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 刘怡 摄影    2024-08-12 15:23:18

　　作为中共中央驻地中接待过最多外部来访者的一座城市，延安在1937～1947年的中国几乎成为了革命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符号。但真实的延安包含的远不止是浪漫主义的激情，对马列主义理论话语的本土化改造、对革命知识人的重新塑造以及灵活的现实主义在这里得到了结合，最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从C-47“空中列车”型运输机的舷窗向下望去，延安是由十几个被黄土梁峁包裹着的狭窄长条形街区组成的。作为黄河支流的延河在流经凤凰山与清凉山交界处时，意外地渗透进了南岸疏松的黄土沟壑，形成了一个醒目的Y字形交叉。Y字形一角的嘉岭山上矗立着整座城市的地标——一座建造于明代的九层宝塔;那些狭窄的沙土街道、设在低矮瓦房中的商店和小饭馆以及露天市场，就分布在河道两侧狭窄的平地上。城北嵌入黄土高坡深处的陡峭山壁上，整齐的方孔形窑洞绵延达十几里之长。那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兵营、办公室以及高级领导人的宿舍，也是C-47运输机上的9位异国乘客预备要探访的对象。留下这段记录的是51岁的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David D.Barrett)，曾任驻天津的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情报参谋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44年7月22日，C-47运输机载着包瑞德和他的小小代表团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上，开始执行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的“观察”共产党根据地现状、并通过中共搜集华北日军军事情报的任务。而这些美国人将在延安度过整整32个月。

位于延安南关街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1941年在此落成

　　“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时使用的东关机场遗址，如今隐藏在宝塔区双拥大道和向阳沟路交叉处的一道绿化带中，四周已是高楼林立，早已看不出跑道存在过的痕迹。但在1937～1947年中共中央常驻延安的那十年间，这里却是沟通重重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和外部世界的关键接触点。乘坐飞机抵达过这里的，有共产国际派来的苏联联络员孙平(Peter Vladimirov)和少将级军医阿洛夫(Andrei Orlov)，有未来的日本共产党第一书记野坂参三(冈野进)，有美国政府派出的两任中国问题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和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Jr.)，甚至还有将中共视为头号对手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1947年8月7日，蒋介石秘密飞抵已经被胡宗南部队占领数月的延安，用两天时间探访了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和杨家岭。在7日当天的日记中，他用复杂的笔调写道：“(下午)四时后到延安，在空中遥见山腹窑洞一如蜂窝，且颇整齐为快。”

　　在1921～1949年的中国革命史上，延安是一座具有特殊地位的“红都”。这不仅是因为中共中央在此驻扎的时间长达十年，更因为在这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是对外敞开的。追随者、怀疑者，乃至一部分敌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进入那些狭窄的街区和山壁上的窑洞，与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青年男女们攀谈。宝塔山、延河水、杨家岭，这些旧延安县城中为数不多的高辨识度地标，在日后的革命史书写中都成为了著名的象征性符号，频繁出现在雕塑、宣传画甚至法定货币上。而物质力量的匮乏与炽热的理想主义构成的反差，使得亲历过延安岁月的那一代革命者，都把窑洞中的时光视为自己最值得珍藏的回忆。这种集体记忆甚至感染了“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人——1997年，87岁的《华尔街日报》退休记者雷·克罗姆利(Ray Cromley)告诉历史学家卡罗尔·卡特，他作为少校情报官在延安度过的那两年时光，是“这一生中最为美妙的日子”。

　　但在理想主义和温情的外观之下，延安又有着属于革命主义的坚硬内核。从陕甘宁根据地创立的第一天起，打破国民党政权建立的经济封锁、实现生活物资尤其是口粮的自给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的目标。那些关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热烈探讨不是清谈式的，而是和艰苦的体力劳动以及生产竞赛并行不悖的。受到公开赞扬的不是“理论家”“笔杆子”，而是打破了开荒和纺纱纪录的青年农民、家庭妇女。如今作为良种水稻试验基地继续存在的南泥湾，正是19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遗产。不仅如此，从1942年春到1944年，通过一系列内部会议、讨论和自我反省，中国共产党对上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革命实践教训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移植，并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的领导核心集体。

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中的中央军委礼堂内景。1947年春天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最后的办公地点即在王家坪

　　1945年暮春，抗战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同时在延安、重庆两地召开。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面对着755名正式和候补参会代表，毛泽东慷慨陈词：“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抛出的《中国之命运》);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在延安的8年整顿发展，已经成长为拥有120万党员、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治理着9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9500万人口的大党。毛泽东已经可以自信地喊出，延安同样代表着中国的“一种命运”，一种前途。它不仅不会屈从于蒋介石炮制的“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的怪诞论调，还将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气魄，投入到夺取全国政权以及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

　　也是在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的那一年，延安华北联大毕业生曹火星在河北农村参加抗日宣传时，以当地流行的“霸王鞭”小调为基础，一气呵成地写就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据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回忆，1950年，毛泽东在听到女儿李讷学唱这首歌曲时，又亲自给歌名加上了一个“新”字。

的确，这个在延安绘下蓝图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国家了。

　　“另一个中国”

　　作为第一个留下关于陕甘宁苏区第一手采访记录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平生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能探访转交到中共军队手中的延安。当他在1936年7月赶着毛驴向红军控制区进发时，“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小小的延安县城还在杨虎城西北军的控制下。那是一座有着高大的明代城墙和两座城门、居民数量超过3000人的西北城镇，和当时中共中央临时驻扎的小村庄保安相比有着更多的生活气息。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路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晚年回忆：“初到延安时，我见到农民和小贩们在露天市场上出售肉、蛋以及其他食品，小商店、饭馆和小工厂都在正常营业。对我们这些‘叫花子’来说，这种正常生活的感觉已经有些陌生了。”

　　斯诺的遗憾，很快在他的妻子、同为新闻记者的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那里得到了弥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红军从西北军手中接收了延安，1937年4月抵达当地的海伦·斯诺也就和丈夫的密友史沫特莱一起，成为了新的“红都”的第一批外国访客。紧接着，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东方学研究者之一、曾经到过莫斯科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也和他在《美亚》杂志的几位记者朋友一起，乘着一辆破旧的“道奇”轿车从西安开到了延安。而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国统区记者，是1937年2月初到访的《大公报》名记范长江。

位于陕西省延川县乾坤湾镇的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内景。1936年，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渡黄河进入山西，为根据地募集经费和兵员

　　和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南后方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情形相比，记者们眼中延安的日常生活是简朴而纯净的。红军最初进驻时，县城里的300多家沿街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出售粗糙的日用品，大部分窗户仅仅简单地用纸糊着。当许多从国统区赶来投奔的青年学生第一次抵达县城中心时，首先要学会避让大摇大摆走在路中间的骡马。据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科长的吕黎平回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初期，甚至连购买粮食和马料、委托当地商户定制新军装的钱也付不出来。进入延安初期中央使用的经费，是1936年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打土豪”获得的55万元法币，这笔钱支持了将近一年。

　　但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之外，延安卓尔不群的气质也开始为来访者们所注目。1938年1月抵达当地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后来写过一篇《再忆初访延安》，记录了这段难得的经历。他并不讳言当地日常生活的艰难：“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但令梁漱溟感到吃惊的是，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入住简陋的窑洞校舍的青年学子们，似乎并不为此感到困扰。他们的校园生活“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他不禁感慨：“他们(学生)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这位并不赞同中共武装革命道路的老夫子，依然服膺于延安的教育环境。

　　如果说梁漱溟看到的仅仅是延安青年学生的别样风貌，那么在1940年5月底到访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眼里，共产党统治区的平等主义色彩无疑是最令人亲近的。启程往陕北之前，陈嘉庚曾经专程将在东南亚华侨中募集的3亿元捐款送交陪都重庆;蒋介石为表示重视，批复以8万元置办豪华酒席款待陈氏一行，使这位65岁的老人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慨。而他在延安出席毛泽东的私人招待宴时，桌上只有白菜、杂粮饭和一锅鸡汤。陈嘉庚后来总结说，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大后方有“七不同”：没有苛捐杂税，不似国统区捐税多如牛毛;领导人廉洁，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与国民党达官贵人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没有乞丐、妓女、失业者，人民生活虽较清苦，但不至于民不聊生;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似国统区等级森严;治安良好;男女关系严肃;朴素、不尚浪费已成为一般风气，风纪肃然。离开延安后，他在西安颇有感慨地告诉几位中外记者：“我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正在读书。其实此人已45岁了，而且做了好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主席。”

　　比梁漱溟和陈嘉庚的到访稍晚，1944年春天抵达延安的两批“迪克西使团”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战斗力和士气的角度评估中共的边区建设成果的。观察组中唯一的非军人成员、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秘的谢伟思(John S. Service)在给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发出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提道：“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他认为，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和团结的精神，民主态度、廉洁”。相比之下，陪都重庆则是“一座带有一切官僚统治记号的城市”，“腐朽，已经在走下坡路”。

位于南泥湾风景区的巨型党徽雕塑，大批身着红军军服的参观团队在此停留

　　对一贯重视后勤给养的美国军人来说，中共军队的实物供给制模式同样是十分新鲜的。包瑞德在其军事报告中写道：“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类似国统区频繁出现的强征壮丁的现象在这里绝不存在。约翰·戴维斯随后也写道：“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没有贴身保镖、宪兵或者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

　　尽管到抗战结束为止，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政权始终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依然做出了热烈的呼吁，建议美国陆军高层考虑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训练和财政援助。包瑞德认为，“在对日战争后期，共产党人能比蒋介石对我们有用得多”，“他们可以成为美国有效的盟军”。类似的声音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一度赢得了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等美方高级将领的赞同，即认为与其把美援消耗在对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的无谓补充上，不如将其中1/3左右的份额交给中共军队，并在华北采取新的攻势。尽管这一动议最终被罗斯福总统否决，但“迪克西使团”还是对战后中国的命运发出了冷静的警告：“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是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的。”

　　这种令国统区人士倍感不安的气息，甚至也感染到了蒋介石的幕府中人。多年后以新儒家学者之名蜚声华人文化圈的徐复观，在1943年曾以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联络高参的身份前往延安，在当地度过了半年时光。毛泽东曾在窑洞中与这位蒋介石侍从室的重要人物长谈过五次，并发出了“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的豪言。徐复观在返回重庆之后，撰写了一篇详尽的分析报告，忧虑地指出：“在彼(中共)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抗战以来，敌后彼我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恰与彼之发展过程相反。”“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

在报告的最后，徐复观提前预言了国民党以武力对抗中共崛起的终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不过，就像许多清醒的国民党人曾经发出的忠告那样，这句话终究没有被蒋介石听进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居住在延安县城中的徐复观、中外记者以及美国观察员们，更多会对他们易于接触到的学生、商人、军人等群体进行最直接的观察。但中共在延安时期取得的成绩远不止于此，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于此。在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的表现之下，是整体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巨大改变，而它的基础，始终在于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

　　瑞金时期，中共虽然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框架，并设立了负责具体行政任务的“九部一局”，但因为军事斗争形势吃紧，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未及全面展开。进入延安时期之后，过去简单的党的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建制开始日渐完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延安设有不同的部门，如军事、组织、宣传、统战工作、敌区工作、工人、妇女等十余个部委，同时还领导着晋绥、太行(晋冀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五六个战略根据地。1943年，这些根据地都实现了以大区负责干部为中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他们担任书记的各中央局对其所属的根据地的党政、军事、财政、群众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并延续到新中国初期。

　　而在陕甘宁边区，尽管政府本身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但它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灵活性又加强了中共在边区的群众基础。在边区、县、乡三级政府的参议会中，中共党员只占其中的1/3，剩下的2/3由非中共人士担任。1944年夏天到访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注意到，边区的“参议员全部是直接民选产生的”，尽管在帮助不识字的农民填写选票时，需要借助烧香窟窿、数豆豆这样的替代性办法。在党主导下产生的各级参议会随后会再选出乡、县和边区的委员，乡长、县长等行政主管以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当时，中共元老林伯渠和谢觉哉出任了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主席和参议会主席。而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过的开明士绅李鼎铭，也陆续担任过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在农村基层，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和自卫军连长组织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则开“一揽子会”，让劳动英雄和农工队长也一起参加。

　　基层政权得到重构之后，“减租减息”的工作也得以逐步展开。所有被丈量、评估之后的土地按照富农、中农、贫农三个档次重新平均分配，获得土地后的农民则开始埋头垦种。为了增加收成、降低对国统区收入粮食和物资的依赖，从1940年春天开始，驻扎在延安的边区政府机关、部队，学校的干部、战士及其家属，都投入到了紧张的生产劳动中。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启动。当时每天的《解放日报》第二版披露的十有八九是大生产运动的消息，谁半夜就上山开荒，谁开荒多少，谁打破纪录，谁家的婆姨又纺纱多少，“跟着看齐”“挑战”“热火朝天”等词语充满动感。有学者研究指出，大生产运动以前，陕北城镇居民的衣料大部分需自外地进口。而在大生产运动中，民间一举增加了12万架手纺车，缺口遂迎刃而解。消费后剩余的粮食、食盐和牲畜还可以出口到国统区换取法币。这也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边区寻求经济自给自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整体目标。

枣园革命旧址内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室

　　分地运动完成之后，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农村开始呈现出集体经济的特征。除去临时征召的军人、干部以外，整个边区的35万劳动力有1/4被编入了“变工队”。“变工”是过去陕北农村的一种互助劳动形式，队员通过共享劳动力和畜力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可以视为集体农场的雏形。而在变工制获得推广之后，土地、人力、生产工具以及畜力就获得了更科学的分配，从而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一体化的农业经营体系于是开始扎根。而在生产领域以外，边区政府还组建了634个集体性质的合作社，负责管理消费、运输、农贷、移农、公款收支、代收税金和婚丧贷款等事务，农民被允许以实物和人力、畜力在合作社入股。于是，在吸收民间游资、保障生活必需的同时，合作社还发展了民间副业，拉动了就业率，可以视为农业集体化的先声。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大生产运动期间的1942年初，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张闻天曾经专门组织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亲自带队前往神府县贺家川、山西兴县、米脂县杨家沟、绥德等地做了14个月的基层调查。张闻天设计了一系列统计表，以自然村为单位，详细了解了当地的土地类型、作物播种量、施肥量、牲畜使役量、全年经济效益等数据。在杨家沟调查地主经济时，张闻天打听到当地有一位开明地主马维新，家里保存着将近一百年的各种账簿，包含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日常收支记录等，立即将其借来研究。他风趣地告诉刘英：“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家的账本子啊!”通过搜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加以分析，张闻天写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出发归来记》等报告，其中提出：现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应当是“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这也为后来的土地改革工作提供了启发。

　　大生产运动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抗战爆发后边区“非生产人员”激增的现实。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从其他地区调回的部队纷纷涌向延安，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很快陷入紧张状态。整个1939年，边区政府统计在册的党政军脱产人员已达4.9万人，而日常财政收入有86%需要由国民党政府“接济”。到1940年10月重庆方面宣布终止向延安拨款前，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竟有74.7%是来自这笔“协饷”，而整个陕北的脱产人员已经增加到7.3万人。通过实施全民劳动以及提升农业生产率，边区财源、物资短缺的窘迫状况获得了改善，包括弹药在内的军需物资实现了基本自给，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的，更中国的

　　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除去各级军队首长外，党政干部和各大院校的学员总数约在2万人左右。为了接纳来自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学生，边区政府陆续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院校。据当时在中央组织部任职、负责青年工作的黄华回忆，延安的机关、学校过的都是典型的军队式生活。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每天清晨6点即吹号起床，晚10点准时熄灯，每周放一天假，允许外出访友、逛街。学员和部队一样采取供给制，每年冬天发一套棉衣裤和棉鞋帽，夏季发一套单衣，被褥也由公家发给，伙食是小米饭和七八人分享的一盆水煮萝卜。每个月发一元边区币作为津贴(干部是两元)，可买两条肥皂或两斤半肉包子。由于文艺骨干数量众多，几乎每周都有歌唱、戏剧表演可看，周六晚上还会在各礼堂、俱乐部以及空地上举行交谊舞会，普通学员和中央领导干部都会参加。负责为派驻延安的孙平等苏联干部运送无线电设备和药品的苏联飞机(约半年一班)有时会带来一些黑白电影的拷贝，如《夏伯阳》《列宁在十月》等。凡有这种机会，延安的全体干部、学员都会长途步行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广场，观看露天放映，随后再摸黑返回。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的延安依然带有瑞金时期传承下来的“言必称苏联”的痕迹。在1939年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门口高悬着克拉拉·蔡特金、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欧洲女革命家的画像。在识字率只有不到1%的陕北，留苏归来的“国际派”领导人和从内地涌来的青年学生们每天在讨论的却是西班牙内战、苏德关系等和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话题。来自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把“五四”启蒙思想的遗产传承到黄土高原上的延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唯有站在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的意义。它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改造，除去希望巩固新的、以政治局为中心的领导结构外，更重要的是使全党成员团结在争取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下，并为了这一目标开展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这也就是为什么1942年整风运动开启之初，毛泽东曾给彭德怀发电报说：这件事情搞好了，“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从1942年初到1943年秋，“整风”实际进行的时间超过一年半。它对1921年以来中共历史上一系列实践挫折以及背后的路线、方针问题进行了总结，最终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决议历数自大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左”和“右”的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给党造成的伤害，尤其着重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出其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决议最后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和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形成了一致。

　　而当时的毛泽东，正在他位于延安枣园的窑洞内构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在这个只有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木椅的窑洞里，他反复阅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同时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换言之，一俟抗战胜利、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完成，中共将立即投入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

在延安宝塔区枣园革命旧址，一队身着红军军服的小学生正在参观。1944～1947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在枣园办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此处亦有旧居

　　涌向延安的中外记者们，渐渐开始察觉诸多细微变化的发生。青年干部和学员在回答关于革命前景的疑问时，变得更谨慎，也更有共识了。“言必称苏联”的情形变得越发稀少，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在书店里出现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当美国记者路易·安娜·斯特朗在1946年夏天抵达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关于国共内战前景以及美国干涉可能性的看法时，毛泽东脱口而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时的他，谈笑若定，意气风发，不仅自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坐拥重兵的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威胁也早有谋划。延安成为通往全国解放道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也是胜利的摇篮。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6期，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边区的革命：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岳谦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吕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刘英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毛泽东传》，[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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