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娃娃兵”
——乐山籍远征军坦克兵黄允文的从军路
十六岁学生瞒着父母上战场:“读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年轻人应该参军。” 因为冯玉祥将军的一场演讲,16岁的黄允文毅然离开学校,踏上了从军抗日的道路。
1943年,16岁的黄允文在当时的乐山县男中读书。因为日军轰炸乐山,所以当时学校已经迁到了城外的毛锅厂,具体位置就在如今市中区牟子和关庙交界处,教室是临时搭建的,宿舍就是毛锅厂的厂房。
当问起当年参军抗战的经历,年近九旬的黄允文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志愿者娓娓道来——
一天,冯玉祥将军到乐山给我们做了一场演讲,号召青年从军抗日。当时中国的多个城市已经被日军攻陷,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所以听完冯玉祥将军的演讲后,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我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读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给国家做贡献吗?年轻人应该去外面看看,应该去参军!
就这样,来不及跟井研老家的父母说一声,第二天我便和其他几名同学一起去报名参军。我至今记得,我们是从乐山城区肖公嘴码头坐船出发去的重庆。出发那天,乐山城的百姓们敲锣打鼓来欢送,全民一心、抵抗外敌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沿江而下,我们到达了重庆江北鸳鸯桥的学生军教导一团。出发前,我没有跟父母商量过参军的事情,只是将我在学校的书本和行李拜托给同学带回老家,所以到了重庆之后,我赶紧给家中的父母写了第一封信。这时参军已成定局,父母也只有让我注意安全,但直到抗战结束回家后,我才听家里人说,当时得知我参军去上战场,母亲伤心地哭了好久好久……
在重庆训练几个月后,我们到昆明巫家坝机场乘坐飞机抵达印度汀江机场,在蓝姆伽编入战车第5营3连3排,接受美国教官的培训。战车营就是坦克营,我们的课堂就是在大树下挂上一个黑板,教官百森(音)用英文教,翻译再讲给我们听。战车驾驶、战车射击、战场救急、汽车驾驶、汽车维修、无线电通讯……我们每人都要学七八样,上午教官讲课,下午看电影学习,然后再去实践操作。
战车营的1营、2营、3营是作战营,后面几个营是补充营,当前3个营有损失的时候,就从后面几个营抽调人补充进去。所以1944年,我就被补充到了战车三营,正式上了战场。
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反攻缅甸了,所以与日军的这场战争就在缅甸八莫,全连的坦克都出动了。我们一辆坦克配备了4个坦克兵,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射手、一个车长,虽然各自有分工,但其实每个人把所有技能都学习了,这样一旦哪个重要位置发生意外,其他坦克兵能够立即补上。而我当时担任的就是车长,负责无线电与后方联系,指挥坦克前进、转弯、与日军作战。
我们操作的坦克有15吨重,战斗力很强,钢板有3.8厘米厚,日军的子弹打不进来。但是日军也狡猾,他们派人躲在树上,通过坦克上方的直径只有几十厘米的入口进行射击,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通过无线电沟通立即关上入口、做好防御。这场仗我们最后取得了大胜利,将日军击退。
战场是残酷的,但我却不觉得我们辛苦,因为对于我们坦克兵来说,在坦克里面作战算是相对安全的,在外进行直接对抗的步兵才最危险。所以作为坦克兵,我们作战的时候都是冲在最前面的,等我们攻击后,步兵再去作战和清理。但是,抗日战场上依然有很多步兵战士在跟日军的直接对抗中受伤,甚至牺牲为国捐躯。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乡,解放后考上五通桥的粮食学校,分配到了粮食部门工作。直到现在,我还留着当年和战友们在蓝姆伽的合影,虽然照片已经模糊褪色,但是当年那段抗战的经历,却一直牢牢记在我心中。
黄允文(前排右一)在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时与战友合影。
黄允文夫妇与笔者和前来拜访的乐山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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