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战时首都的高射炮兵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通讯员 朱兴弟   2017-03-28 10:26:58

口述：刘文义  整理：朱兴弟
   

我名叫刘文义，出生于1925年3月24日，原籍仪陇县新政镇华丰村7社。当年我家有兄弟3人，大哥刘文清，幺弟刘文林，我排名老二。  

1943年春天，我时年18岁，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当时国民政府的兵役政策甚严，由于我弟兄3人，符合“三丁派一”兵役政策，加之家庭非常平穷，于是经人介绍，我到重庆报名当兵。

当时正值日军飞机每天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我进入重庆防空司令部陆军炮兵45团，该团下辖3个营10个连。我被分配到2营6连1排。当时炮团部队直属蒋委员长领导，45团团长叫辛文锐，他兼任高射兵器指挥官；营长是何纯良，连长田德昌，排长李某（忘记了名字）。我们的军装是德制师使用的黄绿色军服，配戴的钢盔也是德式钢盔，个人装具包括水壶、饭盒、干粮袋、毛巾和防毒面具等，同时还配发其一个皮制工具包斜挎在肩上，用于存放炮兵的专业维修工具。我在炮兵部队的角色是炮击手，负责指挥与使用大炮。

抗战时期，日军航空部队的作战重点是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更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期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为了应对日机的疯狂轰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取了很多措施，地面防空部队是整个防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当时我们连部驻地设在重庆五里店。为了适应战况的变化，我们高射炮部队加强了学习和训练，主要是学习《高射炮操典》、《高射炮兵器学与射击学》、《高射炮兵野外勤务》等课目，并进行单炮教练、宜接射击教练和联合教练等。在五里店进行短时培训后，我们来到抗日阵地大溪沟上面的佛图关，在佛图关山上安装了4门高射炮，专打日军飞机。期间，我和战友曾击落日军一架零式军机，飞行员当即死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射炮部队使凶猛的日军轰炸机群不敢白天来犯，只在夜晚偷袭。

当时我们部队有德式75mm、俄式76.2mm高射炮，另有37mm炮和13.2mm高射机关枪，并配备辅助对空作战的指挥仪等装备，还为夜间作战配备了专门的照测部队。照测部队是地面防空部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在夜间为高射部队指明目标。当时的中国空军没有今天使用的雷达，只能靠“秘密武器”——探照灯、听音机来侦查夜间偷袭的敌机。通常来说，照测兵在获得防空情报后，会立即以听音机辨别敌机来袭方向，大约用两三个探照灯交叉捕捉1架飞机。除非它迅速脱离灯光可能照射的空域，否则很难逃脱灯光追踪并被高射炮攻击。”

我们炮兵部队在保卫重庆的抗日作战过程中起到了无法忽视的作用。尽管日军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中国军民英勇的反空袭斗争没有使日本的险恶企图得逞，战时首都重庆始终巍然挺立。

志愿者上门慰问刘文义老人

1946年，我患严重的黄肿病，当时部队医院无法治疗，故请假回家治疗。连队开具证明和路条后，我回到家乡治疗，虽然后来康复，但因国共内战，我不愿和同胞打仗，就未回到原部队。

1950年10月，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部队即将奔赴朝鲜的前一天，是我人生喜结良缘的日子，但是为了祖国的号召，我毅然把个人的事情抛之脑后，离开新婚妻子和家乡亲人，随着部队奔赴战鲜战场。1955年2月，我从朝鲜回国后，复员到仪陇老家，一直务农至今。 

我在重庆原国民革命军的抗日证件及勋章等，因为一些历史原因，都被自己全部销毁。我们家乡同辈人都知道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参军抗日的经历。             

92岁的刘文义老人和儿孙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