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贵阳二·四大轰炸的历史与贵州修建抗战机场的历史
来源：通讯员 龙兴旺   2026-04-27 09:14:34

　　1934年3月，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率相关人员选址修建机场，最初选定沙子哨，后改选距贵阳24公里的清镇平远哨。此处多为丘陵荒地，占用田土少且无民众反对，遂确定为新建机场用地。当年11月，机场建成，跑道长1000米、宽50米，以石块铺垫基础，道面采用泥沙三合土，可起降双引擎大型飞机，成为贵州省最早的民用航空机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航空公司首次开辟重庆至贵阳航线。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适应抗日战争需求，机场进行扩建，成为当时贵州规模最大的军民合用机场。1938年9月25日，日军空军率先轰炸清镇平远哨机场与贵阳易场坝机场，正式拉开了空袭贵州的序幕。此后，日军频繁出动飞机，或从贵州过境，或直接入境进行侦察、散发传单、狂轰滥炸，气焰嚣张至极。据学者在《抗战时期贵州遭受日军空袭及损失研究》一文中统计：“从1938年9月到1944年10月，日机入黔轰炸约53次，其中1938年3次、1939年2次、1940年42次、1941年1次、1943年2次、1944年3次；出动飞机超644架次，投弹约881枚，贵州被炸县市达18个。日机还多次侵入沿河、贵定、平越等12个县，在龙里、贵定、平越一带抛撒传单。”

　　1938年9月日军两次空袭贵州期间，省城贵阳及周边军事设施遭受重创，清镇机场6架伪装飞机全部被炸毁，1名机场工作人员不幸遇难。即便损失惨重，国民党当局仍未产生紧迫感，未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直至1939年2月1日至3日，贵阳防空司令部才组织第三次防空演习。此次演习虽经认真策划、持续3天，且当局为民众划定了敌机空袭时的疏散路线，但因缺乏具体防空措施和必要设备，并未引起民众足够重视。演习结束次日，日军趁当局与民众情绪松懈之机，突然对贵阳发动大规模空袭。当防空警报拉响时，许多民众误以为仍是演习，未及时疏散隐蔽，最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1939年2月4日，贵阳迎来冬季难得的晴朗天气。当日恰逢农历腊月十六，是全市商家年度最后一次“祃祭”日，各商户忙着结清账目、集中现款，筹备次日“比期”兑付，不少商人还期盼着当晚的“打牙祭”；普通百姓则一早便盘算着逛大街、买年货，为即将到来的“小年”做准备。狡诈的日本侵略者，瞅准民众思想放松、忙于筹备过节的时机，对这座几乎不设防的城市发动空袭，实施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

　　上午11时20分左右，喧嚷的贵阳上空突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城郊东山顶上匆忙升起警示敌机逼近的红灯笼。片刻后，18架日军轰炸机迅速飞抵城市上空。此时，无论是当局政要还是普通百姓，脑海中仍萦绕着昨日刚结束的防空演习场景，误以为是演习的延续。直至紧急警报再次响起，街头出现警察指挥民众隐蔽，市民们才仓皇逃散，商家也急忙关闭店铺。而此时，日机已飞临头顶，轰鸣声清晰可闻，滞留家中的民众已来不及逃避，只能在屋内寻找藏身之处。

　　侵入贵阳的18架日机分为两批，每批9架，每3架为一组呈“品”字形编队，分别由东向西直穿市中心、由东偏北绕飞市中心、由东偏南绕飞市中心。敌机沿预定路线对目标持续投弹，对以大十字为中心的贵阳繁华商业区展开轮番轰炸。当时，设于东山的两门高炮虽不断开火射击，但火力微弱，形同虚设。日机在几乎未受阻击的情况下，总计向贵阳中心区投弹129枚，其中多数为航空炸弹，39枚为燃烧弹，全市被弹面积达七分之一。东至中山东路护国路、蔡家街口，南至中华南路贯珠桥，西至中山西路先知巷，北至光明路（今省府路口），这座城市的精华商业区瞬间陷入一片火海。短短六七分钟内，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民宅商铺尽数化为瓦砾，只剩断垣残壁在火光中矗立。

　　敌机临近、警报拉响时，贵州防空司令部正召集各街道、保甲防护团负责人，在“民众教育馆”讲解防空知识。一枚炸弹突然落在人群中，当场造成50余人死伤。市内众多来不及外出、未能进入防空洞的群众，或被炸死炸伤，或葬身火海。据事后相关部门统计，此次轰炸共炸死平民597人（当局统计报告为521人），炸伤1526人，其中735人重伤送医，33人医治无效死亡。当时贵阳人口不足20万，死伤人数却多达2123人。财产损失同样惨重，被炸毁的民房与公共建筑达1326栋，价值约3880万银圆；空袭后登记灾民8998人，2万多人无家可归。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二·四”轰炸，成为贵阳自宋代建城以来遭遇的最大劫难。

　　当年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关押于保安处地下室的中共党员黄大陆、张益珊、凌毓俊等人，在《狱中纪实》中记录了“二·四”轰炸时的所见所感：“初放空袭警报时，我们也以为是演习，照常看书。但片刻后，紧急警报响起，沉重的马达声带着恐怖划过长空……轰！轰！墙壁仿佛都在震动，好在炸弹落在较远的地方，从地下室听来，约莫只有六七枚的样子……远处，房屋倒塌和燃烧的声音隐约传来……红的火焰、黑的浓烟，将这座古城的天空染得如同草莽英雄的脸庞。”关押在地下室的革命志士尚且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身处轰炸现场、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普通民众，其遭遇的恐怖与目睹的惨状，更是可想而知。

　　2015年9月，《贵阳日报》刊载《“二·四”大轰炸：贵阳不能忘却的记忆》采访记，记录了多位老贵阳人对这场日军暴行的回忆。

　　老人杨近文回忆，当年他家住在小十字附近。2月4日上午，他去叔叔家借书，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他急忙往家赶，途中按照警察指挥向东门方向逃窜，刚越过老东门下到田坎趴下，飞机的轰鸣声便已近在头顶。刹那间，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疯狂投向毫无设防的贵阳城，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尘土飞扬……随后，数十架飞机呈“一字型”俯冲而下，投弹后拉高再反复俯冲，最终朝三桥方向飞离。敌机飞走后，民众才陆续返家。回家的路上，焦糊味刺鼻难闻，沿途百姓哭声震天，残肢断腿随处可见，惨不忍睹。仅仅一瞬间，美丽的家园便被夷为平地，沦为一片废墟。时隔多年，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心有余悸。

　　日军的暴行，不仅让贵州各族人民亲身感受了侵略者的残酷，更激起了各族各界民众的无比义愤，血与火的现实推动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轰炸发生后，贵州省动员委员会专门设立灾民救济处，负责具体救济工作。社会各界踊跃捐助、积极施救，共募得救济款275737元，安置灾民9547人，慰恤伤亡灾民542人，抚恤因公伤亡人员185人。中共贵州地下组织迅速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在志道小学设立救济站，发动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社会进步人士开展募捐救济活动；另一方面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救灾过程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敌人的轰炸本想扑灭贵阳这座抗战大后方的抗日火焰，却不料激起了民众的同仇敌忾。“二·四”轰炸后，贵阳及周边各县迅速掀起控诉日军罪行、坚定抗战信念、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的热潮。事实证明，经历过“二·四”轰炸的贵阳人民，抗日立场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步伐更加一致。1939年后，贵州各族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民众积极募捐支援前线抗战，便是最有力的佐证。

　　历史不容抹杀，记忆永不褪色。那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那些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永远铭记在中华儿女心中。“二·四”轰炸是贵阳人民的历史之痛，更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一段屈辱记忆，贵阳人不会忘，中国人更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