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再去南京看看!”
5月16日下午,市区戴家坪一栋建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老旧砖瓦房里,今年98周岁的南京保卫战抗战老兵曾瑞田,向笔者吐露心声,其情之浓,其情之切,不禁让同去看望慰问他的志愿者们,深受感染。
曾瑞田老人,1917年6月18日出生于今邵东县团山乡西冲村,兄弟姐妹10个中排行第三,11岁时随“挑客”步行至武冈,投靠在那里做织工的父亲,17岁时因生活所迫在武冈进入国民党部队,随部队来到长沙集训,恰逢南京教导总队招兵,被选上。
曾瑞田老人到南京后被编入教导总队二团二营八连一排二班。八连是机枪连,清一色德国武器,教官也是德国人。“我们二班有6个人,一挺重机枪,我是重机枪手。1937年8月,日寇占领上海,在芜湖布置重兵,企图切断南京部队的退路。我们二团奉命攻打芜湖。我们只在上海打了一个星期,就奉命增援南京。数周后,日寇逼近南京,我军拼死抵抗。”
“一次战斗中,敌人处于我的射击死角,我迅速将重机枪转移到有利地形。当我返回原地想拿军大衣时才发现,原来我的大衣早就被敌人的子弹,打得稀巴烂。还有一次,我们挖好一人多深的工事,还在上面盖上树枝等作掩护。炮火激烈的战斗中,突然,一颗炮弹落入工事。‘轰!’一声巨响,炮弹爆炸了,把就在我身边的排长贵次连,瞬间炸成两截,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被彻底震惊了,下决心一定要多杀狗日本,为贵排长报仇。”
“重机枪一般是远程扫射,到底打死了多少日本鬼子,我也不知道。但我至少可以确定,我曾亲手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那是在一次战斗间隙,我的重机枪并没有放在枪架上,而是放在一个土堆上。这时,对面一个没戴军帽的鬼子,想趁着我们没注意,偷偷地猫着腰,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着,向我阵地慢慢摸过来。可是,他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我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等到鬼子进入我的射程,我果断地扣动扳机,‘嗖嗖嗖’,一下子给他一梭子,小鬼子应声倒地。”
“在南京保卫战中,日军来势汹汹,我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阻挡不住如同潮水般涌过来的凶猛野兽进攻,我军只好奉命撤退。当我们退到长江边上,已经是再无退路,而前面却是宽达8华里的一望无边的江面。我们连原来有150人,这时,只剩下了不足20人,连长和三个排长都已经牺牲了。四排长命令我们将八挺在江边一字排开的重机枪,全部丢入滚滚长江中。要知道,重机枪就是我们战士的命根子啊!虽然我们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舍不得,最终,我们还是狠下心来,把伴随我们多年四处征战的老伙伴,一挺不留地全部抛入长江之中。部队随即被宣布解散,战友们只好四下逃命。我从地上捡起一把驳壳枪和多发子弹,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忽然,我的眼前一亮,一个救命竹排出现在我面前。我飞快地爬上竹排,和另一名武冈老乡一起,用长木板当船桨,使劲地划呀划呀,终于划到了长江对岸。如果没有这位会划船的老乡,我恐怕也难以过江。如果没过江,我也很可能就成了这次疯狂日寇南京大屠杀中牺牲的30万中国军民中的一名了!”
“南京沦陷后,我们教导总队的人,所剩无几。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没看到几个活下来!我啊!命大,是个打不死的人!”
“南京保卫战,打得惨啊!人死得多啊!30万!30万啊!我们能不恨日本鬼子吗?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再到南京去一次,看看昔日的战友的坟墓,看看我战斗过的地方!”
曾瑞田老人一说到南京保卫战,就叹气,就愤慨,就想再去南京看看。
(注:本文由李志明授权抗日战争纪念网独家刊登,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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