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群众的组织与动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洋   2024-08-13 16:49:17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迅速沦陷。中共满洲省委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作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到1933年，先后建立起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形成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四大游击区。抗日游击运动发展起来后，为了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并应对日伪军的讨伐，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的群众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将根据地内的人力物力进行整合，保证了抗日军队的生命力和抗日斗争的持久性。

　　将群众纳入政权系统

　　对群众进行组织和动员，首先体现在根据地政权的建设上。创建东北抗日根据地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通过政权建设来组织群众，将群众纳入政权系统中来。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苏维埃政府、农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委会”)和反日会、人民革命政府三个阶段，政权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使群众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成为革命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由于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南方各根据地开展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因此，东北党组织最初即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在根据地创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成立后主要领导阶级斗争，在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政策。东满游击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最早，1932年至1933年，在延吉、汪清、珲春等县相继建立起六个区苏维埃政府，下辖二十余个村政府。各级政府由选举产生，根据地内年满十六岁的中农、贫雇农、苦力、手工业者、游击队员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地主无此权利。

　　1933年，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东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于是满洲省委指示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全部撤销，改由反日会和农委会代理行政权职能。反日会和农委会的阶级基础相比于苏维埃政权更加广泛，“在组织上要规定不分阶级、年龄、籍贯、性别、民族等区别，凡不愿当亡国奴者，都得加入”。据统计，1934年5月，磐石根据地80%的农户都加入了农委会或反日会。1934年8月，南满地区反日会数量已达两百余个，拥有会员六千余人。

　　反日会和农委会的发展，使根据地群众对党的政策方针更加了解和认可。1934年，中共中央在二月指示信中提出了建立临时的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的构想，并指示满洲省委要首先在磐石建立起来。1935年8月，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其组织系统主要由乡/市/村人民政府、县/区人民政府、南满特区人民政府构成，各级政府均由选举产生。人民革命政府的建立，使根据地群众最大程度参与到了政权的建设当中，群众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也令群众对党的信任不断增强。

　　组建根据地群众团体

　　为调动根据地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使他们从各方面支援武装抗日斗争，党组织在根据地建立起农民自卫军、青年义勇军、妇女会、儿童团等不同类型的群众团体，涵盖男、女、老、幼各个群体，将农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了对根据地人力的有力动员，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根据地的农民自卫性武装。农民自卫队下设分队、小队，队员由根据地的农民构成，一般不限年龄。青年义勇军下设营、连、班等，成员主要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二者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侦察敌情、运输物资等，战时配合军队作战，同时也为军队输送兵源，是抗联重要的后备力量。据统计，到1934年底，北满的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农民自卫队人数已有五千余人。

　　对于根据地内的广大妇女同胞，党组织则通过建立妇女会的形式将其组织起来。妇女会成员最初主要是党员干部、抗日将士的家属，后开始在根据地内大力发展会员。发展会员时通常采取逐家谈话、开会动员等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留意追求进步的妇女，吸纳她们入会。妇女会经常开会，会上主要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妇女同胞的思想觉悟。妇女会成员还常常给抗联将士洗衣送饭，购买棉花、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抗日积极性十分高涨。

　　党组织充分利用根据地内的少年儿童灵活机敏、不易引人注意的特点，通过少先队、儿童团将他们组织起来。少先队员多为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团员年龄更小，多在十岁左右，主要工作是站岗放哨、传递信件，以及开展文艺活动慰劳军队等。

　　扩大后勤保障队伍

　　随着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抗联对于后勤补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党组织开始着手在根据地建立后勤保障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将根据地内有技术和特长的人员组织起来，通过调动人力和物力，更好地服务于抗日斗争。

　　在长期与日伪军作战的过程中，武器的损耗是一个制约军队战斗力的严重问题。有鉴于此，党组织在根据地招募大量手工业从业者及原地方工厂的技术工人，在各地建立兵工厂和修械所。兵工厂能够生产子弹、地雷、土炸弹等，修械所主要进行武器装备的维护与维修。兵工厂和修械所内部通常建立党团组织，他们经常开会，共同学习党的政策。

　　反日游击队时期，队伍上的医务人员十分缺少，到了1934年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建立以后，为解决军队的医疗救治问题，我们党开始从城乡各地和义勇军中动员医务人员，建立后方医院。在这一号召下，根据地内外不少有名望的医生都自愿加入，如一军军医徐哲、二军军医李凤珠和朴星郁、三军军医张俭涛、五军军医管毅、六军军医王耀钧等。这些医务人员的加入无疑促进了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队医疗卫生体系的成熟，有力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

　　被服厂的主要职能是制作军服及行军铺盖等物品，成员主要是根据地的妇女同志以及党员干部的家属。被服厂在各抗日根据地都有设立，如东满地区曾在深山密林中建立被服厂四所，有缝纫机二十五台，可以生产军服、被褥、旗帜等。被服厂的开办一是发挥了妇女善手工针线的长处，二是为抗日联军服装的统一性和规范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36年起，东北抗联各军陆续成立，各被服厂开始生产样式统一的军服军帽，成为东北抗日联军走向正规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开始时间最早、斗争时间最长、斗争条件最为艰苦。东北抗联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长期坚持斗争，是因为我们党对于根据地群众的组织和动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通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不仅实现了对根据地人员的充分调动，还确保了对根据地物力资源的有力整合。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党与根据地群众融合程度的加深，农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受地主欺压、不再受日伪军袭扰，男女平等、生产自由、生活稳定，使群众与我们党形成紧密的共同体，保障了东北地区持久抗战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