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公民,1928年4月生于上海,1945年12月参军入伍,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通讯员、卫生员、见习医务员、统计员、见习科员、军医、人武干部,退休时为正团职军休干部。一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46年荣立大功一次。他亲眼见证了祖国从饱受列强欺凌,一步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伟大历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彼时胡公民年仅9岁。为躲避战火,他随家人逃难至江苏,靠着亲戚接济,得以在当地就读小学。三年之后,亲戚家中生计艰难,无力再给予帮扶,他只得跟随家人重返上海,在南市区法租界内的紫荆小学继续求学。
当年的上海南市区属于老城中心,街头时常可见荷枪实弹的日军巡逻。他们肆意拦截路人盘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就连老弱妇幼也难逃其害。
胡公民常提起电影《精武英雄》里的一幕:陈真在黄浦公园门口一脚踢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牌匾,大快人心、一雪国耻。每每谈及此处,他心中总是满怀遗憾——自己终究没能亲手砸碎这块刻满民族屈辱的牌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并管控上海的法租界、英租界。随后,日本人在上海推行殖民统治,大量日军及其眷属涌入城中,还将租界内外国人和中国民众划分等级、区别对待。那时黄浦江边的黄浦公园门前,赫然悬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亲眼看见牌匾的那一刻,胡公民倍感屈辱:身为中国人,身处故土之上,竟然连自家的公园都无权进入,中国人竟被与牲畜相提并论!
从见到这块屈辱牌匾的那天起,胡公民便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参军报国,拿起钢枪驱逐侵略者,亲手砸碎这块耻辱的牌匾。
1940年10月的一天,放学后,胡公民和同学快步走在回家路上,迎面撞见日军押解着一队青壮年沿街行进。他满心疑惑,不清楚日军为何抓捕这么多百姓。就在这时,一名日军士兵转头看见了胡公民,立刻持枪上前,叽里呱啦地呵斥,示意他加入被押的人群。胡公民稍一迟疑,日军便拉动枪栓,厉声驱赶,将他强行赶入队伍当中。
就这样,年仅12岁的胡公民来不及和父母道别,便与数十名同胞一同被日军掳走。
原来,日军在上海抓捕壮丁,押往浙江修建军用战略公路。一行人被武装押解,从上海出发,途经金蓝公路、渡过钱塘江,最终抵达杭州,开始服苦役修路。
工地上的劳工日复一日承担着重体力劳作,每日口粮只有干硬饭团配咸菜,身上衣衫单薄破旧。夜晚,大家挤在四处漏风的工棚里休息。深秋入夜,寒气逼人,又累又饿的劳工们只能紧紧依偎在一起,依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御寒。工友们心疼年纪最小的胡公民,夜里总把他围在人群中间,用身体为他抵挡寒意。
恶劣的食宿与高强度劳作,让不少同胞接连发烧病倒。可日军全然不顾劳工死活,依旧持枪逼迫大家上工修路。短短一个多月,就有数十名同胞不幸离世。胡公民也没能扛住病痛,高烧昏迷过去。
当他缓缓睁开双眼,竟发现自己躺在家中的床上,一时间恍如梦中。
看见胡公民苏醒,连日来焦急万分、以泪洗面的父母终于露出了笑容。父母告诉他,在他昏迷期间,有两位二十多岁的同胞不顾生命危险,躲过日军层层封锁,一路背着昏迷的他,从浙江辗转回到上海,平安将他交到家人手中。
自从胡公民被日军抓走之后,他的父母日日忧心,终日以泪洗面,早已做好了永失爱子的心理准备,万万没有想到孩子还能活着归来。
当初在工地休息时,工友们闲谈家乡,彼此知晓了籍贯。可直到晚年,胡公民依旧百思不得其解:那两位好心人究竟是如何顶着杀头的风险,绕过一处处日军岗哨,沿着公路、铁路,背着昏迷的自己长途跋涉回到上海。
胡公民终生感念这两位素昧平生的大哥。他常说,如果不是二人舍命相救,自己恐怕早已埋骨异乡,和众多遇难同胞一样客死他乡。
时至今日,每每忆起这段往事,胡公民依旧满怀愧疚。当年救他的两位恩人,他始终不知其姓名,不知他们后来去往何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熬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平安活了下来。
经过全国军民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最终被赶出中国。抗战胜利后,胡公民回到上海,特意前往黄浦公园门口查看,那块羞辱国人的牌匾早已不复存在。可在他心底,始终留有一份遗憾:终究没能亲手砸碎那块代表着民族屈辱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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