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练兵整训运动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何立波   2019-11-01 10:54:17

　　新泉整训：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人民军队首次军政整训

　　自人民军队创立，毛泽东就认为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和政治两者不是对立的，军事必须服从政治，“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对军队的政治训练极度重视，他主张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并重，甚至先于军事训练。土地革命初期，他大力纠正军队中存在的不重视政治工作的弊端，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案，确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原则与模式，突出了政治工作的地位。1929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了红四军新泉整训。新泉整训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教育活动，既是我党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在我军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南昌起义后，我党开始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更加复杂。作为井冈山根据地主力红军的红四军，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党组织很薄弱，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随着红军的发展，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了红军，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片面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及形式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导致党的领导在红四军里还不能稳固建立起来，极大地影响了实现政治建军和提高战斗力。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由于无法统一认识，大会无所作为。许多官兵对军中现状不满，人心浮动。红四军急需整顿军中思想作风，理清纷扰的思想意识。1929年10月22日，陈毅携带中央九月来信，从上海到达广东梅县松源，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和九月来信，同时致信毛泽东转达中央精神，并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主持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到达福建长汀，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决定开展军政训练，以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到达福建连城新泉。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新泉领导红四军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正规的军政整训。红四军全军4个纵队4000多人都参加了集训，规模空前。按照前委分工，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

　　朱德抓住培训基层军事指挥员这个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关键环节，通过他们再去训练广大战士。这一做法成为红军日后常用的军事训练方式之一，有效提高了部队整体军事素质和战斗力。经过整训，全军上下军事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部队指挥能力和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对于红四军履行人民军队的各项任务和职责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军事整训相比，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政治整训，以明确中央要求的红军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毛泽东领导的政治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纪律教育。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各种调查会，摸准部队存在的问题。整训期间，毛泽东先在自己的住所“望云草室”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毛泽东亲自发问和做记录，并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毛泽东召开连队士兵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意见。毛泽东邀请官兵到“望云草室”座谈，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并请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附近的农村调查，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摸清了红四军内存在的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开展了思想教育活动，探索政治建军。针对半年来已经暴露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领导部队展开讨论，初步明辨是非，为统一思想认识打好基础。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军队只管打仗，苏维埃政权、群众工作等没有必要去做，毛泽东告诉他们，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否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毛泽东在新泉整训期间给林彪的信中，整理了红四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把它归纳为“党的领导与个人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要“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他还发动红四军官兵进行大讨论，让大家在讨论中认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以及纠正这一错误思想的必要性，从而实现思想统一。整训期间，红四军各个大队、中队、班都对红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以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大讨论，使整训成为一场全员参与的思想政治运动。

　　在新泉整训中，红四军广大官兵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深刻汲取了此前由于前委领导削弱导致军事行动受影响等教训，对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红军官兵在思想上真正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在政治整顿时特别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教育。此前，毛泽东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整训期间，毛泽东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与朱德、陈毅商议，最后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既充分体现了红军尊重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优良传统，又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红四军战士把这些注意事项写在包袱布上，行军时背在背上，宿营时挂在墙上，随时注意对照执行。“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虽然是小事，但它使群众看到红军的严明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军，红四军得以发展壮大。这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树立了红军的新形象，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泉整训是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军集训，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对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和建设人民军队具有深远的意义。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军事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新泉整训为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及其形成通过决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抗战时期的“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方面，我军面对的是强大的日军，敌强我弱的态势更加突显。对于练兵整训项目，毛泽东强调军事训练“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特别重视夜战和特殊技术的练习。他曾指示各游击队“须经常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并要求他们“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

　　在抗战时期，我军政治训练同样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毛泽东根据全面抗战的需要，继承古田会议的精神，确定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在军队肃清封建主义，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全军团结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的原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军民团结如一人;第三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毛泽东进一步规定了八路军政治训练的基本内容：“进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中国革命史、统一战线问题、列宁主义、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时事、地理知识等教育。其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战争胜利的教育尤为注意。”

　　到了抗战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从山地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但总体而言，我军缺少系统的训练，跟不上运动战的新形势。为准备全面反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全军规模的整训活动。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要求全军各部队在一年内利用一切可能战斗间隙轮番整训部队，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10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

　　各部队从1944年10月陆续开始整训部队，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季。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与决定，结合各自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军政整训计划。

　　这次军队大整训中的先进典型是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早在1943年11月，驻防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五八旅已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先行开展练兵活动，着重以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为主。在中央1944年7月的《指示》和10月的《决定》下发后，三五八旅调整了1944年冬季练兵计划，增加了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在三五八旅各单位中，八团堪称练兵典型。在群众性练兵活动中，一批技术“尖子”在八团脱颖而出。几个党员训练“尖子”在八团自发发起比武竞赛活动，团领导及时肯定和鼓励射击尖子的比赛，把它纳入正规训练计划之中，每天公布个人及班、排、连的成绩，极大地调动了官兵训练热情。

　　在八团的大练兵中，兴起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起初是战士之间利用课余时间互相求教，后来干部也找战士“尖子”求教，甚至在正课时间请“尖子”谈体会，做示范。三五八旅公布每天训练竞赛成绩排名，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不断涌现先进典型。通过群众性练兵活动，三五八旅训练成绩提高很快。步枪射击命中率由练兵开始的48.5%提高到90.5%，特等射手由174名增加到433名。轻重机枪射击成绩一开始很差，整训结束时全旅均达到特等优秀射手的标准。投掷手榴弹，全旅平均成绩由25米提高到40至69米，其中投弹标兵26名，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据时任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回忆，为了解决八路军拼刺技术的不足，八路军官兵群策群力，集众人之智。首先让日军俘虏传授日式拼刺术;同时，曾在苏联学习的八路军指挥员将苏式拼刺术教程带回国内;然后再结合中国传统的武术，让拼刺高手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三招绝技：“空中劈刺、枪托打击、迷眼突刺。”在练兵中，我军改变由机关、教员包办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实行能者为师，采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众性练兵方法和开展竞赛活动，介绍典型经验，表彰练兵模范等方式，把群众性的练兵推向高潮。

　　为推动全军的整训工作，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推广了三五八旅的先进经验。1944年7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三五八旅的《冬季练兵工作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印成单行本发至全军。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上进一步指出：“练兵习武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乃是大勇。”

　　1944年9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召开模范者学习代表大会，表彰大练兵中的积极分子，推广其先进经验。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在延安的全体模范者学习代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欢迎代表。开饭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询问练兵和前方作战情况，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开的模范者学习大会表彰奖励了298名练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和体育模范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从此，召开模范大会、表彰先进典型的方法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从而推动了练兵运动的深入开展。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推广西北野战军的“火线诸葛亮会”

　　抗战胜利后，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内战，毛泽东高度强调练兵的重要性。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指示》，要求：(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二)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三)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按：射击、刺杀、投弹)，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六)执行情形速告。经过大练兵，我军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战术素养不高。毛泽东在继续强调作战技能训练的同时，将战术训练提到了一定高度。1945年12月12日，党中央曾指示各部队：“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间的练习。”后来虽仍规定“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但也强调“在练兵中，除了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以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被迫中止。12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的《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要求全军“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干部战士应本着团结与互助互学的精神，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全军各部队遵照这一指示，采取群众评议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西北野战军在阵地上召开“诸葛亮会”，研究敌情，研究打法，被毛泽东向全军推广实施，成为我军军事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1947年三四月间，西北野战兵团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随后进行了短暂休整和军政整训。在1947年5月初的蟠龙战役中，彭德怀、习仲勋开创了“火线诸葛亮会”这种群众性军事民主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月2日黄昏，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开始向蟠龙外围发起攻击，三五八旅攻占田子院寨子和蟠龙西北敌军阵地，独一旅歼灭老庄、新庄各高地敌人，乘胜向小庙梁、磨盘山攻击。新四旅和二纵独四旅也分别从蟠龙东北、东南发起攻击，向前推进。5月3日，我军向蟠龙核心阵地发起总攻，但因敌人工事坚固，我军缺乏重炮，攻击未能奏效。彭德怀、习仲勋立即下令停止攻击，发动班、排战士召开“火线诸葛亮会”，集中全体指战员的智慧。广大指战员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意见和建议。西野前委积极采纳了这些建议，取得了蟠龙战役的胜利。蟠龙战斗间隙中开展的“火线诸葛亮会”，是彭德怀、习仲勋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推广。1948年1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政治训练的创新：毛泽东向全军推广诉苦“三查”运动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发展，我军官兵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成员急剧增加，少数人不理解土改，甚至阻挠土改。解放战士大量增加，将原有价值观念带入队伍，对部队风气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大批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参军，但受思想认识的局限，部分人对消灭封建制度、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透彻理解，战斗精神弱化。战争规模不断扩大，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兵团作战的需要，纯军事思想在部队有很大的市场。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较少，对解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的蔓延传播缺乏有力措施。

　　1947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攻势作战胜利后，解放区顺利进行土改，翻身农民踊跃参军，部队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部队出现了想过和平日子、厌倦艰苦的战斗生活的思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此高度重视。经辽东军区政委陈云反映，谭政得知辽东军区第三纵队有些连队的诉苦运动开展得不错，战斗力有很大的提升。“诉苦运动”这一我军政治工作新形式，引起谭政的浓厚兴趣，他带领工作组到三纵七旅二十团蹲点，深入连队，总结基层官兵开展诉苦运动的新鲜经验。谭政把三纵的经验写成报道，配发了题为《部队教育的方向》在《东北日报》发表。这样，以诉苦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在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中普遍开展起来。1947年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就东北部队进行土改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同时报送了《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改革政策经验(诉苦)之二》。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对此文作了修改并转发全军，促进了全军部队诉苦运动的开展。在这份批转的经验报告中，毛泽东对诉苦“三查”运动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在全军范围内把辽东三纵的经验典型化，易于为广大指战员学习借鉴，对于党中央领导全军诉苦“三查”运动和推动诉苦“三查”运动由局部向整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各部队都出现了大批由被俘国民党官兵入伍而来的“解放战士”。“解放战士”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但是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低，由于教育工作没有及时跟上，部队军纪松弛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牵牛赶驴、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给钱等现象出现了。1947年11月27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根据以上情况，须要有一时期训练，要办各种短期轮流训练班，加强干部统率能力。须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增强阶级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之恐惧心理”。同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复电彭、贺、习，“依大局看”“集结训练一个月”。至此，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整军。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把补充俘虏和整训的经验列为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为贯彻十二月会议精神，从1947年12月底起，西北野战军在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和晋南曲沃，组织部队开展冬季整军运动。整军从土改教育入手，进行诉苦运动。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阶段，而后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转入外线作战的政策教育。彭德怀、习仲勋等通过充分挖掘、及时发现典型，运用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纵三五八旅是西北野战军这场教育运动中的典型。该旅著名诉苦典型是七一四团“解放战士”于德水。于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种40亩地，因父亲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家里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人不得不打短工谋生。于德水在工厂拉风箱，到年底资本家却不给发工钱。后来，于德水被抓当了国民党兵，有一次父亲来看他，因为衣衫褴褛不让进门。父亲在外边转了三天，于德水才碰巧遇到见面。于德水想到伙房要点饭给父亲吃，却被司务长恶语相加。说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人无不落泪，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根据诉苦先进单位七一四团的经验，在全旅普遍开展诉苦“三查”运动。在“三查”中诉苦，诉苦后再“三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相结合地普遍开展了诉苦、“三查”群众运动。“三查”运动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边查边整，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三五八旅还根据彭德怀、习仲勋等指示，在连队开展了推荐干部和党员的工作。由士兵群众推荐在过去战斗中及诉苦“三查”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党组织的审查和批准，提拔了一批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使基层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得到了补充和加强。习仲勋很重视三五八旅的经验，在整个西北野战军进行推广。

　　为进一步推动整军运动的深入开展，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7日至20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很关心西北野战军的工作，亲自参加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回忆说：“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对我们的工作直接给予亲切关怀和及时指示的党中央前委的领导同志。”习仲勋说：“我们西北野战军靠近中央前委，得天独厚，中央前委召开的一些会议，我们时常参加或列席。特别值得我们骄傲的是1948年1月上旬，西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能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并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毛主席在听到彭总的介绍之后，还亲自听取了余秋里同志关于三五八旅‘诉苦’‘三查’运动的汇报，给予了热情鼓励。当听到有关俘虏兵的情况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心下，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决议明确提出：“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进行诉苦，进行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要求部队建立各种互助小组，实行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强调“以上这些，就是政治工作中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把诉苦、“三查”，广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运动，作为运用群众路线整军的主要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整军的内容与形式。中央军委、毛泽东积极向全军推广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的做法和经验。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指示刘邓、陈粟、陈谢大军“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
 

　　毛泽东提出“新式整军运动”的新练兵方法

　　经过整军运动，西北野战军面貌焕然一新，广大指战员军政素质空前提高，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以往作战中，西北野战军一次战斗歼敌一般不超过2个旅，而在诉苦、“三查”运动之后，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升。1948年2月22日至3月2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全歼敌胡宗南集团主力5个整编旅2. 94万人，取得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创造了“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在瓦子街战斗中，经过诉苦和“三查”运动之后的“解放战士”群体迸发出了极大的战斗精神，涌现出一人刺杀7名国民党军士兵的“刺杀英雄”刘四虎等先进典型。在宜瓦战役接近尾声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指出“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3月7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评论，专门评述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对我军战斗力的巨大作用，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强调此次战役胜利“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在这里，正式提出“新式整军运动”。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党内的通报中，再一次肯定运用诉苦“三查”和群众练兵方法进行新式整军的重大意义。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指出：要在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这表明新式整军运动已经结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着手谋划，把我军的整训任务由发扬民主向集中整顿纪律转变。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认真地分析问题，适时谋划了把新式整军运动由民主向集中的转变，为我党我军指明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以诉苦“三查”运动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战争一次由全军指战员共同参加的军队整顿运动，是我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教育、思想整顿和整风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创新。它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的战略动员，使我军建设在整体上获得了一次巨大飞跃，大大提升了部队战斗力，对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夺取战略进攻的胜利，进而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不仅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重大发展，也是我军建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