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勇士血染斗蓬山
来源：通讯员 李岳波   2016-08-12 08:52:2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新开镇九龙村的斗蓬山，高不过百米，方圆不到半平方公里，却因第一次长沙会战五百勇士在此殉国而蜚声海内外。7月28日，我们驱车来到九龙村斗蓬山，现场踏访抗战遗址。斗蓬山呈东西走向，位于新墙河北岸，西起唱歌亭，东至107国道，上面植被茂盛，人工种植的松树枝干虬劲，郁郁葱葱，生命力旺盛。 在九龙村四组，我们采访了1925年出生的魏研元老人。据老人回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一个营驻扎在斗蓬山山顶，两挺机枪就架在山的西边方向，日军哇哇大叫强攻斗蓬山，还没到山腰，就被中央军一排排打死倒下来了。后来，日军惨绝人寰，打了三个毒气弹，整个九龙村都看不见了，国民革命军由于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水捂住鼻子和嘴，继续战斗，伤亡惨重。四天四夜，日军没有攻下斗蓬山，后来由于汉奸带路，绕到斗蓬山后侧，把国军包围，胡春华营才遭到灭顶之灾。日军的尸体都自己烧掉了，国军没有人收尸，横尸野外，被老鹰吃掉或自然腐烂掉了。听说战斗结束国民革命军只救了7个伤兵。后来，我还上山看过，一副副的骨架，让人不寒而栗，好恐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上山捡毛菌，还看到了筒子骨。”

 喻景新，1928年出生。他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斗蓬山的故事。“在斗蓬山，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排长，大约40多岁，中等个儿，会讲普通话，一脸的麻子，战到弹尽粮绝，被日军在工作沟抓去了，关在刘家周格下井下。日军拿着一条枪，一个草袋，一把东洋刀，一把锄头，一把锨，先用纸烟烧他的头发，接着把他吊起来，灌水，要他画出新墙到长沙的地图，就给他一条生路。当时在新开周家夏维持会便衣队当队长的徐国英，是日军的密稽队员，他还做排长的思想工作。遭到排长义正严辞的拒绝：‘我愿死不投降！’气急败坏的日军，在他头部就是一刀，把他的头砍掉，滚出好几米远嘞，这是我在现场亲眼看到的。” 2005年9月，《华商晨报》采访了在斗蓬山战斗中幸存的老兵毛金中。据他回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他在52军第二师8团3营7连1排任排长，营长就是在新墙河战斗中一战成名的抗日英雄胡春华。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了10多万人部队，在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以“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法，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了30多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作战。

当时第9战区的兵力部署情况是，第15集团军在新墙河南北两岸占领阵地，对岳阳方向进行防御；第27集团军在平江以北之九岭、南江桥一带占领阵地，对鄂南通城方向进行防御；第30集团军在渣津、修水一线对赣北武宁方向进行防御；第1集团军在奉新以西，沿溪李—莲花上—罗坊—会埠之线由东向西展开，守备进出九岭山的交通要冲；第19集团军位于南昌西南外围，主力集结于浙赣路樟树镇(清江)地区。

新墙河防线是保卫长沙的第一道防线，在四次长沙会战中是承担了抵御日军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每次，中国军队都在此表现得英勇无畏，因此，在整个二战史中世界闻名，与法国马其诺防线齐名。防线内斗篷山战斗被许多写中国抗战历史的文献资料记载，也经常被世界二战史的文章多次提及，那是一场注定将被记录在史册的战斗。

“我们营守卫在斗篷山上，那一仗，打了四天四夜啊。”老人说，兄弟们绝大部分把命丢在了斗篷山上。

斗篷山是抵御南下长沙的日军的最前沿阵地。“日军来势凶猛，他们调集了6个师团18万人，还有数百架飞机，300多艘战舰。”老人说，“日军在战场的上空升起两个红色的气球，那就是日军最前沿的指挥所。”有一个日军指挥官站在气球上，“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指挥官的旗帜摆动，接着就是雨点般的炮弹落在我军的阵地上，天摇地动，我们的工事被炸平了。”斗篷山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几乎被夷为平地，小小的山头像是被犁过了一样，“我们还是从尘土中爬出来，以战友们的尸体做掩体，向敌人继续射击”。 日军久攻不下之后，便用上了化学武器。“我们突然间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水堵住鼻子和嘴，坚持战斗。有的战士没有被炸死，最后被突破阵地的日军挨个用刺刀捅死。”毛金中眼看着中毒的战友们一个个倒在了敌机的扫射下。

“我们中毒的战士，没有被炸死的也失去了战斗力，被突破阵地的日军刺死了。”毛金中带领的排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胡春华营500多人只有7人因为身负重伤，提前退出战斗，得以存活。“我，营长胡春华，连长付保山，3营的一位伙夫，3个重伤员。”老人数了数，仿佛战斗还在眼前，“500多官兵啊，全都牺牲在斗篷山上了”。 从斗篷山上下来，毛金中随部到湖南省湘阴补充部队，他随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这是他在12年的抗战生涯中最高的官阶。

1995年2月，毛金中委托二儿子毛良玉前往湖南省会长沙，专程上到岳麓山上，在长沙会战纪念碑前，为牺牲的战友燃起蜡烛，代其凭吊500余兄弟。 受父亲的影响，毛良玉从20多年前起就开始注意收集父亲当年所在的国军第52军的抗战史料，并多次南下寻访父亲所在部队官兵的故人，以了却老人常常在心头燃起的无边的对往事的怀念和对浴血战斗过的血肉兄弟的思念。

1995年，毛良玉专程到北京拜访了父亲的老长官覃异之。覃在抗战胜利后，任52军军长，1949年6月，参加“香港起义”。1988年6月，覃异之被推选为黄埔军校北京市同学会会长。毛良玉在与覃异之晤面之后，88岁的覃异之老人为老部下毛金中挥笔赠言：“历经沧桑辱国史，迎来华夏振兴年”。概括了老人戎马抗战10余载，又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一生。

为了却父亲对故人的怀念，毛良玉踏访了多处原52军撤防东北后，父亲老战友的退伍之处。“文革时，胡春华营长死在了丹东。”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又来到哈尔滨，找到了曾任毛金中所在团团长的王庭震，“王老也已经死了，他本来是要写回忆录的”。

毛金中于1968年向当时的组织写的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的一些战友的名字：尹先甲：8团团长，195师参谋长；胡福林：输送连二排长；刘清彪：安徽人，机枪连排长；欧阳飞：湖南人，毛金中在输送连时的通讯员；周洪章：585团一营副官；王文昌：在585团团部工作；李子恒：曾任副营长……这份名单，有10多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经历过抗战后，随部调防辽宁并留在了那里，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他们现在哪里呢？是否还健在人世？毛金中老人很想知道答案，他多么希望他的这些战友能够像他一样穿越人间沧桑，岁月的坎坷之后，安享晚年。“如果他们中的哪位健在，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啊。”老人表达了他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