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忆】 仇恨的刀疤
来源：滕福生   2015-08-06 15:31:34

　　父亲的右肩头上，有一道一匝多长的刀疤，逢阴雨天就痒的难受，让父亲痛苦了一辈子，那是日本侵略者留给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父亲在世时，经常给我们讲述那一段段悲壮惨烈的抗日故事，激发起我们对日本强盗的民族仇恨……

　　杀敌斩寇，掂起枪杆保家乡

　　我的父亲滕世恩，1918年生，母亲王玉芬， 1923年生。两人分别出生在河北省武邑县西桑村和王家苗村。1939年2月，日本军疯狂轰炸武邑县城，随后，日军部队陆续占领了武邑县。那时，父亲21岁，是个种地的农民，因读了几年私塾，看了不少武侠书，在村子里算个“文化人”。母亲贤淑善良，也是一个侍弄庄稼的好手。可是，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之后，老百姓原本平静的田园生活，被侵略者烧杀抢掠而搅得民不聊生。

　　1940年间，冀南五分区新九旅二十五团约1000人在武邑县南部开展游击战。血气方刚的父亲在爷爷和刚过门的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和许多庄稼汉一样，毅然撂下了手中的锄头，舍家离院参加了县抗日游击大队，拿起了保家卫国的枪杆子。母亲则和村子里许多大闺女、小媳妇一起，参加了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送情报的村抗日妇救会。其中，我的大姐滕桂然(父亲亲侄女，和母亲年龄相仿)因口齿伶俐、干事利落，多次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15岁就入了党，她每天和婶婶(我的母亲)一道，为支援抗战忙个不停。在区小队，因为父亲高大强健，性格开朗，肚子里又有点“货”，闲暇之余经常给队员们讲“水浒”、说“三国”里的英雄好汉，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由于父亲练过几天武术、头脑灵活，还经常帮着出谋划策，加之又喜欢打仗，且表现勇敢，深得上级器重，很快提升为游击队的区小队长。而最让队员们羡慕的是，父亲时常被大队长点名指派跟着外出执行任务。

　　首次执行任务，就遭遇鬼子曹长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父亲和48岁、一个叫王书民(王家苗村人，母亲沾亲带故的外甥子)的老交通到日军盘踞的保定府接八路军冀中军区的一个王参谋(清凉店人?)。父亲回忆说，为了找好撤退的路线，他跟着熟悉保定环境的王书民在城里转了一天，观察地形。父亲说，保定城市不大，没有大马路，市区内到处都是小巷口，很适合游击队打巷战。后来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放映后，父亲看电影时还能大概地说出保定城里几个老店铺的名字，如稻香村、六味斋、万宝堂、老槐茂等。父亲说，为保证首长的安全，王书民不知在哪弄来一辆破黄包车和一件破号衣，叫父亲假扮成一个拉洋车的，蹲守在一个小酒馆旁，等他前去接那位首长。眼看天近黄昏，父亲半天等不到人，十分焦急。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接着，许多日伪军匆匆跑了过去，父亲感觉情况有变，刚想跑，突然被一个五大三粗、满身酒气，挎着洋刀的日本曹长拦住，他一把抓住父亲的破号衣，一只手胡乱指着，嘴里咿哩哇啦地叫着。因为父亲以前打鬼子都是远距离放枪，只见人影不见人面，这次是和鬼子零距离接触，又看到鬼子那个凶神恶煞样，心中不免有点害怕。正在猜测鬼子的意图，突然听到鬼子冒出了一句“花姑娘的有”。父亲明白了，狗日的要去逛窑子。虽然在保定转了一天熟悉环境，可是父亲确实没注意到哪里有窑子店(即使注意到了，因天黑又人生地不熟，哪里去找)，只好硬着头皮拉起鬼子茫无目标地乱跑。

　　你给老子一刀，老子要你小命

　　在昏暗的路灯下，眼看都快跑出护城河了，也没找着花姑娘。鬼子曹长恼羞成怒，站起身来，抽出大洋刀放住父亲肩膀上，一个劲“良心的坏了，死了死了的”。父亲一看要坏事，想抽身逃跑，不料鬼子用刀死死压父亲肩膀，结果被洋刀划了一道血口子，疼的父亲呲牙咧嘴。鬼子哈哈大笑，暴脾气的父亲怎能咽下这口恶气，发誓道，你狗日的给我一刀，看老子如何要你小命!父亲忍着疼痛，突然一个急转身，推着洋车就往后狂奔。鬼子站立不稳，摔倒在洋车上，气的哇哇大叫，刚想拔王八盒子，就听父亲一声大喊：“狗日的小日本，找你姥姥去吧!”接着呼嗵一声，鬼子连车加人被掀进了臭气熏天的护城河。第二天，许多老百姓都在兴高采烈的演绎着八路昨晚进城杀日本鬼子的事。

　　后来听王书民说，那天，在他接到首长后，突然洗澡堂那边传来枪声，因为离小酒店忒近，日伪加强了巡逻，到处是汉奸出没，王书民对首长说，我家二姨夫别看年轻，可机灵，自我保护能力强，不必牵挂，所以两人就先撤了。好在有惊无险，首长那边安全撤离，万未料到父亲这边竟出了“状况”。

　　后来，日本人追查拉洋车的，王书民才知道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半个月后，因父亲干掉一个日本鬼子受到了县大队的表扬并见到了那位姓王的参谋，两人很对脾气。吃饭时，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天在保定城父亲一刀换一命的事。只是王书民不高兴，他可凄着脸对父亲说，那是我花两块大洋租来的，你老人家把洋车一掀，跑了，弄得我乖乖的赔了人家两块现大洋。大家一听，又是一阵开怀大笑。王参谋嘿嘿笑着说，你这老头，别哭丧着驴脸，两块大洋算老子的，再说破洋车换条狗命，值得，值得!大家一听，都笑翻了。

　　记不清是七几年的中秋节了，月挂中天时，父母亲不知怎的又聊起了那次和王参谋吃饭的事。父亲有点惋惜地说，那个清凉店的王参谋诚心有意地要带我参加八路军的侦察连，无奈大队长本位主义严重，嗷嗷叫死活不肯放人，弄得两人差点翻脸，最后只好作罢。母亲幸灾乐祸的说，幸亏没走，你要是真的跟走了，现在在哪里都很难说。60年代中期，已经在河南某地当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王参谋不知从何处得知父亲在徐州落户的消息，来信说近期要到济南军区开会，计划后回来时专程到徐州拐个弯。母亲也曾说过，当时你爸爸挺高兴，说是要很快就能见到他多年未见面的老首长。遗憾的是，最后得知首长调任而从此失去联系。

　　信口一个“王”字，逃过一劫

　　在多次的执行任务中，最让父亲难忘的事发生在天津，那是父亲第二次险遭鬼子毒手。1941年初，当时父亲已经是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同年7月，父亲奉命到天津劝业场附近找一姓胡的地下党取一份重要情报。接头地点是一个小饭馆，老板是“自己人”。为安全起见，他把父亲打扮一番，然后在父亲肩头搭了一块毛巾，化装成饭店里跑堂的小二。

　　时至酷夏，骄阳似火。那一天实在热的难受，连大树下卖西瓜的老头都哈赤哈赤地拼命摇着蒲扇。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待在饭馆里又热又闷的父亲想出来透透风。谁知刚一出门，就见几个带着墨镜、挎着盒子枪的汉奸在一个中年人的带领下已经来到饭馆门口。警觉的父亲马上意识到有“情况”。既然双方已经照面，躲躲闪闪肯定会引起怀疑，虽然心中咚咚地直打鼓，但父亲还是强作镇静面带笑容地大声招呼着“来了您呐，几位?里边雅座!”那几个人傲气冲天，横冲直撞。突然，一个闹腮胡子的汉奸抓住父亲问：“小子!你姓什么?”父亲一听，吓了一跳，第一感觉是被叛徒出卖了，不然不会问姓什么。好在父亲与接头人没见过面。便装作惊奇地反问道：“姓王，先生您找我有事?”“说!那个姓滕的八路在哪里?”父亲印证了猜疑，思想着如何脱身。便一边擦汗，一边胡乱往饭馆里间屋一指，汉奸们一窝蜂涌进饭馆抓人去了。随后，父亲撒腿就跑。一个月后，父亲再次到天津，那个饭馆老板对父亲钦佩不已。说，老弟果然聪明，居然能把那个天津出了名的坏种骗得离眼转圈。你跑了之后，闹腮胡子拿枪敲着我的额头，一个劲地逼问：“姓滕的在哪里!?”我知道你早已没了踪影，就故意气他：“你刚才不是见过他吗?那个跑堂的小二就是。”闹腮胡子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要枪毙我，说我也是八路，又没有证据，只好踢了我几脚。然后对带路的叛徒又踢又打，气急败坏地嚎叫：“嘿，这叫一倒霉催的!出门没看黄历，居然叫姓滕的小子从老子眼皮底下大模大样溜走了。”

　　不久，姓胡的叛徒被县大队锄奸团铲除。好在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常出现“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的事，所以父亲才得以幸免。以至于多年后父亲讲起此事还暗自庆幸：“亏那天出来乘凉，要是给活活堵在饭馆里，恐怕老子不死也得掉一层皮。”

　　1942年5月1日起，日寇在冀中开展了几次大扫荡，“铁壁合围”使抗日武装队伍遭受一定的损失，游击队被打散，父亲也被日伪500大洋画像通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遵照上级指示，游击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坚持斗争。1942年底，父亲和枣强县一姓刘的队员，拖家带口顺着津浦线“跑反”来到江苏徐州地面。因奶奶身体吃不消，无法再往南迁，父亲只好暂时留在徐州。为了养家糊口，身强力壮的父亲先后拉过洋车、火车站扛过大包、卖过棉花糖。后经地下组织介绍，父亲又到日本鬼子统治下的宝兴面粉厂当工人，从此，我家落户徐州。而老刘一家去了宿迁投奔当新四军的表哥。父亲说，解放后，他曾多次联络老刘未果，估计这位老部下可能跟着大部队南下了。1945年后，我们兄弟几个也相继出生在徐州市。乡音无改，故土难忘，遵照父亲的意愿，至今，孩子们填写的籍贯依然是河北老家，出生地为徐州。

　　1979年，父亲几经辗转联系上了已经在大庆油田安家的大姐(解放后，大姐定居北京，后来跟着姐夫为支援大庆油田建设去了东北萨尔图)，1980年，大姐千里迢迢专程来徐州看望她唯一健在的亲人。在徐其间，大姐也多次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当年的父母和游击队的故事。

　　1990年，我进入宣传部门，几次提议想把父亲讲述的抗日故事写成文章，父亲不同意，说我这点小事不值一提，游击队里能人多的是，差不多人人都有比我惊险的遭遇。前两年，看电视剧《我的家乡晋察冀》时，倍感亲切。里面许多剧情我都觉得很耳熟，因为父亲在他的回忆中似乎断断续续地也提及到。

　　抗日战争过去了70年，但历史不应忘却。1993年、2004年，母亲和父亲先后逝世。每逢老人的忌日，兄弟几个都要情不自禁地追忆起两位老人曾经给我们讲过的悲壮故事。特别是父亲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甚至有点传奇色彩的故事将永远印在我们心中，留在儿孙们的脑海里。(根据父亲生前讲述整理)

　　作者介绍：

　　姓名：滕福生

　　职业：上海铁路局徐州北站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