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的实践
来源：《云南日报》 董扬   2018-09-16 14:05:11

　　一、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龙云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党中央和中共云南特委(省工委)、昆明地下党组织一直开展对龙云的团结争取工作。

　　抗战爆发后，龙云派出滇军参加抗战。

　　1937年8月，龙云乘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龙云在西安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并同机抵达南京。在同行途中及开会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积极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向龙云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并向龙云赠送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龙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热情地表示要派兵支援全国抗战，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术，并要求和延安秘密建立电讯联系。双方达成一致抗日的共识后，还商定在必要时进行无线电联络，并交换了通讯密码。龙云回昆明后不久，报纸上刊登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等人在西安机场的合影照片，在云南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9月初，龙云到滇军第5军分校讲话，动员师生报名到延安学习游击战术。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云南地方实力派高层人物中得到了积极响应。

　　八年全面抗战中，龙云一直和中共方面保持联系，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通过中共党组织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工作，龙云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的民族爱国思想和实际行动，使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和巩固，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在昆明的影响和危害。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也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

　　二、对其他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在中共云南特委(省工委)争取龙云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做云南其他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的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9月26日和27日，朱德和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以师生、故友的关系，给李根源写信，高度称赞他的爱国热忱，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有关军队、发动民众抗击日军。11月，《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和《国际新闻》社社长范长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专门到昆明访问了龙云、李根源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上层人士，介绍了全国抗战面临分裂、投降的危险和中国共产党对今后抗战的主张等。后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李根源以其在政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云南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1年2月，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康泽带着逮捕共产党人的计划来到昆明时，李根源、张冲等率先反对康泽在云南的反共计划。李根源致电蒋介石，反对康泽的大逮捕计划，同时说服和争取龙云采取适当办法抵制，并提醒他警惕反共的结果。最终，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对康泽采取虚与委蛇和有限的应酬，使康泽破坏云南地下党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在滇军中开展统战工作

　　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中共党组织先后派出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滇军中开展工作。

　　1937年10月，滇军第60军到达湖北后，受中国共产党长期影响的60军184师师长张冲主动要求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罗炳辉见面，叶、罗二人在汉口会见了张冲。应张冲的要求，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到184师开展政治工作，并在该部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叶剑英、罗炳辉还到驻孝感的60军军部访问了卢汉军长，又到鸡公山看望了张冲和滇军官兵。受革命思想的启发，张冲还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在184师中建立的中共党支部先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后改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台儿庄战役结束后，60军驻湖北整训期间，184师中共党支部联络武汉抗日宣传队到部队宣传演出，同时，新招收一批进步青年编成184师政工队，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战时政治工作和文艺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和湖北、湖南地下党组织还派张子斋等多名党员到184师工作，张子斋任支部书记。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又派共产党员方正到184师任支部书记，张子斋任师长秘书，专职从事统战工作，直到1940年3月离开184师调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

　　1940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在延安学习的曾担任过滇军军官的共产党员朱家璧回云南工作，要求他利用社会矛盾，以社会关系作掩护开展工作。朱家璧回到云南后，利用关系进入滇军，先后担任滇军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滇籍共产党员张子斋回云南，进入由张冲担任指挥的滇军第二指挥部开展工作。朱家璧、张子斋积极向滇军将领宣传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主张，得到滇军将领卢汉、卢睿泉、张冲等人的信任，对地方实力派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也通过他们的关系进入滇军开展工作。

　　四、争取民族资本家支援抗战

　　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关系与云南民族资本家——大道生织布厂总经理周润苍、昆明景明号经理郑一斋、昆明制革厂厂长苗天宝，云南纺纱厂厂长金龙章、副厂长朱键飞，以及工商界人士艾自诚、杨克诚、严燮成等建立统战关系，争取他们支持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支援抗战。郑一斋曾捐款购买创伤特效药百宝丹2万盒，邮寄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抗战前线。团结了戏剧界王旦东、范启新等进步人士，妇女界的刘淑清、钟韵琴等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共产党员张平、杨延修等利用大华行、中央信托局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各种社交活动，与云南军政上层人物陇体要、刘耀扬等建立了统战联系。

　　五、在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

　　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也随之汇集昆明，为了团结他们，扩大爱国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另一方面，团结争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进步文化的发展，加强了对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党在各种报刊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指导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同时，党组织还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创办了一批进步刊物，对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中共云南省特委成立后，原省临工委创办的《南方》作为省特委和省临工委以非党名义登记的公开刊物陆续出版。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的指示，《南方》始终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引导青年走革命的道路。《南方》直到皖南事变后才被迫停刊，共出版36期。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创办了一批进步刊物，对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云南日报》的工作和影响，开展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宣传。《云南日报》是云南地方实力派创办的在云南最有影响的报纸，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与董事长龚自知等的统战联系，一些中共党员进入报社，并组成秘密党支部，通过共产党员在报社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使《云南日报》在这一时期，扩大了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宣传，特别是国际国内版和副刊《南风》，反映了明显的进步倾向。报纸先后刊载了《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谈抗战前途》《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等文章，在云南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推动下，昆明地方文化新闻界的救亡宣传显得十分活跃，在新闻界的中共党员联合其他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云南新闻界抗敌协会等群众团体，团结文化新闻界爱国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写作。昆明文化界形成了爱国、民主、进步为主流的文化氛围，革命文化工作重现了多姿多彩的发展态势。

　　(董杨，作者单位系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