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兼谈1939年斯诺再访延安的几个问题
来源：人民网   2020-02-19 14:36:09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或许是因为 1936年 6月至 10月斯诺首次采访陕北而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影响过于轰动，几乎完全掩盖了“再访”，以至于只要一谈到斯诺的陕北采访，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起 1936年的那次采访及根据那次采访的内容而整理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鼎鼎名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再访”的知名度，即斯诺 1939年 9月下旬的延安之行，似乎是悄悄而来，又悄悄而去。作为一位已经成名的记者，采访了一个重要地区，并会见了一些重要人物，却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最早于 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该卷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理所当然地也就必然涉及他的再访陕北之行。随后出版的个别专著和发表的少许论文，也开始投以关注的目光。从这些论著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斯诺的再访陕北行程被大体勾画了出来，但一些细节、尤其是个别重要时间节点、主要内容等等，仍然语焉不详。

　　本文拟根据有关史料，对斯诺 1939年 9月再访陕北的过程作进一步厘清。

　　再访陕北的起止时间

　　对斯诺1939年 9月下旬再访陕北这件事情，研究者们都不持异议。可是，斯诺在延安究竟采访了几天?是从几号到几号?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斯诺“在这里呆了十余天，几乎每天都和毛泽东见面”。(李灵玲：《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解放军报》2003年 8月 25日。)美国记者约翰·汉密尔顿著《埃德加·斯诺传》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在延安逗留的十天里，斯诺在吃饭时，在打扑克和桥牌时，曾多次非正式地见到已学会打牌的毛泽东。”(〔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20页。)陕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峰曾在 1939年 9月下旬受当时边区政府委托，专门从延安赴西安，陪同斯诺坐汽车从西安到延安。后来，石峰回忆说：他们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了斯诺。七天后，斯诺就返回国统区，转赴德苏战场”。(石峰：《忆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 2期。)按石峰的说法，斯诺再访陕北时，在延安逗留了大约是八天半或九天。

　　本来斯诺自己的记忆应当是比较牢靠的，可惜他在回忆文章里没有说清自己在延安究竟停留了多少天。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是这样写的：“(1939年)9月 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然后在“9月 28日”以后，又记载毛泽东的活动，道：“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后，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42页。)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 9月 24日”。(《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38页。)丁晓平所著《埃德加·斯诺》人物传记一书，虽然也写了斯诺的再访陕北之事，但在时间问题上也是含糊不清。他写道：“1939年 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参观访问。”(丁晓平：《埃德加·斯诺》，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79页。)

　　综合以上各方面记录分析：其一，毛泽东在 1939年 9月 24日这天接见了斯诺，并回答了斯诺提出的问题。这个史实有案可查，是没有问题的。其二，把 9月 24日作为时间节点梳理，可以大体推算出，斯诺应是 9月 23日到达延安，依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关系，第二天即 9月 24日见面，应是合情合理的。其三，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还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 9月 25日至 30日共有六天。如果加上 23、24日两天，斯诺在延安最多可以停留八天。《毛泽东年谱》对斯诺再访陕北活动只记录到“9月下旬”，没有具体说明斯诺何时离开延安。这很可能是没有找到准确记载的缘故，这反倒说明《毛泽东年谱》对史料的态度是严肃、也是严谨的。

　　归纳起来讲，对于斯诺 1939年的再访陕北时间，我们可以确认为 9月下旬：到达的时间基本可以锁定为 9月 23日，而离开的时间虽无法核准，但也不可能逸出 9月 30日之后;斯诺再访陕北的时间最多可在八天之内，至于那些“十天”说、“十余天”说，则不准确了。

　　笔者也注意到，斯诺自己曾经说过：“我到延安时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斯诺文集》第 3卷，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237页。)

　　可后来的研究者都不认可当事人的说法。因为如果假定斯诺说法是准确的，那就是说，斯诺到达延安几天后或者至少五天后才与毛泽东见面。拖至这么长时间见面，这对毛泽东与斯诺的深厚交情而言，恐怕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只有斯诺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与毛泽东见面，才能鲜明地体现毛泽东与斯诺的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谊。事实也果真如此，石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们第二天一早出发，急速赶路，中午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听到山下汽车声鸣，交际处长金城以及斯诺旧友马海德、诗人萧三、英文翻译等人都跑下山来，和斯诺拥抱、握手，以各种方式表达旧友重逢的喜悦，并告知斯诺，毛泽东确定第二天就接见他，使他异常兴奋。”(石峰：《忆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 2期。)第二天，毛泽东如期接见了斯诺。这一天，正是《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明确记录的“9月 24日”。所以，斯诺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记忆失误所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佐证。《毛泽东年谱》记载：1939年 9月 2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140页。)这里所说的慰劳团，是指当时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该团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和高级将领贺衷寒将军率领，遍访各地前线，此刻刚到延安。斯诺当时说过：我一到延安之后，“就去那里参加欢迎中国作家和学生慰劳团的茶会。”(《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2页。)斯诺这里说的慰劳团，同毛泽东会见的北路慰劳团，实际上是一回事。但 9月 22日那天，毛泽东和斯诺肯定没有见面，如果见了面、谈了话，斯诺会说、会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按理也会有记载。这一天的座谈会，毛泽东在场，斯诺不在场，因为斯诺尚在赴延安路上，无法在场。9月 23日中午，斯诺到达延安后，很可能马上就被马海德、萧三、黄华一帮朋友拉去参加了北路慰劳团茶会，斯诺还用较长篇幅记录了张继的热烈讲话，他写道：“张继一向是红色分子的死敌，现在却竭力主张党派合作。我看他是一个魁伟的灰色长发的人，有些象哲学家，当他作一次恳切的演说，盛赞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时，贺衷寒很感到局促不安。”(《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3页。)这一天的茶会，斯诺在场，毛泽东不在场，毛泽东等待着第二天即 9月 24日见他。斯诺记录的他同毛泽东谈话中，其中提到毛泽东的一句话：“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作为赴各战线慰问团的团员访问了延安)。他并不否认存在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共产党。” (《斯诺文集》第 3卷，第 385页。)这里所说的“最近”，应该就是指 9月 22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告诉斯诺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斯诺没有出席过延安方面同北路慰劳团举行的座谈会。

　　总之，尽管斯诺本人也没有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综合各方线索和各种文献，有逻辑地推理和有把握地判断出来：斯诺是 1939年 9月23日到达延安，开始了第二次陕北红区采访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斯诺离开延安的时间只能确定为 9月 30日前，但是具体哪一天则不能确定。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虽然是同访陕北，1936年那次是在保安，1939年这次却是在延安。1936年 6月，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正在休整;1939年 9月，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同时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兴冲冲地再访陕北。他肯定急不可待地想听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 1939年 9月下旬的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 1936年 6月的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优、影响大。虽然再访的成果远远赶不上首访的《红星照耀中国》厚厚一本书，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 1939年 9月延安的生动情景和鲜活的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共的真实声音，宣传了中共抗战的正确主张;独特视角下的叙述，在不经意间转化成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让我们穿越岁月的烽火，挑选几组精彩镜头，回放当年的情形吧——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毫无疑问，再访毛泽东，是斯诺再赴陕北的首要目的。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 9月 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应是于 9月下旬，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他写道：到达延安见过毛泽东的“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4页。)宴会完后，毛泽东又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面对两千人听众，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7页。)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的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泽东对斯诺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他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39—240页。)

　　很有意思的是，在国内问题上，斯诺是基本赞同毛泽东看法的;但在国际问题上，斯诺的判断与毛泽东有异。对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入侵并占领波兰大部分领土之后，苏联进兵波兰东部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做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参见〔美〕约翰 ·汉密尔顿：《埃德加 ·斯诺传》，第 121页。)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斯诺写道：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那是恰恰跟蒋介石的意见相反的，他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参见《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38页。)

　　据悉，斯诺后来将对毛泽东的采访，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斯诺 1936年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房、卧室和会客厅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35页。)斯诺三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新旧变化：“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121页。)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三块美金。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10—411页。)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无利地奋斗着，斯诺写道：“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以外别无长物。”(《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10页。)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他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39页。)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超前判断力。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此伏彼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40页。)斯诺的这些精细描写，无疑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毛泽东的鲜明性格和坦荡磊落胸怀的认识。

　　历史场景之三：延安抗战状况展示。斯诺是 20世纪 30年代第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访问陕北红区的西方记者。由于有着 1936年的采访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对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08页。)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在保安的时期，只有最冒险的商人才肯在当时苏区和‘白’区之间做生意。现在，几家私营的大规模贸易公司，借着他们自己车辆的运输，都很发达，因为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是手工业——大大地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1页。)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国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我很惋惜那当我一九三六年离保安时正在编纂中的集体创作的《长征》史，竟已放弃出版了。据说是为了‘对联合阵线不适应’。”(《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1—222页。)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五百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置于——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6页。)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其余都是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资本家中最著名的有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女儿，胡是以贩卖疗治百病的‘虎标’万金油发财的。四十一个学生是大学程度，一百二十九个是中学程度，有二百个以上还不到高级小学程度。”“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8—232页。)

　　斯诺还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从美国来的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真诚地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远在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迅速溃败沦亡之后”。(《斯诺文集》第 3卷，第 141页。)当“文明、富有的欧洲人”被纳粹德国坦克碾压而无奈投降时，“愚昧、落后的中国人”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却已经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好几年的抗敌，并且从未倒下;尽管多次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依然顽强不屈地反击敌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他写道：“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41页。)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和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些适合国情的做法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他写道：“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能战胜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它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上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70页。) 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等，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的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斯诺分析道：“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与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每月分文全无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72页。)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12页。)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中共军民的这种“鱼水关系”：“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买物只要出最低的价格。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残废的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如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斯诺继续写道：边区人民特别支持八路军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当然，他们可以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自然，舞弊也并非没有;不过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58—260页。)一支有着坚定政治信仰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一支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军队，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暂处劣势和弱小，最终必定居于优势和强大。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后，通过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就断定：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张学良与斯诺的看法，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略与战术，认为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强敌的有效办法。他写道：“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包括三十万以上共产党员的牺牲)，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他们现在差不多占了地球上男女的一半)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76页。)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它力图把每一个乡村变成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斯诺对游击战的理解是：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斯诺认为国民党军队学不会、也打不了游击战：“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没有革命教育，游击队在防御中成为负债性质多于资产性质。”(《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78页。)

　　斯诺以国际视野的开阔眼光，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中国游击战的伟大气势，他说：虽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有些相似，但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比在旁的国家里大得多。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是这个“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正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它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04页。)斯诺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力量，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01页。)国民党政府明白，倘若一旦他们对日妥协和投降，整个民心将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国将成为中共的天下，所以，虽然中共是在野党和弱小的参政党，且军力单薄，然而，中共力量的存在和坚决态度，是国民党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好比是毛泽东用手枪顶住了蒋介石的腰间，逼使国民党不敢、不会投降日本。

　　斯诺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游击战争的残酷和八路军的作战效力。他写道：“一九三八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连日军将领也称中共军队是“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由于无法在军事上消灭中共军队，日军“愈益凭借对于平民的恐怖主义和惩罚步骤。一个新近旅行过河北和山西的教士说，在他所看见的区域里，日军在其惩罚行动中，每隔两三村就烧掉一个，并且屠杀了几千个平民。日军每次大规模的反游击战争，总随带着几百辆的空车，他们退回城里去的时候，把每一样想得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车上运走。一群一群的水牛被驱去杀掉。据说河北和山西的农家牲畜，大约一半已被毁灭。在许多村子里，你再也买不到鸡蛋了，因为没有一只鸡保牢了性命。 ”(《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83—284页。)然而，八路军依然在艰苦卓绝地抗击着极其凶恶、极其残暴的敌人。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曾发表过一个统计，表明战争最初两年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全部军队所使敌军损失的全部配备中，占据了一个非常大的百分率。“单是这两支军队就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百分之六，全部机关枪的百分之十五，全部货车的百分之二十八和全部步枪的百分之三十四。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一九三九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地方游击队的战斗不在其内。”(《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81页。)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完全谈不上兵强马壮，武器简陋，装备低劣，但仍不屈不挠地打击敌人。时日军在华四十个师团中，有“十七个专与八路军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二元七角二分”。(《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82页。)斯诺愤恨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对同为抗日的中共军队的严重不公平：“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六十万元，或者说，三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配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一九三九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给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75页。)难以想象，国民党对本是同根生的中共军队竟然封锁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网上鹦鹉学舌，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的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装备还不错，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斯诺继而反诘：“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样反问批评者：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五年，像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12页。)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斯诺可能终于明白过来了，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却为何国外无人知晓的缘由。他写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率的新闻封锁。一九三九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的活动的消息。”(《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03页。) 也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 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 1939年到 1941年的几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

　　有趣的是，斯诺后来一直在他的故人旧友那里做解释工作，说明事实真相，让他们减少反感，真正读懂和看清中国与中共。他写道：“中共党员和游击区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团体的牢固的领导权，以及部队的十分高昂的士气，主要产生于这些人的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如果我这个话使持怀疑态度的‘老中国通’，特别是新来到中国西部的美国陆军军官感到惊奇，我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过我谈到的这些人”。(《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10页。) 斯诺坚持认为，中共有强烈的独立性，中国革命有鲜明的民族性。“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他的物质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于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斯诺文集》第 3卷，第 406页。)斯诺以为这样说明情况，就可以为中共带来更多的美国朋友，争取到更多的美国援助。应当承认，斯诺的说服工作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无需再叙。斯诺笔下的精彩历史场景还有许多，我们不可能、也做不到在这里全部展现。然而，有一句话不得不说，在当时的外国驻华记者中，还没有任何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报道和记叙的内容，是超过斯诺的;无论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斯诺是无人能及的，他的感性是丰富的，他的理性是深刻的，他的感性和理性达到了有机统一。

　　再访陕北的几个细节问题

　　对于从西安到延安这条路上的回忆，笔者发现斯诺同石峰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一，关于路上时间。斯诺说：他们坐的是巨型道奇汽车，共有 14个旅客，其中 3个女人。石峰没有这样具体的记录。斯诺说：到达三原，我们在八路军的交通站过夜。石峰则说得更明白：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办事处。

　　由于雨大，道路泥泞，不能行车，只能等待，斯诺不免悲叹。他写道：“陕西的雨一开始就落个不停，有时一落便是四十天。这一次落了五天才停，但等我们可以上路已是一星期了。三原的一星期是可想而知的寂寞之极的情景，但我似乎是唯一怨恨耽搁的人。”(《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16页。)而石峰的回忆文章却说：他们在三原等了二天，然后继续前行，赶往延安。(石峰：《忆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 2期。)对路上走的时间，二人的表述差距较大。

　　第二，关于同行旅伴。石峰说，同行的还有一位国民党合作社的负责人孟用潜。这与斯诺的记录是一致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游击队检查员孟云卿(音译)，他是到延安本部去参加会议的。斯诺同时还记叙了一位有价值的同行者，他写道：旅伴中“还有共产党领袖陈昌浩的小脚太太，带了她的儿子去看他那著名的曾被巨金悬购首级的父亲。她在路上表现了绝好的精神。当司机者清除路上难走的障碍，或当我们听了警报散避时，她一次又一次的痛苦地撑着小脚攀下车来。然而她从不诉苦和表示一生中未有的颠簸的劳顿。年少的陈在精神、行为乃至容貌方面使我想起了旧时的一个同学，因此我在三原便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伯特’，并且教他装着奇怪的样子。‘伯特’直到最近才发觉他的父亲还活着以及他的父亲是谁，因为在内战几年中，他的母亲是绝对保守秘密的。”(《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16页。)看得出，陈昌浩的“小脚太太”虽是旧式乡下农妇，但她意志坚强，内心强大。然而，对这样一位特别的旅客，石峰的回忆文章则一字未提。

　　第三，关于西餐厨子。因为斯诺是西方记者，要吃西餐，石峰通过三原的学生，拐弯找到一位曾在基督教堂当过厨师的儿子，并成功说服厨师之子随行一块去延安。石峰甚至说：“延安的烤面包就是从他开始的。”(石峰：《忆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 2期。)而斯诺却说：这位西餐厨子是他和孟用潜二人在三原闲荡寻找面包店时，无意之中碰到和发现的。( 参见《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18页。)

　　末了，还要说一件事：最近有人在网上说，延安未曾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其言外之意是共产党躲在山沟里，不去抗日。真实情况是，斯诺到达延安当天，就撞上了日机的又一次轰炸。石峰写道：“当天下午，警报响起，日军的飞机来轰炸延安。斯诺找我，要我陪他去拍几张日军轰炸延安的照片。我领他到宝塔山下，他一看，说：‘这里目标太大，不安全。 ’我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比防空洞还安全，延安几千孔窑洞，就凭这宝塔山寻找目标，如果炸毁目标飞机就成了瞎子，还有什么炸头?’”(石峰：《忆 1939年陪埃德加 ·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 2期。)这个说法表明，石峰是有军事经验的。斯诺也声讨了日机空袭的罪行，他写道：“事实上，延安已成了完全受空袭破坏的大市镇的唯一例子。日本显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因为他们几乎每天在继续轰炸那地方。单是这一处，日本一定已经消耗了几百万元了。”(《斯诺文集》第 3卷，第 220页。)斯诺的幽默式讥讽，难道还不能够说明问题吗?

　　(本文获得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支持)〔作者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732〕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