強烈意识到自己不但是革命的參与者而且还是个领导，需要马上投入到这场生与死的革命斗争中。

　　和我一起派到太原县五区工作的共有四位干部，一个是县委书记任敏，一个是区长马占英，他们各带一个通讯员，还有一个是粮食助理张连仲，他也是新到不久，再一个就是我。

　　我以极大的期待与热情准备好了投入到第一份新的革命工作中。

　　太原五区包括黃冶、程家峪、风峪、店头、庙前山等村落。它是一个待建的新的根据地，该区与汾河相隔，与太原相连，处于敌对斗争的前哨地区。管辖范围包括北至太原省城城下，南至太原县城，东至汾河，以及西边背后的关帝山。关帝山是呂梁山脉的一个支脉，是靠近太原的一座高山，海拔2千多米。太原五区三分之二是平川，三分之一是边山。生活在平川上的人口约占九成，山区人口只占全区的一成。沿山而下，有一条太汾公路贯通。当时敌我的势态是，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了，但盘踞在太原省城和太原县城内的日伪军还拒不向我方缴械投降，看样子他们是希望等待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前来接管。

　　不过这段时间对我方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日军不敢再出城。在太原五区范围內，我们白天可以比较安全也比较自由地进行活动，不用再担心日寇的扫荡袭击。与此同时，我晋绥部队也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积极准备解放日伪军占领的广大晋中平原。我军也正在逼近太原近郊地区。但盘据在太原省城和太原县城的日军依然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

　　重庆谈判开始后不久，1945年9月13日，山西日军才开始徼械投降，随后国民党阎锡山军抢占了山西太原及太原县城一带的城镇。

　　我又想起父亲回忆中提到的他那时在太原五区边山煤矿的工作经历，我怀着好奇心搭车来到了坐落在迎泽大桥旁边的山西中国煤碳博物馆。

　　这次參观时博物馆里没有什么人，我只身一人随着讲解员头带矿井帽一起下到煤矿井下。矿下几乎是一片漆黑，只有旁边的一丝微光，尽管我知道这是博物馆，但我还是有些害怕，有一阵子还感受到好像要窒息的“危险”!我的思绪又跟着我父亲的回忆一起展开。

　　在我党晋绥八分区所属的太原五区，我担任了抗联农会秘书，青年救国会主席。我们到了太原五区后，我们四个人作了详细的分工。县委书记和区长重点是到平川一带工作，一方面了解掌握敌军动态，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建立根据地，同时也可以大量征粮、征款，为我军提供后勤保障。而我同财务及粮食助理则留在边山，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建立农会和政权，开创以及巩固新的根据地，以便作为我军今后长期对敌斗争的依托。

　　如何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各村的基层红色革命政权，建立农会，以及如何建立民兵组织是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也是非常艰苦的任务。

　　当时我党对于新区提出的主要斗争任务包括，反奸(汉奸)除霸(肃清恶霸)，对地主实行二五减租。我们以此任务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在区委抗联领导下，我们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不久后，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张连中助理员调走，他与区长一起去平川地区搞征粮工作。我又和新调来的区组织委员李思问一起工作。

　　在太原五区边山有风峪八个村，村落里有许多的古祠、庙、寺、观。我俩走访了各个村落，做了大量的访贫问苦工作，开了很多次的贫农座谈会。我们在会上，也想摸清楚谁是汉奸，谁是恶霸，谁是地主，他们有什么恶劣记录。经过反复调查和深入分析，知道够上汉奸恶霸和地主的人现在都住在太原省城和太原县城里。边山各村没有住着这样的人，有的只是两面派村长。两面派村长是指那些日本人来了他们帮助维持，我方来了他们附和应酬。群众对这些两面派村长意见很大，过去征粮征款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这些人多数自私自利，经常占农民的便宜，有的偶而也打骂农民。但经过我们的分析，感觉他们也不像是汉奸，因为我方来这里时他们也有支持我们的工作，有的还曾掩护过我方人员。比如，我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早在1943年八路军就曾多次来这里搞游击活动，多数是通过这些村长，甚至是依靠他们的帮助工作的。

　　一时间我们有不知该从何着手工作的感觉。可是每当我们走进村落里，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穷，他们有着想尽快改变这种生活状况的强烈愿望，而且他们把这些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更具体的说，就是寄托在共产党派来这里工作的干部们身上。按这里一位贫农的话，他们穷怕了，迫切希望他们的生活能早日得到改善。

　　太原五区边山一带土地贫瘠，粮食亩产不足一二百斤，又加上过去日伪军的横征暴敛，每年自己可以用的几乎所剩无几。绝大多数老百姓过着衣不遮体，饭不果腹的苦难生活。这里农民除了种田外，过去还得下煤窑给矿主挖煤，当牛作马，他们常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採煤，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来养家糊口。

　　由于日伪军长期对这一带的侵袭，使得这里矿主对他们既害怕又恐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弃矿而逃，躲到了太原城里，一直不敢回来。矿主通常也只是派他们管事的人来这里经营。听说共产党要来了，由于他们不了解我党的政策，轻信谣言，目前连管事的人也都撇下煤矿跑了。这样这里的煤矿也全都停产了，煤矿都荒废在那里，无人经营。边山人民生活没有了来源，更加苦不堪言。

　　我和李思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都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些荒废的煤矿重新启动生产。我们马上决定立即成立以贫农为主的农会，并提出以下三个基本条件，选出各村自己的农会主席，这三个条件包括：

　　一本人必须是贫农;

　　二有公心，办事想着大家;

　　三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

　　农会成立后，各农会都分别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日寇暴行，以及日伪军对这里多年来的横征暴敛的黑暗统治。接着研究如何接管经营煤矿的具体措施。最后我们总结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煤矿经营收入，除留下维持继续生产的费用外，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全部分

　　给下煤窑工作的农民;

　　二煤矿的收益分配全部公开透明并按月公布，接受全体农会会员的监督;

　　三以老矿工为技术骨干组成煤矿各级班子进行组织管理与安全生产与经营。

　　这里的大煤矿有两座，太原甚至包括徐沟县的平川一带用的煤都是由这两座大煤矿供应的。煤矿开工后，我也经常到矿区了解情况，特别下井考察过一座称为大八煤的矿井。我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只是听说过煤矿却从来没有进过煤矿。我第一次下到煤矿底下就了解了不少关于煤矿生产的实际情况，也就更清楚地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艰辛。

　　我下去的那个煤矿的煤层有一仗八尺高，主坑道足有三里长，赶着大车就可以直接进去，各个分支岔道多的数不清。进入分岔道后，如果没有人引导，一般是很难自己走出来的。各个挖煤的工作面均在这些分支岔道中。老矿工告诉我们，挖煤是很危险的活儿，搞不好就会挖出水来，水会把坑道淹了，人就会死在里面。另外不小心还会发生瓦斯爆炸，爆炸会把窑顶炸塌，矿工都会死在里面。瓦斯爆炸这种情况在过去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矿工们家家户户都供奉山神，以祈求山神保佑。

　　通过下矿的实际调研，我了解到挖煤一定需要有经验的老矿工带领，因为老矿工敲一敲，看一看，就知道后面有没有水，一看头顶上的煤油灯，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瓦斯存在，如有瓦斯存在就不能再在这里挖煤了。也是通过这些亲身体验，我知道了採煤时最重要的是确保井下人员的安全。

　　那次从煤矿回来后，我立即与农会商量，告诉矿工村民们，生产时一定要有经验的老矿工作技术指导，一定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生产。矿工们还要与农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使得安全第一的宗旨，行之有效地贯彻到煤矿生产的全过程。后来煤矿采煤的生产进行的非常顺利，煤窑自开工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可是，一个问题解決后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与矿主们分成?我们决定等矿主回来后与他们谈判协商。对耕种地主的土地我们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考虑到太原边山地区土地贫瘠，我们向晋綏八分区领导提出了，暂时不向边山农民征粮派税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就大大鼓舞了太原边山群众们的生产积极性，很快出现了煤矿采煤，农田生产的双高潮。

　　我们还注意到，太原边山的山沟里有好多清泉，泉水常年白白流走。于是，我们就组织农民修堰、筑堤坝，引泉水灌溉农田，还顺便解决了村民们的饮水问题。对这样一举多得的措施，村民们都赞不绝口!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边山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吃喝都不愁了，也过上了温饱的生活，因此边山百姓都非常感谢我们。每天都有村民们主动热情地请我俩到他们家里吃饭，大家都是拿出家里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谁家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都会来请我俩过去吃，每天总有不同的村民来请我俩吃饭。

　　回忆起来，这段时间也是我和李思问感受最愉快的时光。有一天，忽然有几个村的农会主席一起找到我们。他们对我和李思问讲，经过几个村的农会商议，他们计划联合起来给我俩修一座庙，以永久感谢我俩能使他们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认为我们俩是他们的活财神爷。

　　我俩听了后立即制止，认为这样做的话就是搞封建迷信。我马上跟他们说，不是我倆有什么本事，而是我们党的政策好，我们不过是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办事，你们不应该感谢我俩，而是我们应该感谢您们。如果没有您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展开，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您们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八路军，感谢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还有贺龙司令(贺龙那时是晋绥军区司令)。我们只有为老百姓服务的义务，没有向老百姓索取任何报恩的权利，否则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

　　从边山老百姓要为我俩修建一座庙宇的事情上，可以看出边山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淳朴的，你给他们办了一点好事，他们就想着要对你报恩。

　　建立农会以后，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好做多了，可以说一顺百顺，相应地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组织都纷纷成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各村又相继开会，建立了各村自己的民主政权，这时县上分配来的区武委会主任，负责全区民兵工作，我也能抽岀一点时间与区委书记一道到五区平川一带活动了。

　　太原是平川地带，过去是日寇強化的治安区，我们进入这一带活动是相当困难的。但自从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只龟宿在城里，平川各村成了我们自由活动的广阔天地。这一带物产丰富，农作物容易生长。我们利用这一时机，开始抓紧向各村大户征粮，以便为八路军提供足够的粮食供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粮食才可以支持我军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当时采取的征粮方针是，边山各村免于征粮，因为这些地方土地贫瘠，征下的粮食还不如平川一个大户征下的多，何必花费这些力气。对平川各村中小户虽然也派有征粮任务，但是实际上是他们能交多少，就计算多少，不勉強。

　　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川大户身上。如果他们有抗拒不交粮的，我们就把他们带上山来，接受教育，直到他们能把粮食交够，才放他们回去。有的敌对分子说我们是土匪绑票，我说我们跟土匪有本质的区别。首先我们是为了革命，归根到底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了人民，而土匪是为非作歹，完全是为了私利。其二，被我们带上山的，都只是那些平川大户人家。我们绝对不会把妇女、儿童带上山的。而土匪却不管这套，他们往往把妇女.儿童当人质来要挟。其三，被我们带上山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严格禁止打骂他们，或者侮辱他们的人格。对能完成交粮的大户，我们还会发表彰信，表彰信上面会写着：

　　某某某，某户今年完成多少交粮任务，以支持人民革命，特予表彰。

　　落款是太原五区人民政府，区长：谁谁谁，某年某月。

　　我们的政策深得民心，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晋绥军区交给的在平川的征粮任务。并且在平川人民中宣传了革命思想，宣传了我党政策，我们的工作越做越顺，老百姓也越來越拥护与支持我党的工作，他们也乐意参与其中。

　　不久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用煤炭去跟当地的大地主换些枪支弹药。跟着我们就立即开始实行，把换过来的枪支弹药发给民兵组织，让民兵们的武器装备做到鸟枪换炮，不再使用那些长矛大刀，还给区里的干部们都配上了手枪，我也分得了一支十四日式手枪。身边有了枪，我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坚定的革命者了!

　　由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有了奔头，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出现男女老幼齐上阵的局面。晋绥分区下达给我们为前线做军鞋的任务，我们也都顺利地布置到了各个村里并且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取得了煤碳、粮食双丰收。各村农民群众踊跃交粮，青年们踊跃参军。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们太原五区就向军分区上交了粮食36万斤，布匹80丈，还有大量的医药用品，加上一批枪支弹药。我们区的干部们都配上枪支，我们也受到了晋绥八分区的表扬，我们太原五区被晋绥八分区评为“支前模范区”。

　　读着我父亲对太原五区工作的回忆，看到他为党在山区工作的具体经验做法，我由衷地感叹，我父亲那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依靠和发动群众，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我又继续着父亲回忆他在太原五区的工作。

　　我们在太原五区的征粮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土地改革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我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我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困难与危险。主要原因是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蒋介石、阎锡山军向我解放区大肆侵犯，并派重兵侵入到太原五区。在边山上修築大量的碉堡，并将我太原五区划入其中。早前，他们也在日军投降后接管了太原及周边的城市。

　　我军主力部队根据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部署，撤出了这一带。

　　那时阎锡山的兵力及武器远远超过我们，而且组织庞大，沿着太汾公路各村都成立了敌政权。我们白天就很难再在那一带进行活动，夜间活动也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原来的交粮大户，现在也变得少交或不交，原来靠拢我们的人，也不断减少，因为这些人看到了敌人的势力远比我们强大的多。

　　开始时我方和敌方在这里(五区)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摩擦不断发生。阎锡山认为平川属于他们的地盘，不让我们八路军再去开展活动，那时太原边山一带他们也默认为是他们的地方。而我们认为，抗战开始时我们就在这一带开展活动，从未间断过。日军过来时，他们把国土沦丧，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今天他们还有什么脸面说这里属于他们的。因此双方进行了谈判，争论不休。谈归谈，打归打，我们去平川活动，他们仗着兵多势众，就会向我们开枪射击。这样我们就只能隐蔽活动，活动范围也就越变越小。

　　我们决定以游击战的方式同敌人周旋。有一次武委会主任打算，趁敌人麻痹大意，想要从敌人手里抢到几只枪。那时我方人员常常在晋祠一带活动，我们对这边比

　　较熟悉。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敌军官站在外面，于是乘敌军官沒注意，我们用左手捉住敌军官的枪管，同时右手从腰间抽出枪来，想射杀敌军官，不想的是打岀的子弹是哑弹。敌军官争脱后急忙往村里跑，一面跑一面大喊八路军来了。驻在离晋祠不远花塔村的敌军听到后，就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躲在墓地里举枪还击。我们也不敢恋战，因为敌人比我们的人多很多，武器也比我们好，所以我们边还击边撤退。估计敌人也怕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就没有继续追击我们。我们这次虽然安全返回，没有任何伤亡，但也没有任何收获。实际上，我们还是有损失的，因为我们的子弹不多，打一颗就少一颗。我们决定像这样的亏本买卖今后不能再干了。

　　我和李思问决定到平川边山上一个山沟的村子里开展工作。山沟里有煤矿，也是我们之前帮助恢复生产的。这里每天都有大车从沟口进来拉煤，沟口设有岗哨。民兵们负责检查拉煤的大车。很多拉煤的大车通宵排队等在沟口。我们规定白天设立岗哨检查后可以通行，晚上关闭。

　　有一天，天还沒亮，混在拉煤大车队里面的敌人就偷偷地摸上来，准备对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进行偷袭。敌人先把守在沟口的我方的民兵打死，然后悄悄地往村里摸。

　　我和李思问住的房子位于村子最里面最高处的土崖上面。敌人偷袭时我俩还在屋里睡觉。突然就听见有老乡急促的敲门声，并且边敲门边喊，“敌人进村啦!他们来的人很多，你们要赶紧撤退。”我们俩迅速拿起枪，提着裤子就往外跑。

　　跑到土崖边时，正好与偷摸到土崖下的敌人打了个照面。敌人对着我就是一枪，子弹巧好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差一点就打中我的脑袋。

　　可能是我俩的出現让摸上来的敌人也感到惊慌，所以他们也沒有打准。我俩意识到情況非常危急，赶紧转身就跑。边跑边听见村子那边的枪声四起。

　　李思问比较胖，在跑的过程中，他在跳下一个土崖时把脚摔伤，不能动弹。我这时候已经跑在了前面。我又赶紧返回去，背起李思问接着跑。跑山路又背着个人，非常吃力，怕敌人追上来，我俩就钻进了旁边的一个煤窑里。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试探着走了出来，发现敌人己经撤离了。

　　回到村子里才知道跟我们与军区联络驻在村里的一名野战军通讯员被敌人包围在屋里，发生了枪战。敌人来的是阎锡山的正规军，通讯员寡不敌众牺牲了。他比我还小几岁，我心里感到万分难过，心情好一阵子都难以平息。

　　太原五区及太原周边的大环境变得越来越紧张，国共双方的斗争日趋激烈。阎锡山军大举向我五区进犯，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我们每次岀来的行动都要非常隐蔽。我们白天都不敢出门。晚上我们便组织武工队员，趁着夜色跑到汾太公路埋地雷，割断阎军的电线，又跑到桥上、火车轨道摆放大石块堵住阎军的运输通道。

　　1946年秋，我和二十多个武工队员奉命到清源执行任务，为了避开敌人，我带领着武工队员们在山间行走。记得我们当时已经在山里走了好几天。秋天的天气一会冷一会热，我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我慢慢发觉自己浑身不舒服，感觉特別疲劳，好像是发烧了。

　　走着走着，我们二十几个人来到河边准备过河到对面。汾河水在这个地方挻宽的，而且水流又急。我们就在河边找到老乡的一条小船。老乡说要分几趟才能把我们都送到对岸。当我们正准备过河的時候，突然后面不远处传来枪声，情況有变，敌人过来了。我意识到我是这支队伍的领导，不能先过。于是快速组织队员一趟一趟过河。枪声越來越近，我上了最后一趟船。这时天开始下雪，我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的時候，发现自己己经躺在军分区医院的床上。女兵模样的护士亲切地对我说，“你终于醒过来了!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是你们武工队员把你抬到我们医院来的。”这是晋绥八军分区的一个兵站医院。护士告诉我，我得了重伤寒。我在这里又住了几天。住在这里的都是负伤的八路军。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自身体康复后，我茂密的黑发就不停脫落。从22岁开始，我头顶上的头发就变得越来越稀疏了。

　　由于这时阎锡山已经派重兵深入太原五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很难在这里立足，被迫撤出。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如果我当时沒有得病，组织上就让我随华国锋领导的部队南下了。

　　1946年11月，我出院康复后，被调到交城參加晋绥八地委青年干部训练队学习。当时的学习主要是针对抗日战争胜利以来，许多干部产生了和平享乐思想，有的甚至发展到贪污蜕化。针对这种情况，干训队开展了反贪污，反蜕化的斗争。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迎接第二次国內战争的困难局面。我自己积极参加了学习运动，并担任了学习小组长，对自己原来的阶级思想也不断地克服和改进，并自觉向着革命战士的目标迈进。在学习过程中，我明确知道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需要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下决心要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满腔热忱，勤勤恳恳，沒有私心，全心全意终身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1947年1月27日在青年干部训练队学习过程中，我很快被吸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我刚满22岁。入党时我把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全部都上交给了组织，作为我的第一次党费!

　　1947年5月为期半年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被调到离太原五区不远的文水县工作。去之前我找到一些介绍关于文水的资料，得知文水因境内有文峪河水而得名!文水平川一帶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山川平原各占一半。文水境内有很多重要的交通要道与边卡。

　　阎锡山军自1946年10月以来抢占了文水，在文水布置了大量的据点、碉堡和特务组织，对文水实行极端白色恐怖，疯狂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积极靠近共产党的老百姓。

　　对文水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是1947年1月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阎军杀害。1947年3月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2月文水县城短暂解放!但很快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军撤离了文水。阎军又占领了文水城。阎锡山在文水实行残酷高压的白色统绐，推行“三自传训”的居民政策，“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凡是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人都会被杀害。

　　1947年5月，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被派到了文水县工作。我被分派到晋绥文水县稅务局财政科担任税卡长和会计。财政科长王西分配给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各地交上来的武器、公粮和金银财物进行登记注冊。我还需要到各边卡要道进行实地考察。科长分配给我一把算盘和一些记账用的纸墨笔。于是我除了身边常带的手枪外，又多了箅盘及纸墨笔，真正做到了组织上要求的“上马能打仗，下马能税收。”

　　那时文水县委机关常驻在周家山、呂家山、牛家垣、康家堡一带，有时还要转移到其它的村庄。我们的工作也是居无定所，东躲西藏，常常是被敌人追着跑，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敌人抓捕，我们还要自帶口粮，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

　　我每次都会把收上來的税款、财物及金银等记账整理好，再收藏好，保存起来。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把收到的金银钱财绑在腰间，用衣服盖好。走到那儿都带着，晚上躲在老乡家睡觉的時候，我并不想让老乡知道我身上藏有金条之类的财物，便偷偷地把身边的财宝，藏在房梁上，等第二天离开时，再把金银重新绑回腰间。最后交给文水县财务科。我常常嘲笑自己，既是腰缠万贯，又是一无所有!

　　不过有一回，我刚刚把收到的几块金条放在房梁上正准备睡觉时，外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我赶忙就往外跑，根本沒有一点时间从房梁上取岀金条。当时村子里也住了县里的其他几个同志。于是，我们就一起跑路，等跑远后我才想起那几块金条还留在老乡家，我想回去取，身旁的同志劝我现在不是时候，不然敌人又会追过来，非常危险，等以后再说。由于我们的工作那时一直都是在被阎匪追杀的情况下开展的，后来我也一直沒能有机会找回那几块金条，为了这件事我一直都在自责，感觉辜负了党对我的信任。

　　不管形势变得多么严峻，我们稅务科还是要完成上级下达的稅收的任务。慢慢地我们工作队也找到了如何避开敌人抓捕的方法。每次一听到我军大部队驻扎在那个村庄，我们就赶快跑到那边开展税收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明显的容易很多。等大部队一转移，我们也跟着马上撤离，因为大部队一走阎军通常就会再打过来。

　　有一次，我知道我军部队驻扎在文水边山，就赶快借着大部队在那里的日子，急忙跑过去开展活动。沒有想到等我们到那边，大部队已经转移走啦。部队何时转移一般都是军事机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大部队刚走，阎军就从后山悄悄压了过来。以往敌人都是从正面打过来，这次敌人从山后面扑过来，情况非常危险!于是我们也改变了以前的做法，不往前跑，怕前面也有敌人，敌人前后包围两面夹击我们。而是往侧面跑到不远处的小山头，又怕落到敌人的包围圈，于是我们几个人急中生智决定打排子枪，就是我们手里的枪一起打，嘟!嘟嘟!嘟嘟嘟??!让敌人误以为是机关枪，因为阎军知道只有正规大部队才有机关枪。枪响之后，敌人好像也沒有摸清楚我们这边到底有多少人，他们便停了下來。我们几个人也就趁着这个空挡，悄悄地迅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跑了。

　　尽管我们工作十分艰难，我们文水县稅务局财务科仍为支援前线部队筹集到了大量的经费。

　　1947年12月，毛主席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有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及整党工作的报告。那时我反复认真仔细学习了好多遍。

　　1948年7月13日，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盘踞文水县城的国民党阎锡山军弃城逃窜，我军又收复了文水县城。在我军攻打文水县城时，我负责保管金库。那时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大量的金银钱财，同时我也见识了太多价值连城的贵重物品，经过我的手也保管登记过大量从阎锡山军队金库里缴获的财物。或许是看多了，我反而对这些金银钱财沒有太多的兴趣，更沒有一丝据为己有的贪念!每次想起这些，我都为自己感到特別骄傲与自豪!我军收复了文水县城后，为了全力支援太原解放战役，成立了支前总指挥部，新县长王西为总指挥，书记陈琪为政委。

　　1948年6月，文水县委在神堂村老爷庙前举行了隆重的支前动员大会，会场前面正中央挂着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晋绥八分区领导分別讲话，主要是动员全县人民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晋中和太原。会场上军民们都斗志高昂，大家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我当时也有在场，开完会后，我便找到县委宣传部长李广田(李光天)，把我曾在太原五区的工作经历告诉了他，李广田听后非常高兴，他们正急需懂土改政策搞宣传的干部。1948年8月，组织上把我从财务课调到文水县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当时县委宣传部的宣传干事就只有我一个人，县委办公室有三人，妇联会有一人，再加上县长、县委正、付书记还有秘书，其余工作人员为通讯员、马伕、炊事员，一共不足二十人。

　　在文水宣传部，除了依据上级下达的內容做积极宣传鼓动外，我还负责开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基层党员培训班。我要求培训班的学员每天早上6点起床，接着一直到8点都是早饭学习时间。我给学员们布置学习任务和计划，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笔记，还组织学习心得交流会等等。通过培训班，大大提高了基层党员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认识。另外，我的工作还包括协助县委征粮、实行土地改革、土改复查、肃清潜伏的敌人等。在土改过程中，我们还要收集情況，研究经验与问题，了解群众的具体需求。我们明确了，在执行政策中“左”和“右”都是错误的。我们还要积极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组织农民开荒种地，动员青年农民踊跃參军，支援前线。

　　当时的环境下，有些农民并不愿意參军、纳粮。于是我们就亲自挨家挨户去说服他们。我们也到富农人家去征粮征税，并给他们讲解我党的政策，对他们在经济上是保护的。我们还会去贫雇农家，主要是给他们讲解我党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土地改革后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切实利益，并用实际例子详细说明。同时我也拿出笔记本一一记下他们的要求，并向上级领导汇报。

　　由于我党的土改政策深得民心，土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土改也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土地关系。农民可以获得了土地，他们也知道了我党土地改革政策給他们带来的实质性的好处，于是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各村农民掀起了大生产高潮，他们积极播种，支援粮草，还组织起支前的民工队伍。年轻人也愿意为解放军攻打太原参军入伍。而村里的妇女们也参与纳军鞋、送弹药、送饭、抢救运送伤员的工作。所有这些我们也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长达半年的太原解放战争中，我所工作的文水县是晋绥边区牺牲最多，贡献最大的县之一。文水也是贡献粮食最多的县，我们大大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指标。

　　1948年10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起了攻打太原的战役。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徳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激烈战斗，终于結束了阎錫山在太原38年的统治，为全国解放典定了基础。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我们终于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在太原战役后曾说过，“太原是解放战争时期最难打的城巿，打了半年多。太原战役的胜利，多半应该归功晋中人民，沒有晋中人民的后勤保障，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解放太原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功于后方的供应，归功于晋中人民群众的后勤保障。”当时他还感叹，“如果沒有人民群众的支援，部队连饭都吃不上，还能打什么仗?”

　　不知不觉中，我才意识到自从我离开太原踏上革命征程开始，艰苦奋斗，出生入死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零两个月。我这时才想起我的家人，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后来听我父亲说，自从我离开太原后，日本兵和阎军曾多次向我家人要我，打听我的下落，他们一边是让我父亲交人，一边又是勒索钱财。万般无奈之下，我父亲和榆次的家人为我披麻戴孝办了个假葬礼，以此告知人已亡，才蒙混过关。

　　全国解放在即，党中央发出加強干部学习的号召，文水举行了第一次干部学习测试。那时我每天忙于工作，很少能挤出时间来学习，但测试结果我却得了最高分。

　　在文水工作了近三年，我几乎走遍了文水全县的镇丶乡、村，各地方的村长、村支书、农会主席、妇联主任，差不多都认识我，我跟他们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仅如此，我们还走访了文水县的小学、中学，宣传党的政策。在宗教方面，我们也给予了宗教团体清晰的指引，规定宗教宣传只限于在教堂及寺庙內，不得借宗教活动任意破坏社会安定。除了农村，我们还跑了一些小工厂，如铁厂、煤厂、面粉厂、醋作坊、酒作坊等，为工人们建立工会，并和厂主商讨怎样提高工人们的工资待遇。比如，工人超时部分工资如何计算?还有工伤、意外赔偿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另外，我们还找了大小商铺，如茶叶铺、杂货铺、糕点铺、肉铺等，同业主们开座谈会，讲解我党的税收政策，鼓励合法经营，禁止扰乱市场，哄抬物价!

　　1949年10月1日，当我听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來了!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实在是难以用任何词语来形容，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这是我们多少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1949年底，我父亲和我母亲麻秀英在山西文水结婚。我母亲是文水麻家堡人，1948年7月參加革命，195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伴随着对父亲的回忆，我走到了太原地标凌霄双塔寺前。在宁静的永祚寺里，我品味着百年双塔与周边的人文古迹。从双塔前面的图片展览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太原兵临双塔激烈战斗的场面!我怀念着为抗日牺牲的大伯和无数先烈们，脑海里不断湧现出我父亲为了抗日、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满腔热情，不畏艰险的画面。想起父亲时时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离开太原的前一天，我去了离晋祠不远的太山龙泉寺。这里也是我父亲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陶醉在秋天迷人多彩的山景中，一边听着清脆的泉水声，一边沿着山路向上而行，一边又想像着，在这美丽的山丘里，我父亲当时确是危险处处。当我走到太山的最高处，站在望都阁上俯看脚下的太原平川，情不自禁地感叹到我的父亲在他生长的山西，用他的青春与信念为了抗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我们今天和平美好的生活，尽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做出了他应有的一份贡献!

　　我的父亲出生在富裕家庭，从小就喜欢学习与读书，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个发明家，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善人们的生活。但随着日寇的入侵，国家民族的危难，他目睹了旧中国身边所发生一切，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洪流中。他也从一名小知识分子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投身中国革命的真正參与者;一名无怨无悔、滿腔热忱、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员。

　　解放后，我父亲曾经担任过中共汾阳地委宣传部干事，汾阳城关区委副区长，汾阳地委办公室干事，中共榆次地委办公室秘书和副主任，榆次地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1955年我父亲被保送到西安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一年，毕业后，他担任榆次地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晋中专区农村水利建设局局长和党组副书记，中共晋中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60年代初，我父亲由中央组织部调入到国家级最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科研工作的领导岗位，为我国计箅机事业的发展默默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虽然我父亲沒有机会重返大学，但是他有幸加入到科技领域的领导岗位，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了他崇尚科学的初心!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爸爸，您有后悔过參加革命吗?”。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我从来都沒有后悔过。我亲眼目睹与经历了旧中国贫穷落后又遭受日寇侵略的苦难与恥辱，我也读过许许多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我熟知旧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渊源。由此深深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符合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