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发动大生产运动
来源：传媒中国   2015-05-30 15:20:51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是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电影纪录片《南泥湾》中的歌曲。电影《南泥湾》说的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粮的故事。1941年，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起镢头，经过几年的开拓，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不要政府一分钱，而且实现了“耕三余一”，开始向政府交纳公粮了。自古以来，士兵可是“公家人”，历来是吃公粮的，哪有自己种自己吃的道理？这事别说现在的人十分惊奇，就是当时的士兵们也想不通。说起这桩奇事，那要从1935年党中央刚刚到达陕北说起。

经费短缺，留守兵团摸索出生产自给办法

　　1935年10月，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考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终于有了一块暂时的落脚地。能有一块自己的落脚地固然是极好的，但这是一块怎样的落脚地呢？陕北地处高原，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常年发生旱、冰、冻、霜、虫等灾害，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常年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这里兴起，但最终被迫离开，陕西贫瘠的土地无法供养起如此庞大的农民起义队伍是一个重要原因。红军到达陕北，遇到了和起义军相似的情境。如何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打开局面，红军到达陕北稍事休整后，就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了东征，向邻近省份富庶的山西发展。山西以财主多而著称，但那里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更是财主中的财主，极为抠门，自己的地盘哪能容得下红军染指？但是几番较量下来，阎锡山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不仅地盘丢失了很多，还搭上了几多人马。闹心的阎锡山无奈之下决定引入此前他一直坚拒的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军协助“剿匪”。而此时，红军已经打得一些“浮财”，部分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同时也宣传了红军抗日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因此选择主动撤回根据地。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力主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此后国共多次接触，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重大牺牲，陕北根据地作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则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经费开支由南京国民政府支付。同时作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有了一些办公经费。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影响的扩大，海外华侨、国际友人也进行了一些捐赠。为了休养民力，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财政开支，很大一部分是靠这种方式解决的。据统计，边区外援金额1937年占边区总收入的77.2%，1938年为51.69%，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0.5%。

　　但军费和办公经费的供给标准极低，外援也是极为有限的，以八路军为例，伙食费每人每天仅5分菜钱，一斤半毛粮；津贴费，战士每月一元，就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也只有每月5元。至于办公经费，一个连队每个月只有几块钱。按照当时的物价，官兵的伙食费，“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战士的津贴，连必需的日用品都难以购备。即便如此，由于日寇的封锁，加之国民党顽固派从中作梗，故意克扣、拖欠，军费和办公经费从一开始就没有一次按期、如数发给过。

　　当时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曾这样描述过他在1938年春节前到部队检查工作时的情形。当时已是隆冬，他在三八五旅七七○团看到，官兵不仅缺少御寒的柴、炭，而且被子破烂，每天两餐还吃不饱。清晨他循着哨声来到连队的操场，眼前的情景更是令他震颤：披着雪花出操的战士，有的只穿一件棉上衣，有的只穿一条开了花的棉裤。另有十几个人，全都穿着夹衣，还有5个战士赤着脚在雪地里训练，而出现这样情况的不只一个连队。

　　留守兵团开始行动起来，自行想办法解决困难。有的开了磨坊，自己加工毛粮；有的自己做豆腐，生豆芽，以节约伙食费；有的利用驻地条件，自己养猪种菜。萧劲光把这些做法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说：对部队的这些做法，要给予鼓励，要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我们部队必须学会搞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肯定让留守兵团的干劲更足了。7月，兵团发出电报明确提出各部队在完成战斗警备任务的同时，要完成一定量的生产任务，电报甚至要求，要抽出存洋一部，收买羊毛、驼毛，分给各班战士，织成毛袜、手套、毛鞋等，保证10月底每人各样完成一双。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裤则更好。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社会，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我们的战士们不仅要打仗、搞生产，还要自己织补衣物。这可真是一支奇异的军队。

受到启发，毛泽东发起生产运动

　　留守兵团生产自给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让毛泽东感到分外欣慰，也给了他新的启发。12月的一天，他把萧劲光、林伯渠、高岗等人找去，商谈进一步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事宜。大家刚一坐定，毛泽东就严肃地问：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不待大家回答，毛泽东又接着说：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接着毛泽东提出了3个办法供大家选择：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毛泽东的话既风趣幽默，又通俗易懂，3人不约而同地说要按照第三个办法做。毛泽东笑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第三种办法。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今年留守兵团抓了一下，我看有这种可能。

　　恰在此时，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请毛泽东为该刊写文章。为了引起人们对生产运动的重视，毛泽东在1939年1月2日题写的发刊词中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他强调，军队参加生产运动，可以一方面改善军队的生活，补助给养的不足；一方面又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他要求：“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

　　一件事不抓则已，抓则必然一抓到底，这是毛泽东的性格，也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为了推动生产运动的开展，1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毛泽东就即将开展的生产运动指出：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中央成立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拟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各机关学校等单位也要组织生产委员会，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毛泽东强调，为了使各单位能够积极参与生产运动，在运动中要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

　　作为推动生产运动工作的一部分，2月2日，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说，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204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作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什么是战略家？战略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在事情刚露端倪之际，及时发现问题之所在，并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此时，陕甘宁边区的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毕竟外援还在，生存下去还不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在当时日寇主要力量投入到正面战场，而党内的一些同志还在成天叫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投向即将到来的战略相持阶段并想出如何克服困难的办法来了。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储备了一定的物资，而且为下一阶段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有益经验。毛泽东无疑是一位极高明的战略家。

面对重重困难，统一认识推动大生产运动

　　中日战争的发展果如毛泽东所言。日寇眼见无法迅速灭亡中国，开始打起巩固已占领地区，辅之以诱降国民党的主意来了。日军集结了侵华兵力的75%，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残暴的反复“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同时，日寇还实行了所谓的“囚笼政策”，修路筑堡，密如蛛网，把解放区分成大小不等的小块，企图困死解放区军民。据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自供：“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的两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对根据地进行进攻和围困的不仅有日寇，还有国民党军。从1940年冬天起，蒋介石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并不断挑起“摩擦”，进攻根据地。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同时，以“防敌”“缉私”的名义在公路、铁路建立了诸多封锁站，宣称：“一斤棉花一尺布，不许进边区。”对到边区走亲戚的老乡，不论男女老少，通身搜查，甚至连驴鞍底下垫了一点新棉花和饮马用的帆布水袋也被抢走。国民党的阻挠，使得海外爱国华侨和友区的捐款也无法及时汇兑，外援近乎全部断绝。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1939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遭受了旱、冰、水、雹、风五大灾害的轮番侵袭，农产品连年歉收，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边区军政人员基本生活用品严重短缺，“夏天每人只有一条裤子，许多同志没有裤子换洗，洗裤子的时候，蹲在河里，等晒干了才爬上岸来重新穿上”。边区本来就是一个土地贫瘠，靠天吃饭的地方。抗战爆发后，大批民主人士，特别是爱国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入延安，边区需要养活的人口急剧膨胀。据统计，边区中央及地方党政军人员及马匹数量，1937年约为14000人匹，1938年约为16000人匹，1939年为58542人匹，1940年为71092人匹，4年增加了5倍。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曾概括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内外交困之下，边区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征粮。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1941年更是增加到20万担。边区的农民对此颇有意见。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外面下着雷阵雨。随着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等人，李彩云不幸身亡，另有7人受伤。此外，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中而死。这个农民便借此发泄不满，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要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放人。后来，毛泽东在谈及大生产运动原由时曾指出，“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其时，在如何渡过困难、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上，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在内部曾发生了一场争论。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即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些做法会加重人民负担，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如何弥合分歧？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的办法，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指出，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仅仅依靠收税、向群众要粮要物，或紧缩开支，而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错误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反复告诫，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他认为：“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共产党人“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给人民以东西”，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帮助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做到了这个前提，“向人民要东西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最终毛泽东的看法被党内接受，有力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展开。

　　在大生产运动推行之初，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没有真正认识到大生产运动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把经济工作看作重要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所以“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对于这种做法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在1943年10月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认真总结了生产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厅长、总务厅长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强调，凡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毛泽东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者。大生产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长期以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直到次日凌晨，因此毛泽东开荒种地的时间也多选在凌晨。此时，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就扛着镢头出来开荒了。一次，中央军委一局局长郭化若来送电报，见毛泽东又在挖地，走上前去诚恳地说：“主席，您要领导全国抗战，工作很重要，就不必参加开荒了，我们一局为您代耕吧！”可是，毛泽东挥了挥手，说：“大生产是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的决定，人人都应该参加，我怎么可以置身于运动之外，袖手旁观呢？”

　　毛泽东在自己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白菜、土豆、丝瓜等。由于地块整得细，肥上得足，草锄得勤，地里的菜长得很好。尤其令毛泽东高兴的是，他的地里种出了他最喜欢吃的红辣椒。除了供自己吃外，他还经常拿这些劳动果实来招待客人，送给周围的同志。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都动员起来了，数万人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形成了“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做劳动的先锋”“我们要做劳动的英雄”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

　　毛泽东还注意用典型带路的方法不断推动大生产运动向前发展。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100多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党员，为他们颁发了毛泽东、朱德等的亲笔题词及奖金和奖状。对于劳动英雄，边区政府给予很高的荣誉，将其名单及对生产的功绩，用口头的或画报、壁报等方式加以公布与表扬。劳动竞赛运动形成了空前的劳动热潮，劳动模范的示范作用及其对他们的尊崇，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电影团听闻了三五九旅的事迹，有意用电影记录下三五九旅开荒的感人故事。在拍摄过程中，电影团同志深深感到广大战士热爱毛泽东、渴望在银幕上看到毛泽东形象的强烈心情。他们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请求毛泽东为影片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当时，延安的窑洞光线很暗，电影团无照明设备，所用的胶片感光度又很低，只好请求毛泽东把办公桌搬到窑洞外面，请他坐在阳光下拍摄。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大字，深刻生动地点出了影片的主题。毛泽东的题词给影片增添了无限的光辉，在陕甘宁边区各个地方进行放映时，每当毛泽东和他的亲笔题词在银幕上出现，总是欢声雷动。

　　经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农牧业发展迅速，与抗战前相比，1945年耕地面积增长79.4%，植棉面积增长270.6%，牛羊驴数量增长200%～300%。粮食产量大大提高，1941年为45.6万石，1943年达181.2万石，农民手里第一次有了余粮，创造出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史上的奇迹。按人均占有粮食计，1943年为339斤，人均粮食的消费量较内战时期增加了将近2倍。边区的棉纱、布、铁、纸等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

　　大生产运动的覆盖面相当广泛。不仅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而且在游击区和敌后区，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6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

　　在延安杨家岭，有一座这样的广场，它是为纪念一个普通的战士而兴建的，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为人民服务广场”。1944年，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响应大生产的号召，在烧炭的过程中，因窑洞突然塌方而壮烈牺牲。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难过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方生产劳动死人就太不应该了。”他要求做好善后工作，表示要参加追悼会并讲话。

　　9月8日，毛泽东以深切怀念之情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称赞“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他在演讲中强调：“我们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抗战之初，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如何实现军民一致团结对敌是毛泽东心中的大问题。大生产运动的最大目的就是为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它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好注脚，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写下了唯一的一首杂言诗《八连颂》，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