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茂八方奔走 李子春终身报恩
来源：通讯员 陈丙松   2025-08-22 09:47:58

　　发生在安徽宿松凉亭镇上的一段惊险抗战往事

　　古老的凉亭镇坐落在安徽省太（湖）宿（松）两县交界的结合部，属大别山余脉的沿山丘陵地区。千百年来，勤劳的凉亭人民不但打造了御善雪枣的家肴美食，而且更以传统的纸伞制作工艺而远近闻名。从满清时期开始，这一传统手艺在当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镇制伞厂家不下百余来户，带动周边从业工人高达数以万计之多。各地供、销客户络络不绝，既有推销制伞原材料的商家，也有采购各种规格雨伞的客户，可以说小小的集镇充满了无限的生机。然而，正是这样一座喧嚣繁华的江北小镇，同样成为日军关注的目标，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

　　余荣茂耕牛交易所，就是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在凉亭的一个秘密交通情报站。余荣茂同志从1929年投身革命到新中国诞生前夕惨遭杀害的战斗岁月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更是在配合新四军游击队的各项军事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情报站坐落在河西街桥头旁的一个沙滩土墱上。也是老余每天工作的场所，这里当年的茅棚茶馆紧连着他的住宅，关注着南来北往的所有行人。根据知情人士介绍，余荣茂1892年出身于该镇青竹村一个名叫下敢冲的自然村庄，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父辈开始，就一直在集镇租赁一块河滩从事耕牛交易和开办茶馆养家糊口，大革命时期，因长期的职业生涯，他结识了鄂豫皖苏区的许多优秀共产党人。1929年，在王玉林、王国开、祝汝昌、等人的影响和介绍下，秘密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从此，受党组织安排，以耕牛交易所作掩护，从事着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其中一位姓叶的同志一直与他单独联系。

　　抗战期间，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作为凉亭河西红色交通站的余荣茂同志，紧紧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秘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工作。在这期间，许多具体任务改由宿松湖区抗日自卫队队长詹大金的弟弟进行单线传达和交待。因为詹大金是宿松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杨宪的变节投敌，他同严仲怀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一起遭到国民党宿松自卫队的逮捕，被关进了安徽省“反省院”。全面抗战爆发后，詹大金等众多革命党人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终于获得了释放，但多年的囚禁生活使他与组织中断了联系，出院后在凉亭街上以“康复堂”诊所的名义陪同弟弟一边养家糊口，一边暗访党的组织。最终通过余荣茂的介绍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并与这个交通站建立了秘密关系。

　　1941年，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达到抗击日寇，保卫皖江的战略意图，是年5月1日，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安徽无为县白茆六洲胡家瓦屋成立了新四军第七师。该师主要以皖南事变中突围到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础，会合江北游击纵队二团、三支队挺进团等部队组成，张鼎丞任师长（未到任），曾希圣任政委。七师成立后不久，师部即迁往无为县城西北恍城山区，即今日红庙镇境内的三水涧村山脚下的小院里。

　　根据资料记载，皖江根据地初建时，采取“隐蔽据点，稳步向四方发展”的战略方针。1941年春，由林维先任团长的七师挺进团，首先分两路向宿松、望江等地推进，于4月24日与张体学领导的五师鄂豫挺进纵队独立团在宿松会师，从而打通了与五师的联系。同年7月，挺进团奉命进入宿（松）望（江）湖区，会同坚持在这一地区的赣东北特委，共同开辟了在江北湖区抗日根据地，同这里的日伪汉奸进行斗争。根据地的具体位置有桐西、泊湖两大游击区，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就是要逐渐完成皖江根据地向皖鄂赣边界扩展，以达到逐步向纵深推进目的。

　　1941年夏秋，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特殊年月，接连不断的夏雨使长期在奔波中的新四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战士们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汗水和雨水的侵袭中。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宿松特支为积极配合新四军的行动，专门向凉亭红色交通站下达了二个重要任务，一是要在凉亭制伞基地迅速为新四军专门生产一万把油质纸伞，以解决部队将士阴雨天气中行军的难题;二是要在凉亭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堡垒户，为一名新四军女伤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疗养场所。

　　这是二个非同一般的工作，甚至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尽管当时处在国共合作的阶段，但各地国民党顽固派依然对共产党的所有抗日武装依然处处设防。然而，尽管对敌斗争形势充满了坷坎和曲折，但余荣茂同志没有丝毫的推脱，勇敢地接受了这两个特殊任务。

　　按照当时凉亭数十家雨伞生产商家的工作量计算，要如期完成一万把雨伞的生产时间最短也要1个月。同时按照时价一块银元一把伞的市场价格，至少需要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的预付定金。但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七师各部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难道。为了迅速解决好这一实际困难，余荣茂很快找到了同居河西街上的邻居、制伞专业户陈普记。该人不仅是当地众多雨伞制作商的其中之一，而且其父陈森良更是凉亭陈氏道浩宗祠管委会负责人，同时，还兼任着凉亭雨伞制作商会的理事。

　　自古以来，按照历史传承的规定，集镇范围内的商铺、田地和山场出租租金统统都是该族宗祠的收入来源，当然，也包括集镇管理和设施维修各项公益事业。由此可见，陈氏宗祠管委会在当地是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民间机构。陈森良也是义门族人中一名关键人物。

　　余荣茂与陈森良作为河西街上的邻居，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接受任务后，老余当晚专门来到陈家，说明了要求出面担保，为祁门表兄商号定做一万把雨伞的意图。由于客户时间要求紧迫，必须要将这一任务数量分配到集镇各雨伞制作商家，才能保证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第二天，陈森良以制伞联合商会的名义专门召集了宗亲会的多位负责人进行商议，对雨伞的价格、付款方式、交货日期、质量要求等基本达成了共识，然后由陈森良出面，借用该宗祠管委会2000元资金向各生产厂家发放。

　　三天后，按照双方秘密约定，全街36户较大规模的雨伞生产厂家全部投入紧张生产阶段。其中陈育宽、陈育春、陈济美、陈普记、戴迎江等都是这一特殊任务的主角。

　　20天后，万把油纸雨伞按照双方约定如期完成。经过验收后的所有产品都由各生产厂家包装后统一交货。然而，就在双方交货付款的过程中，新四军送来的货款除了当地流通的少数银元外，同时还有部分由新四军建设银行发行的大江币。这种货币在当地由于日军的严格封锁，老百姓在市场流通困难重重，而且还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对此，任何人都不敢接收。

　　为了兑现承诺，解决大家面对的这一实际问题，余荣茂很快将这一问题向中共宿松特支作了汇报，并请求组织出面解决这一难题。

　　此事引起了新四军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维护好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最终余荣茂收到了一条由中共彭宿望工委转来的决定：将所有当地无法流通货币退回新四军，然后改换成商家需要的商品。并由该部专门组织人员负责用船运输到九姑“大升”商行。然后由大升商行和县城“万和”商行出面，全部兑换成当地流通货币如期交付货款，这一有效举措，普遍受到了所有客户的一致认可。

　　根据余荣茂的妻子王桂英老人后来介绍，战争环境下的地下工作，可以说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险和复杂，随时都有付出生命的可能。但是为了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老人的记忆中，老余接受的第二个任务是要在凉亭物色一个绝对可靠的堡垒户，收留一位名新四军伤病员疗伤康复。

　　围绕这一工作的中心，老余没有丝毫的怠慢，千方百计通过各种线索，对掌握的9个对象户进行一一走访核实，最终确立了以凉亭上街中年单身妇女王欣所开的“栖间堂”客栈最为适宜。一是时年30多岁的王女士为人正直善良，具备了很好的爱国良知和人脉关系;二是因其孤身一人从事客栈经营，便于封锁消息;三是在客栈位置不远处，另有两间极为隐蔽的住宅，非常适合一人单独静养。所有这些，都符合组织交待的要求。

　　1941年5月初的一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蒙蒙的细雨下个不停。大约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余荣茂从睡梦中惊醒。从敲门的节奏中，老余已判断出是自己的同志。于是，赶忙点亮那盏昏暗的香油灯，让他们赶忙进屋，先暖和一下身子，然后喝口热茶。

　　这次一共进来的有3人，除了中共宿松县委的杨达金同志外，另外两人他并不认识，从穿着的服装就知道他们都是新四军部队上的同志，其中还一位用破旧的棉大衣裹着，一看就知道是一名伤病员。进屋后县委杨达金同志开门见山向老余下达了工作任务，简单介绍了前来疗伤同志的基本信息。

　　原来这位前来疗伤的同志名叫李子春，时年19岁，是新四军挺进团的一名战地女卫生员。在两个多月前的桐东水圩反“扫荡”战斗中，不幸被弹片擦伤，虽然没有生命威胁，但由于恶劣战争环境下的日军层层封锁和缺医少药原因，一直无法得到很好治疗，伤口日益恶化。万般无奈之际，特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由宿松地方党组织安排处理疗养事宜。老杨非常严肃地对老余提出了各项任务要求后，便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接受任务后，余荣茂连忙叫醒了妻子王桂英，按照事先的准备，首先将这位年青女同志扶进内室，帮助更洗后，然后换上事先准备好的农家便装。在夫妇二人的搀扶下，来到了“栖间堂”客栈后，对店主王女士作了交待，被安排到了那间秘密的住宅，二人才算放下心来。回到家中，已是鸡呜三遍，但老余依然久久难以合眼。因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右派对我中共抗日武装和组织仍是处处设防，以各种手段制造事端，进行打击。因此，凉亭集镇也是鱼龙混杂，生怕稍有不慎，会被暴露，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

　　在随后的工作中，李子春的生活起居和疗伤就诊基本都是在老余夫妇一同帮助下，由王女士出面来完成的。好在凉亭当时有多家诊所，尤其是贺百洲的“天生堂”更是以精湛的外科医术而远近闻名，因此为李子春的疗伤就诊提供了便利。

　　贺百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外科郎中，最擅长的是各种外科创伤，包括手术都在当地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他为人正直，乐善好施的医德和品质，更是有口皆碑。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曾多次为新四军游击队提供过帮助。也是余荣茂最信得过的街坊邻居之一。因此，李子春同志的治疗，无疑是非他没属。但是，“天生堂”尽管医术很好，但他仅仅只能局限于中药调理，对抗菌素之类的西药因受日军的层层封锁，只能望城莫及。

　　当时，李子春的伤情由于长途奔波和无法调养的缘故，伤口感染严重，逐渐出发烧的现象。根据贺百洲医生的判断，如果没有盘尼西林类型的抗菌素，伤口感染将会日趋严重，必将会危及生命。听到这个消息息后，老余和店主都非常焦虑。战争环境下的盘尼西宁可以说比黄金都珍贵，除了县城以上的城市外，农村根本无法买到这类违禁药品。然而，李梓春同志的伤情已经面临着刻不容缓的地步，如何在短时间内解决好这一难题，老余一直忧心仲仲，一直无法找到最佳合适途径。

　　自古常言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这话一点不假。正当老余同店主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突然这天“栖间堂”客栈住进了两名身着军装的客人。经过店主打听，原来二人属于国军176师留守部队人员，驻扎在太湖县大山深处的天华镇。其中有一名姓雷的军医官，另一名是他的警卫人员。这次下乡住宿的任务是受上司首长之托，专门来给当地给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陆军高参石器芝将军老娘看病的。因将军一直在前线忙于战务，无暇顾及家中之事，因此特委托当地驻军军医前来为其老母就诊。

　　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后，老余非常高兴，于是专门来到将军府内，找到时任将军府的管家表舅李盛荣老人，要求以重金购买两支盘尼西林。很快得到了解决。随后李梓春的伤情通过西药控制和中药调理后，明显逐渐好转。不到一个月时间，基本可以帮助店主一块从事一些轻微劳动了。

　　李子春是一位出生在农村的孩子，由于家庭兄弟姐妹多、父母不堪重负的缘故，从3岁开始就将她抱养到地主家做“童养媳”。因此，农村粗工细活基本都是行家里手。伤情逐渐恢复后，她便帮助店主王女士一块分享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将客栈各项零碎锁事打点得紧紧有条，而且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很快二人对外都以干亲母女相称。所有这些，使膝下一直无人的王女士更是喜得合不拢嘴。

　　然而，遇事都难免都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凉亭这个鱼龙混杂的九方之地当然更是如此。因为小李的外地口音很快在当地遭到了社会各种舆论的猜测。尤其是国民党顽固派地主武装“贺老九”甚至专门找上来调查此事，好在被王女士的一番精典推辞才算把前来上门的人轰走。为了确保小李的身份不被暴露和受到猜测。店主很快将将接连发生的几件怪事一一向余荣茂同志作了汇报。后经过二人磋商，决定由凉亭雨伞制作商会、陈氏宗祠管委会负责人出面邀请，“栖间堂”客栈作东，邀请凉亭社会名流前来赴宴，专为澄清对王女士收养女儿的各种非议。这一有效举措，外加店主的良好社交往来，最终还真的收到了很好效果。直到后来李子春同志伤愈归队后的数十年后，整个凉亭集镇除了交通员余荣茂、“天生堂”名医贺百洲和“栖间堂”客栈王女士外，谁也无从了解李梓春同志的真实历史，更不知道她是一位新四军在此疗养的伤病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特殊家庭的母女往来、直至晚年为其善老临终，人们才从中解释了心中的迷团，认清了这种非比寻常的革命友谊，更为余荣茂同志的舍身报国之举和为此付出的艰辛而深表钦佩和点赞，至今天成为凉亭一段流芳千古的红色革命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