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来源：中国文明网   2024-08-22 15:22:5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理论与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者和引路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先进分子逐步认识到“欲改造社会，为人类谋幸福，非马克思主义莫属”。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顾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指的是以革命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认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换言之，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通过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为解放生产力和现代化创造条件。没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工业化无从谈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起初照搬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模式，使革命事业一度遭受重大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吸取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创了革命新局面。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统治区所谓“全盘西化”的思潮，嵇文甫等共产党员提出了对现代化“中国化”问题的思考：“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华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一度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但很快察觉到这种以指令性计划为导向“苏联模式”的弊端，并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从工业化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主导与核心，但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开始思考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大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当时，瞿秋白、恽代英同志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倡导“以农立国”“中国不宜工业化”的言论，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即“以工立国”。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同时，也强调“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他批判带有民粹主义性质的“以农立国”思潮，但不反对农业现代化，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对于以民主制为特征的政治现代化而言，中国共产党自始倡导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1931年，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政权的民主化必须发展”，吸收广大工农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工作，使其成为工农的真正的群众政权。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吸收各抗日阶级、党派的代表参政议政。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内民众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化的追求，如《解放日报》于1946年1月发表社论提出“国家民主化”，即“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真正废止，而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但蒋介石不顾民意发动内战，最终，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军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周恩来同志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中也提出：“我们虽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然而军队技术的提高，装备的现代化，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装备好的技术高的政治坚定的现代化的几十个师，是不能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这里“装备好”“技术高”“政治坚定”被概括为军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这些关于军事现代化的思想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军队的素质和水平，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现代化的探索涉及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军事现代化等各方面，虽然这种探索是初步的，理论上还不够成熟，实践经验也不丰富，但为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以及后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政党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现代化运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具有坚定正确现代化取向的强有力政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政党一度多达300余个，但大都无法承担实现现代化的使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领导人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近些年来，海外史学界很多学者抬高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现代化工业的推进及其成就”，贬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果，这种观点完全掩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和危机，颠倒了事实真相。虽然1936年中国工矿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10.8%，比1920年仅占4.9%有了很大提高，但国民党政府仍维持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推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具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从而造成农村日益衰落的“乡村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夹缝中的“发展危机”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有识之士指出，“过去的现代化是失败的”，因为“官僚组织根本就是一架桎梏生产力的锁镣……官僚的现代化，不发展生产力，只破坏生产力”，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先要摧毁官僚群”，这里的“官僚群”指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官僚群体。

　　与国民党官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己任。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中国共产党为“这一切”的奋斗和牺牲，已经给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49年7月，各民主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中国人民挣脱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三百余万共产党员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并声明：“我们充分相信，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之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以解放生产力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进而被寄予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技术落后的工业状况，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不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而且整体上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历史事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这里的“本”，可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之本”;这里的“源”，可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之源”。只有回溯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才能明白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此，才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周 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项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