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抗战相持阶段认识的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来源：张天社，唐都学刊2010年05期（98-102）   2022-09-09 09:31:00

　　摘要：对抗战发展阶段的判断，是我党制定政策的基础，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认识，经历了1938年11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到1939年6月“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再到1939年9月“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发展变化过程，从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判断以及我党为坚持抗战、争取时局好转的不懈努力和坚定信念。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相持阶段;认识变化

　　作者简介：张天社，历史学硕士，教授，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师，长期讲授“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专业课，曾开设“中国抗日战争史”“近现代史学流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选修课，其中“中国现代史”被评为学校首届精品课程。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指出，抗战八年中，抗日战局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朱德对抗战八年作了总结，认为“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 1938年10月间武汉失守”。这一阶段共15个月。 “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从1938年10 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1944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此后就是第三阶段，即当时所处的阶段—— 战略反攻时期。朱德对抗战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为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直到今天。

　　抗战三个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时期，也是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相持阶段确立后，其它两个阶段不辩自明。但是，考察抗战时期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的认识，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没有认定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为抗战相持阶段的开始。对毛泽东关于抗战相持阶段认识变化的分析，学术界尚未有专文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1938年11月：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

　　1938年5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军事论文《论持久战》，他不仅断定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而且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他指出： “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日战略的相持阶段。”这一阶段是 “敌人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所以第二阶段在整个抗战时期具有重要的作用。

　　那么，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到来?1938年9至11 月，也就是武汉、广州失守的时候，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做出判断，认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与将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我国的困难加多，另方面我国更加团结与更加进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武汉广州相继不保”，我国退守内陆地区，以及汪精卫集团投降不利影响等，“这些都是目前和将来相持阶段中的困难现象”。当然，日本也会出现战线延长、兵力和资源不足的困难。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积极，国共关系相对较好，所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希望和评价较高，认为“蒋委员长与全国人民的不动摇的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其政治影响的扩大”，以及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国内政治的逐步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根据地)等，这些因素将使我国更加团结与进步，“将迫使敌人停止其战略上的进攻，而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

　　广州、武汉刚刚失守，毛泽东就认识到，中国抗战已经处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即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变时期。三个月后，由于日本再没有发动大的军事行动，国内政局相对平静，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六中全会的判断。1939年 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的讲话中说：“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现在已经证明它的正确”。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对欧洲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影响做了估计。认为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欧洲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欧洲战争不论早打晚打，对中国都有利。”这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较为乐观，他相信中国抗战的相持阶段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不久，国内国际形势却发生了逆转，促使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对中国抗战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

　　二、1939年6月：“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含义，认为“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也就是说，蒋介石并不想收复东北，而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作为对日谈判的基础。同时，全会还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从而引起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警觉，但毛泽东当时还不能理解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原因。

　　这时，由于欧洲形势日益吃紧，英法在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利益以后，又想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保护其在东南亚的权益。1939年初，英法提出了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的主张。日本为尽快结束“中国事变”，也希望英法等国在东方再来一个慕尼黑协定。这些动向似乎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即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如果这样，那么英法比El本更加可怕。

　　1939年5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党目前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些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一种新的慕尼黑协定的必然结果，其中包含着重大阴谋，因为反共很可能是国民党投降的准备。”共产国际的指示，使毛泽东的许多疑惑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是，毛泽东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认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长篇报告。他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论述了日本诱降政策的过程，认为日本对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进行 “扫荡”，又企图进攻陕北，就是促进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步骤之一。日本诱降政策是国民党政府投降危险的第一个因素。他改变了对英法美国家的估计，不再认为英法美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作用，也不再有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分，而统称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掠夺，英法美对侵略战争的放任态度，目的就是从中渔利，新的慕尼黑的危险正在形成。“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法美帝国主义者的现实政策。”英法美对国民党政府施压，是国民党政府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毛泽东还分析了国民党自五届五中全会以来的言论动向，说明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历来就存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反共”。由于共产党主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所以妥协投降就必然反对共产党，“反共是准备投降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国民党政府投降危险的第三个因素。毛泽东总结说：“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自己不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基于上面的分析，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进行了估计，认为“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个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个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中国抗战的前途又决定了抗战相持阶段的变化。相持阶段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二是“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和一切不愿投降的人继续抗战，巩固敌后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红军一样;三是“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那么，当时是不是处在相持阶段呢?6月13 日，毛泽东在总结“结论”时，用大量篇幅对相持阶段作了重新判断。他说：“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种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么，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 (中国佛朗格)，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战略相持。”

　　显然，毛泽东已经改变了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时期认定的抗战正处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判断，而认为抗战相持阶段远未到来，并且目前的局面，“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日本正在组织两支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英法美)，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国民党)，前者包围中国外部，后者迂回中国内部。“在没有打退(这两支日本同盟军)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这里的“国际牵制”，是指苏联的强大，当时苏联已经提出建立普遍安全的计划，表示继续援助中国抗战。

　　毛泽东认为抗战相持阶段可能这样组成：“武汉失守后暂时的大部相持”——“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某时以后再来一个的大部相持”。但毛泽东又认为：“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如果发生了大部叛变的事情，那么“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华北虽是小部相持，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小部相持经过三年五年的发展，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就会形成新的大的抗日阵线，再出现一个大部相持。毛泽东说：“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这也是抗战八年中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最严重的最危急时期，但毛泽东对未来的发展却充满信心。

　　193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战略形势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专门就战略相持问题告诫全党：“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寂，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 “认为敌后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主张，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时抗战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既然毛泽东认为目前的局面“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那就应该回到第一阶段去，即战略防御阶段;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实体国民党分明还没有投降，“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寂”也确是事实，不能否认，于是只好继续采用六届六中全会时期的表述，认为“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如果说六届六中全会时的“过渡时期”，更多地带有相持阶段即将到来的判断，而这时的“过渡时期”，更多地含有防御阶段仍将持续的估计。两次 “过渡时期”涵义的不同，应该明白无误地加以区别。之所以采用旧的说法，除了判断上十分困难和表示政策的一贯性之外，还因为回到防御阶段，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一点，中央指示说得十分明白：“应该反对无根据地认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但同时要坚决反对因为抗战困难、投降危险与反共危机的增加而产生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虽然《关于战略形势的指示》文字不长，但却是中共中央关于战略形势判断的重要文件。

　　此后，中共中央在全国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响亮口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妥协投降和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活动，以防止“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的局面的持续，争取相持阶段的早日到来。

　　三、1939年9月：“相持阶段已经到来"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的观点却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结束，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9月16日，在回答国民党统治区三位记者的提问中，毛泽东对此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认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的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判断，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 从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略相持阶段的认识就确立了下来，再也没有改变过。

　　为什么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对相持阶段的认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从“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到“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从 “认为中日战争已经进人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到“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何在?除了1939年6 月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外，是什么因素导致毛泽东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呢?

　　第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在与记者谈话时，都强调“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新形势”的作用。这种新形势，先后表现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欧洲战争的爆发。为了针锋相对，把战争矛头引向英法，巩固自己的西部防线，1939年8月23日，苏联竞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引起欧洲共产党的许多非议，但却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对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而且还“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英法集团与德意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无疑将减轻英法劝降国民党的压力，减少国民党的妥协程度，同时也使苏联能够继续支持中国抗战。此外，美国也不想卷人战争，这对德意日也具有牵制作用。不仅如此，英法集团与德意集团的战争一旦爆发，这种战争的性质固然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战争，但列宁关于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言犹在耳，欧洲战争的爆发也就预示着大革命时代的来临。9月1日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欧洲战争果然爆发了，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要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到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 “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二，国内形势的新变化。1939年9月9日至1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意外地通过了一个《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蒋介石以议长身份不但接受了这个议案，而且指定了有共产党人董必武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来完成制宪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声讨汪逆否认一切汉奸组织案》等，发表了《讨汪通电》和《慰劳前方将士暨战区被难同胞书》。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

　　声讨汪逆否认伪组织和准备实施民主宪政，当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共中央也连续两次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认为：“本届参政会重要收获，为通过否认伪组织及通电声讨汪逆案及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虽两案均比较空洞然仍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所以，我们不但要“积极主动地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而且要“借以克服目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这时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事件，这就是1939年11月23日，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三党三派联合起来，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声明为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战而努力。这些事件使毛泽东坚信，全国的进步力量在不断增长，只要我们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1939年10月，蒋介石还利用欧洲战争爆发的形势，制定了《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于11月发动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作战。这次攻势作战虽然战绩并不理想，但表明蒋介石国民党还站在抗战阵营中，至少没有公开的投降行动。

　　以上情况说明，1938年6月《反投降提纲》时对形势的估计确实有些严重了。日本自占领广州、武汉以后，确实与《论持久战》中对战略相持阶段的判断一样“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抗战已经处于相持阶段了。到了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又将相持阶段开始的时间上溯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因为自广州、武汉失守后，除汪精卫外没有发生“大部投降” 的现象，“武汉失守后暂时的大部相持”的局面就一直持续了下来。

　　四、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是我党努力的结果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国内外局势的看法虽然不同于《反投降提纲》时期，但也没有回到1939 年1月以前。英法与德意的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还不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国民党的投降虽然不是事实，但还在动摇之中；国民党虽在动摇之中，但只要共产党坚决斗争，仍然可以制止投降的发生；中国抗战已经处于战略相持阶段，而不再是过渡时期;抗战相持阶段是我们经过努力争取到来的，不是自动到来的。

　　对于抗战相持阶段认识的变化，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1939年12月1日)作了最好的说明：“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入了欧洲战争，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特别是由于共产党和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国民党不敢公开走上投降妥协的道路，所以，“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是，由于国民党还“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与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所以，“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前的抗战相持阶段继续发展下去，为战略反攻奠定基础。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的认识，是与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演变密切相关的，是对敌我友力量对比分析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识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于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判断，是我党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基础，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对战略相持阶段认识的发展变化，充分体现了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时代要求，体现了我党为争取时局好转的不懈努力和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表现了我党对抗战前途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这是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